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华网”北大某教授又出高论“一文有感！

韩强
《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内情》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写的。他是1953年出生的。我是1948年出生的。
杨教授说：“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先解决权利平等问题。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
从这段话来看，杨教授终于承认“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也就是那时没有发生严重问题，因为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既然如此，那么请问：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环境”？我想大家都是是心知肚明的。
我还要问：“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如果平均分配，那么主流经济学家会不会说是“平均主义大锅饭”了？不是一直有人说五十、六十年代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吗？从杨教授的文章看来，五十、六十年代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因为干部工资有24级。工人有8级，农民的工分也是有差别的，大学的助教、讲师、教授也是有级差的。有级差，就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所以我要说，主流经济学家宣传的五十、六十年代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属于“假新闻”一类的忽悠。其实主流经济学家自己就否定了自己的说法，大家知道有一个口号叫做“拉大差距”，什么叫“拉大差距”？是原来就有差距，再叫“拉大”？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宣传的五十、六十年代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属于“假新闻”一类的忽悠。
下面，我谈一谈五十、六十年代我所见到的事实，因为我比杨教授大五岁，见到的事实多一些。先说“大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
本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五十、六十年代也不算是太好的出身。但是有些亲戚在北京，也有住在“大院”里的，有的级别也很高，不住在“大院”里。按照当时的级别，13级以上算“高干”。而我的姑夫也是“高干”，住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普通楼房里，三间一个单元（是与普通人住在一个楼）。他家的家俱也简单，因为干部要经常调动，所以家俱是公家的，很普通的家俱。住在大院里的，一般是军队干部。我姨的那个医院是军级单位，我经常去，也和那里的孩子们一起一玩。当时的院长住的房子也不过是三间单元。
本人高中是天津某重点中学，也有不少省市干部子弟。当然了，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不妨碍大家交流和串门。局级干部是13级，文革以前我也去过高干家（教授、工人、民族资本家的孩子也去高干家玩），他们家的家俱比我家还差，因为都是公家的，已经很旧了。道理很简单，干部调动，不用搬家，把自己的东西打包就行。
1962年初中，我曾经转学（区重点），学校要考试，也就是说，你是初一，到这个学校，要考试。有意思的是当时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的儿子也要转到这个学校，他是高中，也要考试。也就是说他父亲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要转学，也必须考试。其实，当时林铁同志是从外地调来的，照顾一下，是可以的。如果是现在，大概县长、局长的儿子转学，也就不用考试了。这个校长很公平，不管是谁，要进这个学校，一律考试！
60年代天津有个航保部，被称为海军大院（90年代已取消建制），我上初中一年级是坐公交车。每天早晨看到海军干部上班，看到的是三辆大汽车，下来的是各级军官，从少尉到大校（相当于师级）都是坐大汽车。我弟弟与航保部长的儿子是同学，常到他家玩，我也去过。他家住在解放路一个大院的老楼中，只住一层，其他的别人住。天津地方干部许多也是和老百姓住在一起的。天津农委主任住在我家旁边，只住一个老楼的三间房，同一层住的有普通干部。
至于局级干部坐的汽车是上海牌，而且仅限于上下班（处级干部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高干平时上劝业场（三大商场）只能坐公交车，这是我亲眼所见，天津农委主任80年代末去世，他家现在还在那个老楼里，如果看看90年代离休的老干部，就知道他们仍然和老百姓住在一起。
至于所谓“特供”，我也见过，其实很有限，天津友谊商店就卖。要买除了“特供证明”，还要以用外汇券，国外有外汇的换成外汇券，就可以去买。
杨奎松说：毛主席“到１９６７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
我想问问杨奎松教授：谁继承了毛主席的稿费？他的子女，还是其他亲属？如果有人继承，你可以说事。如果没有人继承，只能是交公了，或者提封存了。各地“修建别墅”，修了多少？谁继承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毛主席的任何亲属继承了什么财产！我们知道毛岸英同志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说话要有良心。
最后我请问杨教授“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也就是那时“没有发生严重问题，因为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既然如此，那么请问：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环境”？这种“环境”是怎样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环境”？请给广大群众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