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子的奴才讲人权

人 贩 子 的  奴 才 讲 人 权　　

帝国主义是从侵略霸占殖民地、掠夺和贩卖黑奴起家的，可是帝国主义者始终以“人权卫士”自居。直到今天美英法帝国主义，仍然在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的幌子，发动“颜色革命”或进行武装入侵。它们欺世盗名，愚弄人民，而帝国主义的走狗——汗奸为了讨好主子，从中捞些油水，也在喋喋不休地贩卖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谬论。《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首篇刊出的由杨继绳（该杂志社编委、副召集人）为责任编辑的、作者郭道晖（是该杂志社编委）的文章“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以下简称郭文）。就是这种帝国主义走狗、汗奸在人权方面的表白。它既是泼向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污泥浊水，充满了攻击污蔑之词；又是谎言满天飞，充满了欺骗、欺诈之词。　　

第一，1949～1978三座大山被推翻，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实现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转变。这是古今中外最伟大、最激励人心、最震憾世界的成就！这段人民翻身解放史、人民革命胜利史，是千真万确、中外世人公认的。但是，在美帝国主义眼中，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可挽回了。当时美国的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的信，就表示了他们的无奈，并且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身上。当时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还有一部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5页）如果说杨继绳和郭道晖是一个当时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话，那么经过62年的教育之后的今天，他们不但没有站到人民方面来，而且更加卖身投靠到美帝的脚下，担当了美帝的走狗，参加了美帝的人权叫卖合唱。在杨继绳和郭道晖的心目中，把这段人民翻身解放史、人民革命胜利史，变成了“人权蒙难”史。郭文的第一部分的标题即是“ 一，1949～1978年人权蒙难的历史”。请注意按照杨、郭之见，1949年之前，即蒋家王朝时期人权没有蒙难，而1949年之后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高呼我们翻身了！我们解放了！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了！我们才真正有了做人的权力了！在这些铁一般的实事面前，他们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装聋作哑，反而是“人权蒙难了”。胡说“你们的人权被否定了” ！请看，这种人臭不臭！蠢不蠢！当然自有公论！　　

郭文所说的“人权蒙难”，指的是“建国后，从1949年到1978年，年年都有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无例外地都是侵犯人权的运动……可谓触目惊心，亘古少有”。可见杨、郭只是假共产党，同共产党并无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主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一贯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创造、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说这都是在尊重人民的权力。　　

什么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革命、生产活动。在我国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形式之一。　　

什么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关系和实现正确领导的路线。它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帮助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党对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领导，是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方法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具体运用。从郭文的表述看来，杨、郭对于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真正是一窍不通。仍然停留在60多年前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水平上，只不过是一个帝国主义走狗、汗奸！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口头上说尊重人权，在人民群众真正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他们却被吓破了胆。他们是叶公好龙，办不成大事。他们只有认真改造世界观，真正站在人民方面来之后，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第二，郭文的第二部份（1978～1990年的人权斗争），第三部份（1991年的人权禁区解冻），第四部份（开始迈向正视人权的艰难旅程）。胡说什么“中央一些领导人刚从受文革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没有完全摆脱专政思维和对人权思想的顾忌”；邓小平　1985年6月6日　才开始承认“多数人的人权”；　1991年11月1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表了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自此，谈论人权己形成一股新潮”；2004年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条款入宪。它是说中国建国后是“人权的否定”，中国没有人权了，到　1985年6月6日　邓小平一句话，中国才开始承认“多数人的人权”。一直到2004年人权入宪才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是实事。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这是全世界人民公认的历史实事。　　

第三，郭文在人权问题上的谬论种种。郭文的第五部份（保障人权必须克服的观念窒碍）主张执政党要转变观念，“才可望推进我国人权的健康发展”。郭文要执政党改变那些观念呢？　　

其一，郭文主张“树立执政党的新思维”。郭文说“作为革命党与作为执政党的最大区别是：革命党可以只代表一定的阶级和群体；而执政党是经全民选举产生的……不能只对某个阶级或部份国民负责”。所以，就再不能“按毛泽东的观点，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贯彻的是阶级斗争观，否定博爱的人权观，两军对阵不应当去爱敌人，名正言顺。但成为执政党以后，还一味坚持这种阶级斗争是非观” 否则，“就会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和人道主义基础”。这段文字并不多，说明了执政党的新思维：一是否定分清敌我友之必要；二是否定阶级斗争是非观；三是否定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四是爱敌人名正言顺了。这就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帝国主义、贩卖黑奴的人贩子们鼓吹的人权、自由、民主、博爱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贩子的奴才讲人权赫然显现面前。　　

其二，郭文主张，以人为本要以人的自由为本。郭文胡说中央领导提出要以人为本，“实践上并没有完全改变长期以来的以党为本、以领袖为本、以官为本的积弊”。 郭文并提出“人以什么为本”？自问自答地说，“自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人的自主性与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要求”。并且挑明“西方社会崇尚自由精神，这是近代西方物质文明远远超出世界其他地方获得迅速发展的动因”。说到底，就是鼓吹西化和自由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民主与自由，是上层建筑；民主与自由都是相对的；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决不允许无纪律的自由和不要集中的民主，绝对的民主和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　　

其三，郭文主张封资修的“兼爱”、“博爱”，要“兼并天下”，“兼容天下”，“兼善天下”。要有“兼容异已的政治胸怀”。实际上是要让异己当政，交出无产阶级的权。现实中的资改精英得势、剥削者得志，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复辟，不正是最好的诠释吗。　　

其四，郭文杜撰了一批必须“克服”的论点：一是“阶级论”；二是“两类矛盾论”；三是“唯国情论”；四是“取代论”；五是“颠倒论”……，郭文说，“这些除了是基于利益的倾向性导致观念的谬误外。也都有思维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僵化和教条主义影响”。郭某人有的是帽子，到处乱扣，真是帽子满天飞！　　

其五，郭文主张人权靠宪政。郭文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主要动力来自党内高层干部”，“到了今天，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在形成，……成为反动的力量。” 推动人权进步的力量“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虚晃一枪后指出：更高的维权层面还在于“宪政举措必须落实为党政机关和官员的具体行动。” 这就又回归到2011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登的该杂志社编委周瑞金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即“超越自由主义”的“宪政社会主义”。什么是“宪政社会主义”呢？据周文说，就是受到西方“新宪政主义”和“新共和主义”深刻启发的、“汲取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基于公民自由的、更适合中国实际也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民民主模式” 的“竞争性选举民主”。　　

归根结底，《炎黄春秋》及其编委们，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大放谬论，包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并没有什么一丝一毫的新货色，还是那老一套否定阶级斗争的普世价值，鼓吹西化、自由化的宪政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人贩子的奴才讲人权，妄想为美国的人权报告敲边鼓，仅此而己。          岳求珍20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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