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闯地雷阵”想起“打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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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云淡水暖的《许宗衡案：想起“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耳畔回响起朱镕基总理当年的——“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禁又想起了解放前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
1948年8月19日 ，在法币恶性膨胀面临崩溃之际，国民政府为了挽救经济上的残破凋敝，免于经济的全面崩溃，宣布币制改革，公布“金元券”发行办法：以金元为本位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法币、东北流通券、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钱币。
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对全中国有着关键性指标的作用。为了搞好此次的币制改革活动，蒋介石钦命蒋经国到上海“协助经济管制督导生产”,控管上海日益严重的财金紊乱现象。
蒋经国一到上海,以“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郑重向各界人士下达经济管制的宣示和决心，并号召市民主动检举不法奸商和违法破坏币制改革的坏分子。这就是所谓的“打虎行动”。
但一个月后,开始验收上个月的成果,发现前来申报登记兑换者多系中下阶层的平民百姓,上层人员或跟四大家族有关系的企业,根本无动于衷,大宗货物、大量金银外汇和国外资财全都隐匿不报,有的将帐册销毁,有的将货物转入地下、转移出境,或将货物装在高价租来的货车、船舶中,在铁路上、海面上转来转去,更有甚者,宁愿将货物转放到外商名下,与外商分成对分,也不上报给政府。
内外交困下的上海又陷入窘境,人们对金元券的信心又摔落谷底,市场上又开始抢购囤积货品。蒋经国于是把一万多人的“青年服务队”——打虎队员开进上海,加强督导阵容, 清理腐败分子,把收受重贿包庇奸商的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警察局稽察大队长戚再玉和泄露财政机密的孔令侃的亲信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全部枪毙。打虎队员接到检举密报不隔夜即到,不管什么人家,查出私弊一律封存没收,该拘捕的立刻带走,连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未幸免。
蒋经国又把大队人马开进了表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封仓查帐。待把长达几十页的财货清单摆到面前,蒋经国也为之瞠目,扬子公司积货如山,不仅有市面紧缺的各种物资、巨额金银外币，而且有原封未动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来的大宗货物、依租借法案从美国运来的军需品,以及连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查不清的在美资产。蒋经国立即查封了扬子公司,并限令孔令侃限期到案说明,否则将予以逮捕。
孔令侃连夜跑到南京向宋美龄求救。宋美龄与孔氏家族不仅是血缘近亲,宋美龄更有不少资产是登记在孔令侃、孔令杰兄弟名下。她立刻打电话给在葫芦岛为辽沈会战忙得不可开交的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丢下战事,飞回南京偕夫人转道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刻痛斥蒋经国,恢复扬子公司，释放杜维屏。消息一出,物价飞涨,金元券被狂抛,人们又开始囤积物品,上海经济市场逐渐失控；上海失控,牵动全国,哄抢、闹事、歇业、倒闭、示威游行层出不穷,再加上国共内战一连串的失利,国民政府的形势雪上加霜,金元券威信扫地,国民政府只有加倍大量的印制钞票来补这大烂洞。
上海当时的一篇社论云：“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
从上面可以看出，蒋经国当年在上海建立法律权威、铲除恶势力的决心之大，不在朱镕基总理之下。蒋经国在《上海何处去》的演讲词里慷慨陈述了要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的决心——“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蒋经国在上海一系列的严刑峻法、杀鸡儆猴、大义灭亲行动，也感动了望治心切的上海人民。当时的外国记者称他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人称他为“雍正皇帝”。
然而，当蒋经国逮捕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之后，杜月笙还治其身，举报孔令侃，动四大家族，将蒋经国的军。此时，杜月笙已经成竹在胸，稳操胜券。可见，“打虎还须自身硬”！
明嘉靖年间河北无极知县郭久礼的“官箴”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求吾能，而求吾公”。当年毛泽东仅用两口棺材埋葬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便使中国官员廉洁30年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倘若中国的政府官员都能像郭久礼那样，以做一个公正、廉洁、为人民做实事的清官要求自己，何愁腐败不除，国运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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