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无疑是我们庞大干部队伍中的精英，由于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出来的，理论上可以认为，官越大，能力越强，道德越高尚。因为这个逻辑，一些领导干部自命不凡，与下属的阿谀逢迎形成了良性互动。领导误认为自己是神，下属则不断地神化领导，一些领导干部忘乎所以，走上了神坛。这股风气值得我们警惕。它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在迷失，一个富翁或高官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就认为他能力超强甚至是道德楷模，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大家的崇拜。当金钱（权力）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所有的真理都沉默了。这种笑贫不笑娼式的逻辑后果，已经不是一个毒瘤，而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一种毒素，危及到了整个社会的神经系统，诸多病症皆由此而来或受此影响。
病症之一是脱离群众。走上神坛的领导们高高在上，即便是偶尔下下基层，也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去哪几个点，见哪些人，去了说哪些话都事先已安排好。下基层听民意只不过是做做样子。但为人民服务更不是演电影，领导干部更不是演员。这与关系党血肉命脉的群众路线已相去甚远。病症之二是损害民主。领导把自己当神实际上是个人英雄主义，下属神化领导是搞个人崇拜。这是一种缺乏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的表现，这在政治生活中必然导致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度的名存实亡。因为领导是道德楷模和能力超人，领导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就不需要集体智慧了。病症之三践踏法治。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因义愤和恻隐而做官的夙愿，常自诩是苦难大众的拯救者和公平正义的化身。为取得自己良心上的慰藉和子民的称颂，他们不讲原则和不尊重规则，甚至不惜践踏法治。殊不知，口子一开，诸多下属多年的努力皆付诸东流。典型的例子是现在被广为称颂的领导包案。在这种清官思想驱使下对法治的破坏远超过十个百个贪官污吏带来的危害。
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神坛，有着其历史的因素。儒家思想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道德教化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引经断案至今是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经典。我们对干部的日常要求与儒家思想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比如，我们要求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儒家思想要求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德服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儒家思想，或者说非常依赖于儒家学说中的道德观念。但是，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与儒家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虽然都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但社会主义坚持法治，儒家思想坚持人治。我国市民社会尚处于萌发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需警惕道德教化成为人治的借口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桎梏。
依照马克思主义学说，道德属于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类的道德水平越高，亦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应地，我们的干部队伍的道德水平整体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实际出发，过高地要求干部们都能像雷锋、焦裕禄等少数干部一样成为道德模范，实则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像我们的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势必会引起民众的普遍失望。
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神坛，还有着其现实的因素。首先，跟我们的干部选任体制有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直接任命，基本上都是组织意图的体现。河南漯河市市长全票当选后仅49天即落马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多人大代表在投出庄严的一票的时候对这位市长候选人一无所知。毋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选任水平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部的晋升更多地取决于上级组织对你的看法，更多地取决于更大领导的个人好恶。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上级领导俨然掌握了下级干部仕途的生杀大权，对上负责比对下负责要重要得多。这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下级和民众面前敢于走上神坛主要原因。
其次，体制内公民意识的缺失是领导干部走上神坛的另一诱因。近些年中国学者愈来愈关注公民意识的培育，但多忽视了对干部公民意识的培育。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在上级面前，都对自身权利缺乏足够的尊重。甚至从未想到自己的角色不只是下属，还是一个公民。这也是很多干部在领导面前脚跟发软的原因，一些人为了追求进步更是不惜对领导曲意逢迎。在我们一贯地用高标准来要求干部时，下级干部就会再用高标准要求更低一级的干部，当下级干部仰视上级的时候，无疑领导就是道德模范的化身。下属的懦弱成为了领导自我优越的重要诱因，加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奉领导为神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第三，监督乏力是领导干部走上神坛另一个现实原因。我们目前的监督渠道不可谓不多，有纪委、人大、监察局、检察院、政协，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媒体。但实效却难以令民众满意。为何？因为我们的监督机构过于软弱，监督只是在走过场。缺乏独立性的叶公好龙式的监督机构的监督不过是闲扯淡而已。
如何让领导干部走下神坛？显然，仅仅有道德说教是不够的，毕竟我们大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对干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让组织意图有更为科学的实现方式。这是改变使领导干部走下神坛的关键所在。如果老百姓能决定干部的前途，领导干部自然不再敢上神坛；二是强化体制内的公民意识。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模式中，在体制内倡导公民意识对于全社会公民意识的培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这必须要有实质性的举措做支撑，如果你的一切一切还是攥在领导手里，跟领导讲你的公民意识都是不切实际的。国外政务官与事务官分设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三是保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其独立性。同时，适当放开媒体对干部的舆论监督也很有必要。
让领导干部走下神坛需要决策层更大的胆识和魄力。适应形势调整意识形态策略是大势所趋。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公众的思想观念也在改变，包括我们的广大干部。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又红又专来教育干部了。意识形态的僵化只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或许百花齐放中的一枝独秀比压倒式的鸦雀无声更有生命力。我们必须立足于干部队伍的道德水平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来教育和引导干部，提前消费共产主义阶段下的公仆意识只是揠苗助长。很多同志从国外考察回来，感慨国外的政府不讲那么多空话套话，不讲多高尚的奉献，只是要求把本职工作做好。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寒酸抵京履新大大震撼了国人，实际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干部不需多么高尚，做到两点足矣：一是做好本职工作，对得起你拿的那份薪水；二是讲真话，做一个诚实的人。走下“神坛”才能走入民心，扔掉皇帝的新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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