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是个坑，一切功劳往里扔？——评吴建民先生讲话
言川
全国政协委员、外交学院院长吴健民先生是本人所尊敬的外家家，但他在最近全国政协组织的“以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协商会的讲话，本人却深不以为然。他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我们本应当把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矫枉过正的部分拉过来，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坚持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中破“四旧”，否定中华文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后，我们吸收了外国文化中的好的东西，但是糟粕也进来了，所以今天中出现了信仰缺失的现象。
吴先生说今天的中国的信仰缺失，只是说出了了事实的一部分；现在不仅仅是信仰缺失的问题，而是道德底线是否失守的问题。而吴先生究其原因，一是来自外面的“糟粕”，二是归咎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
应当明白，所谓“革命战争时期矫枉过正的部分”，就思想文化来说，就是高举“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大旗，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这些糟粕与现代民主思想没有任何相容之处。不批判并清除这些糟粕，就没有中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没有中国革命的大胜利，也就没有今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但应继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且还有更为艰巨的任务，即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和新型的生产关系相适应。说到“文革”，从来都被定义为“政治动乱”；在思想文化方面，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红卫兵思维的单纯和幼稚，许多历史文物、古籍，以及某些可以改造、借鉴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但远远谈不上“登峰造极”的破坏。何况“文革”不等于“文革期间”；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国防、外交和思想文化建设并非一无是处。因此，回顾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展和升华，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争的事实:
传统文化中的“仁”，被“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所取代，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党员干部的座右铭。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是中国有史以来官民关系最好的时期；
传统意义上的“义”，则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应当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思想所取代，助人为乐蔚然成风，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
古人讴歌的“节”，升华成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强暴，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不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打破了外国敌对势力的封锁，而且带来了国内稳定和良好的社会治安；
最被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的“忠”，由“忠君”，变成了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战争中，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安全，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忠贞群体；
古人推崇的“君子以自强不息”，发展成数亿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觉行动，于是就有了“两弹一星”，有了大庆石油、杂交水稻、有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
总之，毛泽东时代虽然由于从旧中国走来，底子薄，同时为了巩固国家安全和加速建设，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从广大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有信心，有信仰，守纪律，明是非，精神生活极其丰富，至今被人深深怀念，甚至于一些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怀有敌意的人，也不否认。
显然，“信仰缺失”不是毛泽东时代惹的祸，而是源自那之后。具体原因，一是宣传舆论工作出了偏差，宣传“发展是硬道理”时，没有宣传“发展”是社会、思想、文化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为了矫正这一偏差。二是教育管理松了劲，尤其是对引领社会风气具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富人和知识精英教育滞后，管理松弛，好人主义、温情主义盛行。十八年前，邓小平在总结“六四”教训时就指出，改革开放后放松了教育；近些年，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党员干部的文件，即是弥补教育管理的缺失。最近暴露的山西省黑砖窑事件，是一件典型的践踏人类道德底线事件。如果“信仰缺失”是毛泽东时代所致，那么这样的事件应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或中期；但它却出现于目前，恰好以事实证明，上述两个原因导致了“信仰缺失”，某些方面甚至底线失守。
那么，吴建民先生为什么要将“信仰缺失”归咎于毛泽东时代呢？“毛泽东时代是个筐，什么罪过都往里装”，而“改革时代是个坑，一切功劳往里扔”。否定前者，不但没有风险，而且可获得“思想解放”的美誉；而赞美后者，或者为后者粉饰，至少可以得到现在当政者的好感。——吴先生是否也具有某些知识精英的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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