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后改革年代真的就能公平吗？
汪华斌
近日两会的欢呼声不断，一些弱势群体的朋友对我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代”；现在是还我们公平的时候了。在这些朋友看来，现在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创新和新事物出现；全部是平分改革成果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想法，也的确是不可能的。
首先任何社会既得利益者与利益缺失者永远是一对矛盾体，他们之间的平衡取决于权力的制衡；如果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与权力者是分开的，权力者将很容易就能通过权力使利益平衡；而如果既得利益者与权力者是同一体，这个社会的平衡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么是权力者用权力将利益缺失者制服，或者是利益缺失者的反抗而取得新的平衡。
这是一个充满着各种诱惑力与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与风险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容易失望的时代。因为在这个年代，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于GDP至上、效率至上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以平衡社会矛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为新特征后发展年代，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也是一说。
的确，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同样也不是目标明确，而且改革的路径并不清晰；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与权力者合二为一了，理性的改革更难。如我们如今腐败分子日益猖獗，我们能期望腐败分子自己收手吗；再加上后改革开放的年代必然进入到决策问责的时期，权力者们能是傻瓜吗；他们能愿意减少权力而扩大责任吗。
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时损害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利益，而后改革开放年代损害的是那些先富起来人的个人利益；损害全民所有制的利益没有涉及到个人利益，而如今却涉及到个人利益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实践，涉及个人利益的改革就很难。此外旧的矛盾在发展中得到了化解后，新的矛盾却又在发展中不断产生。如我们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劳资冲突和社会权利失衡，以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化等等；均表明中国在后改革年代的艰巨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出现一个问题就用一个制度来平息；结果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多的，而制度的有效性却又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不是制度的错，而是利益使我们的权力者推动改革的步子太快；遭遇法律保障机制贫乏和问题积累的一系列原因，结果我们的社会矛盾加剧。所以说今日虽然是后改革年代，但依然是改革的进行时；因为它要对以往改革进行深化和修正，即：填补以往改革之缺漏、矫正以往改革之偏差与失误、消化以往改革的不良后遗症和完善可持续性发展的体系。
如果能够做到上述这些，我们就能够实现科学发展、共享和谐。现在有一本后改革开放年代的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当代社会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重大主题进行了结晶。虽然该书的作者如同鲁迅先生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样，“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但对社会本质与根源还是采用了回避，所以读一读使心情舒畅可以；而实施的可能性估计希望渺茫。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上的人生如是，国家与社会亦当如是。然而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却看到的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现代的人生如此，现在的国家与社会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的腐败分子，他们没有忧患；他们只有安乐，你看他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滋润。虽然我们共产党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我们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人；所以安乐同样也是追求的目标。
没有人需要多一些忧患意识，也没有人愿意少一点安逸享受；增一分公益责任，必须要同步增长两分自利；这才是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的主旋律。
我们的确能看到一些改变，但不要期望值太高；因为利益的再分配从来都是痛苦的。
我们，我们期待；会有美好的明天等待我们的，但真正的公平还是一个遥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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