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与“三大山”
（文／唐尧）
近代中国，以鸦片战争为滥觞，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难当头。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志士仁人毁家纾难，舍小家为大家，共赴国殇。其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集大成者，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终于掀翻了旧中国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秉承和发扬了社会发展大同理路，组织起来，同心同德，谱写新的篇章。新中国在近30多年时间里，工农业都建立起以全民和集体为主的经济体系，一个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建立在一个古老的农业化大国之中，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陆海空国防体系进入国际大国的行列之中。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一洗近代的耻辱，那是人民英雄们浴血奋战和牺牲换来的；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这是几代人的无私奉献的结果。每当有人嘲弄那个年代，笔者愤愤不平，这些人还有什么德行？他们嘴里那点货色，还有什么价值呢？
共和国发展历史也告诉人们，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何是几代人的无私奉献呢？这一发展经历，就是一个“先治坡，后治窝”的发展思路。否则怎么能改变其积贫积弱的社会状态呢？发展总要从从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起步，从工农业三七比例转化为倒三七比例。没有全体人民的奉献，可能吗？这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以国为本的大同发展思路，也才为邓小平时代的适时转换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这一过程，天上能掉“馅饼”吗？也许早就在国际斗争中沦陷为任人摆布、任人欺凌的旧中国的模样。
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思路是对毛泽东以国为本的大同思路的扬弃。这一扬弃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农村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是以“国营”改“国有”，“以厂为家”改为“劳务合同”（劳动成了商品）。于是乎，以“愚公移山一起走”改变为“狼奔豕突分步走”，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其结果是社会成员急剧两极分化，“近水楼台先得月”将民风、党风坠落深渊。于是，在推翻了旧的三座大山后，又起来了新的三座大山，这就是老百姓的住房难，看病难和他们的子女上学难等社会问题的普遍化。表面化的进步多了，实质性进步少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哪个得以实现呢？
那么，整合毛邓不同发展思路后的新的发展思路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还是选择两条腿走路。既要有毛泽东时代的恢弘的大同气势，又要有实现全民全面小康目标的目标。因为这样的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幸福康乐。
一旦“家天下”继续下去，新“三大山”不能推翻，也许连旧“三大山”复发肆虐。笔者引用西汉·戴圣《礼记．礼运》中一段。
一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注解：大道施行之时，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德才皆备的人选出来为民服务，众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哈哈，这不是社会公益吗？）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众人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另一则，“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小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汤禹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中国古代的小康与大同几乎全是对立的。在另一则中，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改成“天下为家”了。在天下为家的总原则下，一切社会现象都与大同世界相反。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为己藏，力为己出，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没有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没有了。所有这些，来自权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大人世及也就是君主世袭。为了说明这种世袭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观念形态，就是礼与义。什么叫礼?什么叫义?《礼运》的作者十分深刻地指出：“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原来礼的本质是全在于为世袭的王权效劳。那么崇尚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尊重权力既然是礼，与之相适应，保护权力自然就是义了，还要“城郭沟池以为固”。而权力之所以要有“礼”来尊重，要有“义”来维护。这就说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说明了大道之行的正义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义本身的虚假性。
前阶段中央党校的李副校长，还专门撰文《“小康”辨》。辩什么呢？天下为公，也不是没有家的幸福？水涨船高嘛！30年来死抱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扶优政策”，“拉开收入差距”等。怎么推翻这新的“三座大山”呢？在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又怎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呢？
（文／唐尧）
近代中国，以鸦片战争为滥觞，风雨飘摇，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难当头。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志士仁人毁家纾难，舍小家为大家，共赴国殇。其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集大成者，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终于掀翻了旧中国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秉承和发扬了社会发展大同理路，组织起来，同心同德，谱写新的篇章。新中国在近30多年时间里，工农业都建立起以全民和集体为主的经济体系，一个初步的工业化体系建立在一个古老的农业化大国之中，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陆海空国防体系进入国际大国的行列之中。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一洗近代的耻辱，那是人民英雄们浴血奋战和牺牲换来的；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变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这是几代人的无私奉献的结果。每当有人嘲弄那个年代，笔者愤愤不平，这些人还有什么德行？他们嘴里那点货色，还有什么价值呢？
共和国发展历史也告诉人们，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为何是几代人的无私奉献呢？这一发展经历，就是一个“先治坡，后治窝”的发展思路。否则怎么能改变其积贫积弱的社会状态呢？发展总要从从最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起步，从工农业三七比例转化为倒三七比例。没有全体人民的奉献，可能吗？这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以国为本的大同发展思路，也才为邓小平时代的适时转换创造了前提条件。没有这一过程，天上能掉“馅饼”吗？也许早就在国际斗争中沦陷为任人摆布、任人欺凌的旧中国的模样。
邓小平时代的发展思路是对毛泽东以国为本的大同思路的扬弃。这一扬弃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农村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是以“国营”改“国有”，“以厂为家”改为“劳务合同”（劳动成了商品）。于是乎，以“愚公移山一起走”改变为“狼奔豕突分步走”，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其结果是社会成员急剧两极分化，“近水楼台先得月”将民风、党风坠落深渊。于是，在推翻了旧的三座大山后，又起来了新的三座大山，这就是老百姓的住房难，看病难和他们的子女上学难等社会问题的普遍化。表面化的进步多了，实质性进步少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哪个得以实现呢？
那么，整合毛邓不同发展思路后的新的发展思路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还是选择两条腿走路。既要有毛泽东时代的恢弘的大同气势，又要有实现全民全面小康目标的目标。因为这样的发展才能真正带来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幸福康乐。
一旦“家天下”继续下去，新“三大山”不能推翻，也许连旧“三大山”复发肆虐。笔者引用西汉·戴圣《礼记．礼运》中一段。
一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注解：大道施行之时，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德才皆备的人选出来为民服务，众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哈哈，这不是社会公益吗？）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众人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另一则，“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小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汤禹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中国古代的小康与大同几乎全是对立的。在另一则中，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改成“天下为家”了。在天下为家的总原则下，一切社会现象都与大同世界相反。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为己藏，力为己出，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没有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没有了。所有这些，来自权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大人世及也就是君主世袭。为了说明这种世袭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观念形态，就是礼与义。什么叫礼?什么叫义?《礼运》的作者十分深刻地指出：“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原来礼的本质是全在于为世袭的王权效劳。那么崇尚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尊重权力既然是礼，与之相适应，保护权力自然就是义了，还要“城郭沟池以为固”。而权力之所以要有“礼”来尊重，要有“义”来维护。这就说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说明了大道之行的正义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义本身的虚假性。
前阶段中央党校的李副校长，还专门撰文《“小康”辨》。辩什么呢？天下为公，也不是没有家的幸福？水涨船高嘛！30年来死抱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扶优政策”，“拉开收入差距”等。怎么推翻这新的“三座大山”呢？在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又怎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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