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这批省部级干部实质上都是走了“大学路径”。因为原文在分析每一条路径的时候，都加上了一句“大学毕业后”，如机关路径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共青团路径是“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诸如此类。按照原文说的“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可见大学文凭已经成为一道门槛。
第二，这批省部级干部都是从“干部”体制内选拔的。机关路径、共青团路径不必说了，国有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属于有“编制”的单位，即便其他路径（原文指出包括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同样是体制内。也就是说，这批“60后”的出身都可近似的看作是“干部”。
按照现在对干部选拔正规化、专业化的要求，重视学历、重视从政经验、重视晋升过程，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干部的选拔是不是只能这样？或者说只能选拔有大学文凭的、本身就是干部出身的人做省部级领导？有没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渠道选拔一批人上来？我觉得还是有研究的必要的。
比如，我们都知道若干年前，选拔干部有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也许上个月你还是扛锄头的农民，或者开机床的工人，这个月你就成了厅局级甚至省部级。如当年的吴桂贤，就是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做到了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直到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她就是典型的出身工人，既没有大学文化，也不是按照干部晋升体系一步步上来的。
那么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今天还有没有意义，还有没有可能施行？我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研究一下。在我看来，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起码有这么个好处：当上领导干部的人直接来自工农兵，更加了解群众疾苦，更能体会群众心声，更有意愿走群众路线。相比某领导是硕士还是博士，是哈佛还是耶鲁留学，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否贴近群众才更加重要。也许他们确实不能像高学历者那样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但是只要对群众的感情在，起码大方向上不会糊涂。假设是吴桂贤这样的副总理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我相信凭她在生产一线几十年的经历和跟工人师傅们的感情，是很难同意让几千万人下岗的安排的。
那么具体到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可以参考一下当年的某些规定。还是以吴桂贤为例，她虽然当了副总理，但是工资还跟地方上一样，连警卫员都没配，据说因为工资不够，喝茶都不敢多喝，而且当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吴桂贤和陈永贵（另一个由农民当上副总理的人）实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各地走一走，调查研究。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可以当副总理？为什么当了副总理他的工资还跟以前一样？为什么副总理还要回单位劳动？这些都不应看作是简单的心血来潮，也许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防治干部腐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部分答案。
有人也许会不屑一顾：你这是复辟走老路，是过时的做法！我倒是觉得，用考试选拔官员、按照严格步骤晋升，这些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搞科举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办法了。相反，让工农兵能直接当官，甚至当国家领导人，这些才是新生事物。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办法弊端很多，选拔谁不选拔谁？谁来监督？等等都是问题，当年的王洪文升的比吴桂贤还高，最后不成“四人帮”了么？有问题就更值得研究嘛！我们就是要通过仔细的研究和实践，最终保证从工农兵中选拔的都是吴桂贤而不是王洪文，光坐在那里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当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正规化、年轻化等目标，但是好象并没有说，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就是错误的，干部们就不能出身工农兵？既然没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对此加以研究乃至实践，应该是允许的。
领导干部应该有怎样的成长路径，被如何选拔上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学历是否就是敲门砖？按部就班是否就是必由程序？不能简单的定论。就算立刻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有难度，暂时先研究一下也可以啊，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为好。好比那个谁来选拔谁来监督的问题，有关部门要是研究不出结果来，把它交给群众嘛，让群众公推公选，让群众来罢免，搞个试点总是可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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