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毛老师的第560条理由——“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前一阵子，美国大使骆家辉参加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坐了一次经济舱，逗得国内的一些媒体人非常兴奋，对骆大使“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搞得中国的一些领导很不好意思。这些媒体人可能都比较年轻，不知道这“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本来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来自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分析形势，明确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党中央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决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高度重视抗大的建设，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虽然是为抗大制定的一个教育方针，但实际上是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工作作风的总结，后来也成为对革命队伍所有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不仅是指工作方法，也报刊生活作风，思想作风和道德风尚。其核心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不搞官僚主义；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了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与“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光荣传统大得人心是分不开的。这方面的故事也很多。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只木桶吧。这只木桶，就是一九二八年六月毛主席在永新县塘边帮助贫苦农民周头莲挑水用的。那时候的人民子弟兵，不论是外出执行任务还是驻扎地方，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帮助群众担水扫地爱护当地的一草一木，因为这已经成为人民军队自觉遵守的纪律了。例如１９６１年刘少奇回到宁乡县，到了离家乡炭子冲仅１０多里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搞调查研究，以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做办公室兼卧室，一住就是６天。有文章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说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这些故事说明，那时候从上至下，“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不仅成为干部的习惯，群众也都司空见惯。所以文革中吴桂贤与陈永贵做了副总理后，毛主席支持他们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也没有人感到意外。据说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与这些事情相比，骆家辉坐了一次经济舱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大于认为，如果真的对“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感兴趣，何必要做人家美国的文章，翻翻共产党的历史，故事数不胜数。如果认为还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好，只要恢复一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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