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是否知荣辱 衣食足未必知礼节

    管仲的“仓廪实则知荣辱，衣食足则知礼节。”（管子《牧民》）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把“则”改为“而”的一字之别，反映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基础（思想道德意识形态等）的差别。看下文（百度贴文）所述，令老夫颇有感悟：  　　

  【两千六百多年前，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说过这样一段话：“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当时的齐国经济得到了傲视其它各路诸候的飞快发展，为齐桓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以食为天”也成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这句名言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饥饿与穷困逐渐离我们远去，“民以食为天”的现实意义也随之减弱。
  汉朝司马迁在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如今的形势之下，管仲这段有关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再次受到关注。有人面对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与不良风气发出了“仓廪实未必知礼节，衣食足未必知荣辱”的感叹。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这句话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史记》在引用的过程中改动了一个字：“则”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词审慎，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改动，这里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诸候蠢蠢欲动。当时仍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社会公约仍然能够对各诸候国的民众形成有效的约束。当时全民的伦理观、道德观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战，对各诸候国而言，“天下”的大环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则”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管仲敏锐的政治触觉使得齐国占得了称霸诸候的先机。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武帝时代，环境则大相径庭。经历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汉武帝元朔五年有个特别的诏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
  在西汉早期，有“一朝两制”的政体结构：即周朝“封国土，建诸候”的传统封建体制与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并存于汉。而到汉景帝时期，社会高层逐渐认可了中央集权制，着手改革并引发了诸如“七王之乱”的社会动荡。汉武帝时期尽管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但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起来，社会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自己也觉得当时仍然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不难体会汉武帝时期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经济发展的势头乐观可喜，但整个社会看起来却总是很不和谐，横竖不对劲。
  从这个诏书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已经意识到“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份条件。也就是说“仓廪实、衣食足”只是个前提。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改动了管仲的原话，用“而”字阐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从上至下，最高统治者与史官之间的默契反映了当时的高层形成的一种难得的共识，打造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称道辉煌的时代。】　　

  对照现在中国大陆的现实来看，小平同志也就只学到了管仲治国理念的表皮，还不懂其中奥妙就提出了“猫论”，在自己情绪的影响下，还有意或无意的打破甚至否定已有的“礼乐”基础（毛泽东思想），虽也达到了民众衣食保暖不饿肚子的目标，却丢失了人们已有的道德规范。靠私欲泛滥、无序竞争发展生产，必然出现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礼崩乐坏、道德滑坡的乱象；尽管老邓晚年对“猫论”有所顿悟，一再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想对已进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调整以改邪归正，但时间及寿命有限只能抑郁而去，就像毛伟人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无几人真正理解其要义一样，毛、邓晚年的忧虑其后任又有几人真正知晓？　　

  老夫期盼新一代领导人要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胆识，才有可能打造和谐社会。即回归毛泽东思想路线，除私兴公、斗私批修、继续革命，大兴人民民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法治，改恶性竞争为良性竞赛，改百姓奢靡消费观为合理消费观；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新为主、借鉴为辅，以我为主、引进为辅，学人精华去粗取精扬长避短，真正做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重整中华雄风。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要弘扬中国智慧海纳百川风骨不变的大气和优势；坚持“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的理念，做人文进化的先师、推科学发展的精髓；要看清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盗文化、禽兽（丛林）法则和纵欲消费、破坏自然不尊天道的奇技淫巧，势必走向先害人后害己遭天谴的毁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