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应对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断裂，要战胜贫困和消除政权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
人物周刊：相信您一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所关注和了解。总体上，您对30年改革开放给予怎样的评价？
戈尔巴乔夫：我的回答很直接：众所周知，这些政策是现实和有效的。我注意到，在变革的起点上，站立着邓小平，他是20世纪卓越的改革家。按照我的观点，邓小平以及他政治上的战友和继承人——新体制的当代领导人，创立了这样的功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持了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发展，并且促使这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人物周刊：具体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方面给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按照统计数据，中国GDP在过去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注：戈尔巴乔夫在本文中所列举的一些数据，因出处不同，会与中国统计数据略有差异)。在2007年，中国GDP的增长超过了11%。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一。
中国的工业不仅仅是在产值上增长了，而且逐渐具备了革新的特征。今天，移动电话、电脑技术和网络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中国成为了现代航天大国。如果对比到3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上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中国，真让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中国今天是一个有着现代工业、科学、发达精神文化和体育运动，并且在各方面快速发展的国家。
人物周刊：您认为，在哪些方面，中国的发展还不够充分，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理解，中国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应对严峻的生态问题，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的严重差异，要弥合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断裂，要战胜贫困和消除政权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顺便提一句，相似的问题也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困扰。
“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
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存在于社会主义学说拥护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现在都遵从这一思想。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曾经力推社会主义改革的领导人，您十分重视在理论和思想上的突破。相比中国在经济和物质层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这是由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至今已有30年。邓的理论获得了其后所有各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发展。
我很能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相当不简单，既要排除左的教条主义，也要排除忽视社会主义价值的右翼自由主义。尤其困难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要克服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策带来的沉重后遗症，那些政策在很多年中阻滞了国家的进步发展。
但是，掌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解放人们的思想，实现对社会主义新的理解。在这个理解中，计划和市场、公正和效率之间，国家开放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都实现了本质上的协调。
这些思想和最近的“科学发展观”一样，是以国家的现代化为目标的。这不但促使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很重要的是，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尤其是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众所周知，关于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念，存在于社会主义学说拥护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现在都认同这一思想。
“把叶利钦派出远远的”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型，我依然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人物周刊：在您领导下的苏联也曾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革，遗憾的是，改革并没进行下去。
戈尔巴乔夫：今日的中国正在做我们在改革年代也打算做的事情。我们也曾试图克服历史上教条主义的遗产，寻找最有效的方式刺激经济，落实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一些改革的反对者，试图把苏联时期的改革进程与现代中国的改革作比较。我认为，这样的企图不能接受。
苏联的重建和中国的改革，从一个方面，彰显了改革在我们两个国家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那就是力图在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践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经历了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最终走上了激烈的改革道路，意图根本上改善本国国民的生活，发展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人物周刊：您自己是否曾经比较过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您的结论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不该忘却我们两国各自的历史独特性。这不单是地理和人种的差别，两国文化有许多特别之处。苏联更多地和欧洲历史相联系，这个传统来自于古希腊和罗马。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典型代表，有数千年的东方智慧、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天才的诗词和绘画大师的艺术成就。
我们两国也存在着历史和当代的社会政治差异。今天俄罗斯试图在私有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后工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框架下，延续自己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两国人民在思想性格方面也有差异：我们的特点是，喜欢通过快速而激烈的方式解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立即做好；中国人则相反，其固有的特点是，从容不迫地达到预定的目标。
我相信，每个国家都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但是，不考虑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历史特性，就匆忙地复制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复制从不可能达到成功。无论是中国的“大跃进”，还是俄罗斯跃进到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因此，尽管有些批评者认为苏联应该按照中国的选择来转型，我依然坚持认为，这一观点是肤浅的。
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全面的现代化，从经济领域开始，以政治和社会精神领域为终点。对于中国，这个任务有其目标制约，即在本世纪中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对于俄罗斯，则是要克服社会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转型失败后开始的落后局面。
人物周刊：如果您有机会再次在苏联进行改革，您会改变您在位时的哪些做法？
戈尔巴乔夫：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依照当时需要，及时对政党进行改革。第二，那时候需要把苏联慢慢地变为分散管理。第三，解决市场上不足的问题。(接着，戈尔巴乔夫笑着说)第四，把叶利钦派出远远的，让他当个外交官。
“我的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历史上的先辈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您的“新思维”之后，俄罗斯尝试过“休克式疗法”等多种发展模式，对于俄罗斯自独立后的变革和发展道路，您怎么评价？
戈尔巴乔夫：据我所知，中国对苏联的改革和稍后的俄罗斯的激烈转型有很大兴趣。应该注意到，大部分俄罗斯人，并不接受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休克疗法”。因为这个疗法忽视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贪婪的私有制关系绝对化了。
实践显示，大部分人更接近这样的政策，那就是实现所有制形式的平等、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民主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我自己在苏联的改革时期就宣布过。我的很多观点和中国人的想法接近。
鉴于俄罗斯在1990年代改革模式的代价和缺点，在本世纪初的俄罗斯，出现了根本上的转折，从叶利钦时期的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到了加强国家和社会取向的政策。前总统普京和新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天在俄罗斯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罗斯人利益的政策。这和他们之前的领导人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满足狭窄的寡头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十多年前，俄罗斯进行了很多民主化的改革，现在，俄罗斯变得越发集权了。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变？
戈尔巴乔夫：走向民主的过程是无法回避矛盾和困难的。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混乱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定的中央集权，采取决断的措施，克服那时候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其他的分离趋势。处理这些问题所采用的措施，不应该和对民主自由和公开性的打击混为一谈。
“我与邓小平开启两国和平的大门”
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事实。
人物周刊：现在有个说法“和平崛起”。在当今的世界背景下，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地位和意义？
戈尔巴乔夫：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对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由于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去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中国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地位，是稳定发展和热爱和平的国家。我很高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反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针对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和冲突，表态支持和平决议。为了建立公正的全球秩序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他们推动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人物周刊：1989年5月，您曾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历史性握手，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您怎么评价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戈尔巴乔夫：我曾作为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会见了邓小平。我们成功地商定从根本上改善两国的关系。我们搁置了许多有争议的、导致我们以前冲突的问题，开启了通向和平未来的大门，确立了两国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我也很高兴，这个关系至今成功得到发展。这不但对俄罗斯和中国，而且对全人类有利。
现在，国际社会强烈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和法制，消除贫困，保护大自然，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近邻和朋友的合作，具有全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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