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左派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的。
可左派在中国的力量又是非常薄弱的。三十年来一切向钱看的现实教育泯灭和麻木了众多人的道德良心，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忙碌算计。左派一直想觉醒大众，然而左派连自身都没有统一和团结，更遑论去壮大自己、联合群众。
左派几乎多数人都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可现实是极端分裂的。原因是大家只是在共产主义这个观念上有统一思想，但再具体下来的观点就千差万别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无数人就有千千万万个观点。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谁都说服不了谁。所以左派内耗上花的精力不少，团结上没有花精力。所以一事无成，节节退后，眼看着国家民族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眼看着底层百姓越来越生活艰难。
左派同志希望团结而结果却相反，究其原因还在于思想深处自我意识太强。几千年的私有制历史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根深蒂固。左派同志要彻底摆脱小我本能也是不容易的，是需要有极强的自省能力的。“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种思维必须改变。怎样改？“我可能是对的，你可能也是对的，我们一起讨论”“我有错的地方，你也可能有错的地方，我们一起找出错误，保留正确”，把大家每个人的观点集合、加工、去伪存真最后形成集体的观点。把“我”换成“我们”。私有制强调“我”，公有制强调“我们”，如果在具体行为、思考方法上不去掉“我”，那和叶公好龙有何区别？要勇于为了形成集体的观点去认真听取别人的观点，勇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勇于把自己融入大家的观点之中，不执著于“我”。“我”的观点是为了形成“我们”的观点而服务的。这是每个信仰共产主义者要牢记的。
团结的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必须做。团结需要共识，共识的达成需要一定的规矩、程序来保证。这个规矩和程序需要保证的是让每一个人有公平的机会详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每一个人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问题，让每一个人认真听取别人的观点，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各种观点，最后形成集体的观点。没有这种制度的保证，团结还是无法形成的。“我们”的观点是从两个人的思想集合统一再到三个人再到四个人这样一点一点形成的。这样形成的集体观点再去和别的群体的集体观点进行融合，这个统一融合的工作是永远要做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主动地找别人去沟通，去听别人的观点，思考别人的观点。而不是只想让别人听自己的观点。唯有充分了解对方的观点后再与对方分享自己的观点，彼此再热烈讨论，最后统一成大家的共识。
内部的团结问题解决才可以形成合力去宣传集体的、成熟而统一的观点。有了统一的思想，才可能有统一的策略、统一的行动、有团结的力量，最后才有希望达到目标。这就是团结的战略意义。
左派要团结宣传的对象是谁？可以说应该包括所有人。但必须有优先次序有轻重缓急之分。右派要宣传吗？要。是主要的吗？否。中间派要宣传吗？要，是主要的宣传对象而且还要进一步具体分析，是要花大力气的研究的。中间派中最易被觉醒的是生活最艰难的、被剥削最严重的、被社会伤害最深的那些人。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被拆迁户、企业一线工人、失业者（包括大学毕业无工作的）、残疾者、子女家人被拐卖的家庭、企业抛弃的职业病患者。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也是最容易看到现实问题的根源。中间派中生活无忧的白领、高收入者不容易觉醒，他们对现实的局面感到安心，看不到危险。另一方面，道德的高低决定了觉醒的困难程度，道德高尚的人容易觉醒，自私自利的人不容易觉醒。
对于统一联合的对象宣传的策略和时机是很重要的思考内容。左派由于自身的信仰，因此能看到社会问题的根源，能从细微处预见未来，也有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未觉醒的人由于日常生活现实的限制，无法看到问题，也没有远见，所以不容易觉醒。
普通民众的觉醒一定是在他们面临显而易见的生死存亡、千钧一发、无法逃避的最后关头才可能最大范围发生的。回顾历史都是如此。日本侵华战争，不管有钱没钱的人都有了切实的生存危机，才最后形成统一战线起来反抗，最后取得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利用这一民族危机，快速地推动了民众的觉醒和团结。那么现在国人不觉醒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切实的生存危机感，然而历史正给予中国人这样一个觉醒的良机，这个良机来自于中华民族又一次的巨大生存危机：转基因问题。
转基因问题危害每一个中国人的健康、生育问题，不管他是领导还是群众，不管他是富豪还是穷光蛋，只要他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就无法逃避转基因食品对他的伤害。转基因问题是会导致民族绝种的大问题，正是转基因问题是对每一个人的巨大威胁，在这个反转基因问题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觉醒最多数的中国人。左派同志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清醒的共识，也就无法统一行动建立起一个反转基因的统一战线来阻止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挽救人民的理想就成为空话。
不抓住这个危机来觉醒民众，不是仅仅左派无法生存壮大的问题，而是包括左、中、右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要失去生存的权利的问题。这就是反转基因的战略意义。
转基因的危害问题越来越多的民众必然会都意识到，因为危害的事实已经在很多地方显现出来、摆在面前，团结的左派同志才可以最高效地是推动这种觉醒的尽快产生，团结的左派同志也才可以拿出具体的、系统的策略来引导启发觉醒的民众如何采取有效方法团结地解决生死危机。
这两个问题的战略意义是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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