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拿中山装申遗来炒作，是很正常的商业手段，总比《色·戒》之类的电影拿性来炒作好得得多。不料，却引起了朱大可先生的愤慨，以至于朱粉们的鼓噪。
朱大可先生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对历史照片的观察比照，德国军人、斯大林、孙中山和毛泽东，穿的都是同一种套装。尽管其间出现过一些细节变化，但20世纪各军事管制国家的制服，仍然表现令人震惊的相似性。”在朱先生的博客里，德国军人的代表照是党卫军，而一位朱粉的留言更彻底：“赞成大可先生的解读。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这个中山装系列不是偶然的，显然有着某种深刻的独裁意识形态内容。”
从这些语句上开看，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在朱先生的眼里是“军事管制”的时代，毛泽东不唯和斯大林同类，而且和党卫军并列，由此，朱粉更解读出了和希特勒并列的意味。小小一件服装，被朱先生在文字里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塑造成一种文化图腾，然后以用针扎纸人的手法指桑骂槐，成为“反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
商家炒作是为了赚钱，买家购买是为了蔽体御寒——毕竟中山装在冬天比西装要挡风，热了解开几个扣子就行，而不是象西装一样只能象征性地松松领带。朱先生却讲古论今，从19世纪末的德国士官服开始追溯（可图片却是20世纪中叶党卫军的），行文诛笔伐之能事，把一干想赚钱的商人打成试图复辟“利用服饰推进文化专制的范例”，而小民一旦买来穿了，不免就成了开历史倒车的急先锋，长此以往，神州大地不免愁云惨雾，友邦人士惊诧莫名，真要国将不国。这倒与清朝的文字狱和留发不留头很有相似之处，虽然时代进步了，不必杀头，但是穿件衣服就有了复辟罪名的逻辑却是一脉相承。朱先生用专制的思维和手段来实现“反专制主义”，实在有些滑稽。
当今很有一些朱先生这样的“反专制主义者”和“言论自由的坚决拥护者”，在有人大谈西方自由主义如何自由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如何专制的时候，在有人大谈西方列强怎么帮助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怎么不识抬举的时候，在有人大谈蒋某人抗日如何坚决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如何微不足道的时候，在有人大谈汪精卫的风度和张爱玲的才情的时候，我们如果赞成了，拥护了，就是拥护“言论自由”，就是赞成“反专制”的，如果我们提一些相反的意见，无论是举例子还是说观点，那就是“专制的爪牙”和“摧残言论自由的走狗”。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临上断头台前疾呼：“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在现代，专制的思想通常是以反专制的名义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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