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警句，求同存异，化解分歧
──厘清大局，莫把不打自己的人当敌人
李甲才
2012年2月26日
1961年11月17日，毛主席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著名诗篇 ，“僧是愚氓犹可训”的诗句虽然5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有十分具体的现实性意义。毛主席和郭沫若同志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绍兴昆曲。对唐僧不识妖魔，误对悟空百般打击，“咒念金（紧）箍闻万遍”，直至开除出“革命”队伍所犯的错误，做出了“犹可训”的判断和结论。
郭老断定成敌我矛盾，认为“千刀当剐唐僧肉”。一个是理性的教育，一个是感性的一时激愤的杀，诗人学者和领袖的认识与处理结论截然不同。
“我们要做亲者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毛主席1939年9月9日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表白、说些热爱毛主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话是好事，要贯彻在自己的言行中不是容易的。文革中的两派犯过同样的错误，在敌方看来都是一路人，而内部却常常是水火不容，相互的对立如敌人一样。现在的左翼范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达不到一定范围的团结，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团结是个大原则。毛主席逝世后的非走资派力量牛咬马挤的团结不到一起，主张“阶级斗争为纲”论者被“熄灭论”派一一打倒，一败涂地。找不到胜利者，自认为再正确的人也失去了正确性。要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他们团结搞的好，善于求同存异抹稀泥，不在乎一点一滴的差异。
目前的左（翼）派队伍逐步扩大，但与过去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情况，也包括苏联和东欧革命时期有很大的区别。区别点是以往的红色左翼起步时力量不大，条件差，相应的对抗势力也不大，资本主义处于初起的自由发展时期，作为统治的力量也不强大。到处起义，失败了组织领导者一跑了之，没有一网打尽的先例。其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割据，相互掣肘，一时不统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全面回答了红色政权（割据）能够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原因。
“刻舟求剑”不可能，现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本质上的区别。没有空白点，统一的统管能量是覆盖全区域的。既不同于俄罗斯、独联体和东欧诸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名实俱亡；又与毛主席时代有了重大不同。在这种现状中怎样进行继续革命，实现回归（重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个新课题。马列毛主席当然不可能具体指出现代人怎么打倒反动派。
这是一个需要组织系统又不能有组织的时段，因此各地处于类似自愿者的状态，愿者来愿者也能不来。百家争鸣，谁说什么不说什么处于自发状态，只能是个人行为或分散性的言论群行为。言论自由，批评批判也包括在言论自由以内，但也不是没有约束的，亦应遵循一些常识性的要求。力避免主观随意性，摈弃自由主义。教条倾向、本本主义也是随意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按“框框”硬套是脱离现实的自由主义。
一个时期以来，泛左翼人员之中的相互批评、批判愈来愈激烈，文章频见各个网站。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团体，谁也管不了谁，谁实质上也干涉不了谁、制止不了谁，大可不必将“斗争”的声音愈叫愈高，偏离了本来的斗争大方向。明末农民起义几十股，不大联合也不相互攻击，更不干死仗。
可能是对时代背景未作深入了解吧，一些文章引用的革命导师语录，大都是针对组织系统内部的。现在与1921年前的情况差不多，当时的几个党小组谁也不管谁。如果真正的改良派长期不被多数人抛弃，证明革命的机遇还未到来，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革命不是几个先知先觉能硬生造出来的。
凡未有实质证据证明与走资派、汉奸卖国贼相互勾结的、通风报信的，都不宜相互批判、“上纲上线”。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时认识不能一致的，条件许可的还可相互沟通讨论，求同存异则可。枪口未瞄准、子弹打偏了，比不打的人是进步。铁道游击队的女战士见了敌人一时手榴弹还不会扔。现在和1949年前不同，难以证明正确与否。当时那样干胜利了，这样干失败了，性命不保，容易取得被事实证明的共识。
你反你的皇帝，管他哩！把精力放在谁不反皇帝上反而减弱了反皇帝的精力，不管什么“派”挡不住任何人反皇帝。他不反你无法要他反。有同志讲“你打倒了皇帝，他保谁呀”的话是有道理的。各地的革命者至今连个鞭炮都没有放过，也不过是“说革命”而已，当然说一说、喊一喊是舆论工作也很有必要。
革命导师过去进行正常的党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不然错误的组织领导会葬送革命。毛主席不扫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不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革命事业干不成。现在没有党内党外的，似无必要按正常的组织系统对待。虽有针对性但却失去了针对性的作用，还是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自己认为应干的工作，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洋奴、汉奸、卖国贼同一切反华势力，莫把不打自己的人当敌人。拣难干的事干，要敢于“在硬处取土”。
你站在人流如梭的大街上，走在人群簇拥的农村，想想有多少人是无所作为的、只谋个人利益的、麻木不仁的、专等别人把事做好自己享受成果的、盼别人革命自己平安而过的？你就会对那些不谋个人利益的人肃然起敬。尽管他们也可能说了些错话，都是应当原谅的。唐僧再有不妥之处，还是要取经的。
再细看：有多少人正在疯狂地卖国媚敌、狠毒地要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干掉搞资本主义的，就会明白不但“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分动摇的“八戒”说错话，干错事也是应当“可训”的。“水至清无鱼”。
抓实质，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央做官；第二次合作，军队的名称、着装全变了。“衣帽有样”，革命有相同的规律没有一样的模式。“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口有一亿人，具体进行革命工作的，只有不到一千万人，其中军队和民兵200多万。
从人口总体分析，要人人从事革命事业不可能，只要不反革命就值得欢迎，能投身革命事业是更好的人生升华。至于要干革命的人们一时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什么干的不妥当的地方，还是应当和反革命、反动派有所区别，首先要解决的是反革命。
“革命不分先后”，一切反革命、反动派只要不继续与人民为敌，不再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也应欢迎站到进步的一边。革命导师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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