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和茅于轼先生进行学术讨论，当然就不会讲马克思主义，而是讲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是右派们的基础理论。一个右派的经济学家，如果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不懂，学术上一窍不通，这样的学者是不合格的。
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就是我提出的观点，神马都是帕累托最优，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决不是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生活。而是一种资源的最优配置，一种负反馈调节。调节的结果，是每一个人的痛苦和快乐达到最优配置，而不是快乐的最大化，而是快乐和痛苦的最优配置化。这一点茅于轼就不懂了。
此外，茅于轼先生不忘指出计划经济年代吃不上穿不上，但是后来的讲话又说虽然财富增加了快乐没有增加，大家都追求GDP了。这里有一种自相矛盾在于，茅于轼认为吃不上穿不上的日子不可能快乐，而后来又要认为没有财富或者财富不多但是有可能快乐，矛盾这在这里。
茅于轼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吃不上穿不上，当然是指的吃山珍海味和穿各种高级衣料吃不上穿不上，而不是指的热量，如果要指热量，看看那个时候的粮食定量一切就昭然若揭了，可是所有的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吃不上穿不上的人，都避而不谈这个粮食定量。反正我现在在深圳，任何一个工厂或者学校食堂，排队走到售饭窗口附近，见到买饭的人都伸出两手指头，“二两”，那一天就是粮食定量六两，一个月就是十八斤，远低于粮食定量时期的每个人每月的粮票数。当我说到“粮食定量时期”，也是包括了改革开放的从1979年到1992年这段时期的。
其实，就理工科思维角度看，测量一个社会的快乐或者痛苦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也是要试图找到一些规律或者近似的办法。
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尼克松访华，然后有一堆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社会的情况，后来还来了许多华侨，包括物理学家杨振宁，他们参观了国内的社会后回到国外，因此写文章发表在国外是不可能受到共产党的新闻检查的，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好象并没有专门要暗杀海外的某些反共华人的事情，因此他们回到国外，说话是自由的，他们客观地观察当时的中国社会，好象没有感到人们都在普遍痛苦之中。
其实，我认为当社会上普遍愤怒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会有反应的。例如，埃及人民最近的上街游行，说明了埃及人民的愤怒。不可能一个社会的人民愤怒了却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但是学生们有一次愤怒，就是认为食堂伙食太差了，因此贴出大字报，贴大字报的后果并不是有一些学生被捕，而是食堂的伙食改善了。
改革开放以前全国有一次很大的愤怒，就是示威游行抗议苏联的入侵，抗议“新沙皇的反华暴行”。改革开放之后也有过一次大的愤怒，但是也和吃啊穿啊什么的不搭界，是美国向中国大使馆扔了五颗导弹。去年网民们特别愤怒的一件事情，是美国航母来黄海搞军演。
其实，人民因为什么愤怒，因为什么快乐，这是很难把握的。
在毛泽东时代有过一次快乐的时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时的电影中有一个镜头，就是试验部队都坐在山坡上，一旦爆炸成功，所有的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那是真快乐，一定不是装的。因为，当时我上小学低年级，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欢乐。报道说当时周总理在一个文艺演出会上向全体演员公布了这个消息，演员们都高兴得很。
在改革开放有过欢乐，那就是神舟号上天，还有去年的丝带，是指的第四代战机首次试飞。
因此，人民因为什么事情会欢乐，为什么事情而痛苦，还真说不好，通常还不是和吃穿有关。
我的观点是，不需要人为地去提升快乐或者痛苦的程度，而是听任它们帕累托最优就行。要知道有的人快乐过度了，也会主动找一些痛苦的，比如看一看悲剧电影，唱一唱痛苦无比的爱情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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