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普通乡村教师。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下乡知青遇到的实际困难，这封信在改变了1700万知青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毛泽东主席复信后，李庆霖是被作为“反潮流”的英雄对待的，各种光环接踵而至。1978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94年8月，他在减刑后获得自由，晚景凄凉。
同一个人，两个时代，两种命运。
从李庆霖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被一些人称为高压的毛泽东时代，至少有两点是值得称道和借鉴的：一是基层群众的意见是可以直接送到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案头的，基层群众是敢于公开说真话的，基层群众的表达权是受到保护的；二是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领导集体是重视基层群众呼声的，基层群众的正确意见是可以改变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
李庆霖后来之所以被判刑，无可否认，他在文革中肯定说过一些话，批判过一些人。但是，即便是判处他徒刑的人，谁又没有批判过人，谁又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也许还要更激烈，更有影响力。可见，李最后被判重刑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说过一些什么话，而在于他是个普通乡村教师。可以想见，李庆霖的那封信给在给当时一些官官相护者和走后门者以灭顶之灾的同时，挑战了整个官场的秩序，让官场中人恨之入骨。一旦时机成熟，官场中人对他进行残酷报复就不足为怪了。
李庆霖事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表达权的尊重、保护、保证的问题。充分保护、保证基层群众和普通党员的表达权，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和现行政策提反对意见的权利，党的建设和国家健康发展的根本之一。从程维高案，到陈良宇案，我们都可以看到正常表达权受到打击、压制造成的危害。程可以利用手中权力，调动河北的官场资源把举报他的郭光允开除党籍、劳教两年。据中纪委通报，陈良宇从当黄浦区长开始就滥用职权，却边腐边升，在此期间，有没有人举报？举报又有没有被重视？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可见中央已经认识到了保护表达权的重要性。实事求是的讲，中国现在官官相护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并且在特定情况下是很严重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基层群众和普通党员行使表达权的积极性。这个时候，要想真正做到保护、保证表达权，就必须主动去引导、倡导、鼓励基层群众和普通党员行使表达权，特别是行使提反面意见的权利，有“闻谏当喜,导之使谏”的气度和作为。最佳的鼓励方法有三个，一是对意见积极对待，认真落实；二是对提出正确意见的人予以保护和奖励；三是对压制和打击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对待官官相护的行为，要有法能治众的决心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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