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讨论引起了笔者的关心，让笔者想起尘封岁月中的一件往事，现把它写出来，或许对于认识转基因食品的影响有所间接的裨益吧。
大约四十年前，笔者作为知青在乡下务农的时候，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邻村的几个农民嫌撒农药麻烦，怀念起原来不需要撒药的老品种来，于是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来到瑶寨，讨回一些当地已经失传的稻种，可是第二年种了以后，这些老品种也照样长虫了，令他们很失望。
笔者下乡的头两年，农民们种水稻是不撒农药的。稻田里可以养鱼，其鲜美的味道令笔者至今还在怀恋。秋收的时候，只要掀开稻草把，就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小青蛙跳了出来（当地比较缺水，大青蛙生长不了）。后来上级推广一种叫“农垦五八”的良种，这个良种叶片鲜嫩，很招虫，而且它植株矮小，一击就倒。在面临绝收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使用了农药。这样一来，原来那近乎完美的自然环境就一去不复返了。老品种叶片粗糙、植株高大、亩产四百斤左右，这些特性的形成，其实也是农民长期种植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结果。如果当时有人全面分析后看到这一点，不轻易弃用它，那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
农药的使用对生物的影响是空前的。一方面，农药杀死了害虫中的羸弱者，却把强壮的个体留了下来，其后代吞噬庄稼植株的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害虫的天敌，如青蛙、稻田蜘蛛之类，往往处在动物分类学上的较高层次，其繁殖能力弱（如青蛙一年只繁殖一次），在农药的毒杀下数量锐减，没有天敌制约的害虫比以前更猖獗了。以上就是虽然同为老品种、过去不长虫而现在长虫的缘由。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尽头。
随着害虫体内抗药性的增强，低档次的农药失效了，农民们只好改用毒副作用很大的、高档次的农药。渐渐地，使用农药的范围从水稻、棉花扩展到了蔬菜、水果、油菜籽等作物上面。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野生性很强的茶叶树上也在施用农药呢？难道多几片茶叶、少几片茶叶就那么重要？难道农民们不明白一旦施用农药，茶叶的品质就立马下降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农药的残留物渐渐渗入到了土壤与河流中，就连南极洲那冰冷的海水里也可以找到农药的踪迹。当然，农药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人的身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医生告诫：蔬菜一定认真清洗和煮熟，水果一定要削皮吃等等。
中国人种植庄稼的历史至少有几千年了，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在人虫之间的战斗中（古人把许多动物都叫做“虫”，如老虎叫做“大虫”），我们的先辈使用的方法只是简单的灭杀（诱蛾灯）和驱赶（稻草人），虽然庄稼被害虫吃去不少，但由于益虫的保护，大部分收获还是留给了我们，我们也就能够繁衍生息至今。先辈的这种只对大自然进行有限索取的做法，其精神与中国哲学里倡导的“和”、“天人合一”的道理是相通的，也就长期地保持住了生态平衡，在引进良种的初始阶段，如果不使用农药，让害虫猖狂一时，那么益虫也会迅速壮大起来，使生态仍然保持平衡。可惜当时的人缺少了这种智慧。笔者也是许多年以后才渐渐明白这一道理的。
在超市的货架上，笔者见到了有机大米、有机蔬菜、有机猪肉等食品，不由突发奇想：既然能够在小块的土地上生产出少量的有机食品，也就一定能在大块的土地上生产出大量的有机食品，如果某个能人选择山区有独立水系的范围不大的地方进行不施农药的实验，让害虫肆虐几年，同时也让害虫的天敌，如青蛙、稻田蜘蛛、麻雀（有些稻作区已经见不着麻雀的身影了）等回来，再慢慢地恢复以前存在过的生态平衡。可是转基因食品的出现给了笔者一飘冷水。笔者是希望人类与虫类再次和平共处，而转基因作物的制造者们无疑是想对虫类开展新一轮的讨伐。这不由令笔者忧心忡忡起来。在上一轮的人对虫的战争中（现在仍然进行着），人类用的农药这一物质，其成份的大部分只是附着在庄稼植株的表面，对虫类的影响有限，仅仅使虫类的体内产生一些量的变化，即使在施用农药许多年以后，棉蛉虫还是棉蛉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还没有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但转基因作物不同，它的整个植株对虫类来说都是不能吞噬的，对虫类的毒杀作用要强烈得多。但问题也就出在强烈的毒杀上，万一某个虫没有被毒死，在人植入的有毒基因的激化下，这个虫的体内发生了基因突变（自然界的生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量或质的变化），出现了新的不惧怕任何药物的新物种，我们权且叫它“超级棉蛉虫”或“超级病毒”吧，那时候我们人类又将如何应对呢？这是笔者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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