从赵本山到余秀华——被消费的农民标签
赵本山是早已成名的演员，余秀华是新近火爆的诗人，笔者在此相提并论并非风牛马不相及，因为在这二人成名的背后，揭示的乃是被标签化的农民是如何在新时代成为消费对象的。
任何一种文艺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本山的小品和余秀华的诗歌都有它们产生的社会客观条件，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按照祝东力关于文艺美学的分析，改革前后农村题材的作品经历了从崇高到喜剧的形态变化，而赵本山恰恰是迎合了这一转变趋势，以其“笑星”的身分成为了时代幸运儿。在笔者看来，这种美学形态的转变正是社会现实之于文艺的映射。新中国成立后，工农成为国家领导阶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得以贯彻，作为社会主人的农民阶级被赋予了正面积极的形象，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也要求把农民塑造成为社会先进分子的代表，于是像梁生宝、萧长春等一批新农民形象涌现文艺舞台，成为引领一个时代的风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赋予了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而且更进一步赋予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农民的艺术形象因此必然是高大的、崇高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分子，同样也需要深刻的改造，去除非无产阶级的小农意识，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文革失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邓小平利用农民普遍存在的小农意识，解散人民公社集体，开启了复辟资本主义大门。人民公社集体一经摧毁，农民得以成为先进阶级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又回复到分散单干各顾各的小农经济，这样就让农民本应深刻改造的缺陷反而放大了，先进性让位给了落后性，传统落后农民形象取代了经过马列毛主义思想武装的先进农民形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本质上造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大变迁，工农阶级由原来的领导阶级变为弱势群体，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只能为主流的统治阶级服务，农民就必然从原来的主角边缘化，成为对新的主角的陪衬，这就像传统戏曲里经常需要出现配角“小丑”一样，农民很不幸被锁定成为这一角色，其功能就是衬托主角，为观众所消遣，而不是像原来那样被崇敬、被学习。于是农民形象完成了从崇高到喜剧化的转变。
从一定意义上讲，赵本山确实是应运而生，他的土得掉渣很好地适应了喜剧化的艺术效果，而市场经济的形成又让他如鱼得水，恰到好处与市场对接，很自然地成为吸引眼球的消费对象。当然这种消费是与农民被标签化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看中农民的“土”蕴含的卖点，就需要将它进行一种标签化的包装，而赵本山很自觉地让自己成为了这种经过包装后的消费品。因为市场需要的只是卖点，并不在意产品的实质，以标签化展示的农民形象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农民形象，就不属于市场逻辑考虑的范围。当然，从表面来看，产生这种现象似乎只是市场的需求，但实质上还是主流阶级的需要，或者说政治的需要，政治需要农民作为一种喜剧化的社会角色，这样一方面完成了对农民阶级实质上的贬斥，另一方面不至于对主流统治阶级造成威胁。农民的愚昧也好，小聪明也好，从艺术表达来看，都不是农民主体性的表现，而是他人眼中的印象，那么农民就被锁定在了一个被动的艺术框架里，实际上剥夺了真实农民的表达权，而类似赵本山这样一批农民形象代言人却早就异化为市场的时髦消费品，真实的农民形象被想象的农民形象所代替。显然尽管赵本山这样的艺术形象被提倡传播，但他表达的只是主流阶级的理念，而消费对象也主要属于主流阶级范畴，真实农民的理念被屏蔽，他们只能是被动的受众，因此不论对于主流阶级还是农民来说，赵本山的作品都只具有娱乐功效，能够逗人发笑足矣，没有必要展开严肃思考。
正如有人所论，与其说赵本山是一个成功的表演艺术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表演的农民的愚昧落后与其从事商业活动的精明强干恰恰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从他一开始脱离基层，走上主流演艺圈的舞台，就完成了农民艺术家到演艺商人的身份转变，他需要的不再是农民的精神内含，而仅仅是农民的身份，并利用这种身份与市场合谋，生产出一种以农民为标签的消费品。作为农民的赵本山，这当然更多体现的是现实与市场的压迫下被动适应的过程，这也就说明作为真正农民的表达通道被堵死后，你要表达出来，就必须经过异化包装处理，以适应主流阶级和市场的口味。从一定程度来讲，如果说赵本山要通过艺术的正面来表达农民是艰难的，就只能利用拐变抹角的方法来表达，因此赵本山表演的喜剧性又不完全是空洞虚浮的，具有一定的“嚼”劲，常常通过喜剧化的情节一不留神就揭示了真相，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悲情，当然这只是赵本山的另一面，这一面显然也是重要的，要不然赵本山不成其赵本山。
又正如赵本山所代表的农民形象首先是作为了一种消费对象，余秀华之所成名，很大程度也不是因为其艺术的影响力，而是身上具有的农妇标签，巧妙地适应了市场社会的消费效应。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她的文学水平，如同我们不能否认赵本山的演艺水平一样。如果说赵本山被消费的农民标签是一个字“土”的话，那么余秀华则是“野”。赵本山的小品土得掉渣，余秀华的诗歌野得诱人。“土”和“野”本身原无可厚非，都是极具表达能力的艺术元素，然而把这种“土”和“野”以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呈现一种夸张甚至荒诞的形态，那就是把表达的对象异化了，然而正如上述，作为弱势者的表达原本是没有自由的，只能通过异化的方式来寻找突破口。余秀华所表现出的野性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美”，但她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需要表达的效果，那就是为什么一些真正的诗人也会为她的诗歌而感动。抛开那些虚浮的粉丝，人们能够发现她确实有真实的才华，而并非一个完全标签化的消费品。然而遗憾的是，她的才华也只能以这种异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能不能认为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赵本山的“土”还是余秀华的“野”，从另一个意义来讲，正是一种弱者的反抗呢!
弱者逃不脱被消费的命运，但弱者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来反抗，他们被强者消费，然而他们也正在消费着强者。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定律，让弱者永远安于弱者的角色，只能是强者主观的意愿，缺位的终归要归位，无声的反抗终归会化作惊天的雷鸣。
201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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