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新中国的第一次悬赏通缉，是针对八十年代初的东北“二王”。到现在，为侦破案件由公安机关发出的悬赏通告已经十分寻常了。我这些年看所在城市的都市报，每有一个重大刑事案件，只要不是迅速侦破的，几乎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公安机关的悬赏通告，模式也差不多固定了，一般先描述一下案情和嫌疑犯的特征，有时候公布嫌疑犯的图象，然后是关键部分：凡是提供线索者可以获得***元的奖励。金额大小不等，如果是重大杀人案，至少有1万以上。最近的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当地公安机关也采用了类似方法，先是悬赏10万，后来又提升到了30万。
30万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绝对是笔巨款，虽然这还不够精英们加入高级会所的一张门票，但是在内地城市这就等于一套两居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是这样认为的，只要把票子拿出来了，就有线索了，票子越多则线索越多。这个逻辑是很自然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用时髦的话说，用我的钱换你的信息，“市场经济”下的平等交易嘛。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似乎忘了一点：共产党在给别人发悬赏通缉的时候，自己的领袖曾经被重金悬赏过，然而赏格最高的毛泽东，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什么时候有老百姓为了那重赏而出卖他的？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却未必有“人民群众”。钱或许能买来一时的线索，却不可能换来老百姓长久的支持。有时候因为案情重大，给予提供线索者一定的奖励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的公安机关在悬赏之前一定要想一想，依靠群众挖线索、发动群众抓疑犯的工作做到位了吗？人民群众有没有主动的配合公安部门工作？如果群众发动不起来非要靠物质刺激，到底是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不想这个问题，所以重金悬赏的对象几乎全泡汤了；共产党如果不想这个问题，失去的将不仅仅是破案线索。
这些年来我们在一些地方遗憾的看到，原本只应作为辅助手段的“悬赏”，似乎越来越被当作是一种正常的、必然的破案方式，似乎不这样就破不了案。与之相对的，是人民警察越来越被频繁的推上面对群众的一线，强制拆迁要用警察，处理上访要用警察，只要是群众一聚集就要用警察，以至于“瓮安事件”后的总结中，就提到了“滥用警力处理群体性事件”是一大诱因，在这样的前提下，怎么指望老百姓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公安干警？怎么指望老百姓能积极主动的协助公安部门工作？不悬赏，还有别的办法么？
提到“瓮安事件”，我想到了自己一个月前的帖子：瓮安的党组织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现在说是少数黑恶势力带头煽动打砸抢，那么这少数“黑恶势力”平常一般不拿工资吧，怎么就能把享受公务员优厚待遇的公安民警、政府工作人员逼得无处可逃？如果当时政府立刻出通告：凡是帮着政府抵挡打砸抢的给奖金****元！会有多少老百姓响应？金钱与民心，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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