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不是那么难？

改革是不是那么难？　　

一年一度的两会开完了，人们如同高度亢奋的读者，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一部现实版的鸿篇巨著，思绪完全沉浸在蒙太奇的章节之中，一时还醒不过神儿来。和所有名著一样，其结尾处往往高潮突起，却又嘎然而止，留下许多让人遐思的空间，依据读者的理解能力，各自延伸和演绎，自然又有新的内涵。　　

笔者正是这十几亿读者中的一员。由于个人想象力不丰富，对一些问题的解读往往陷入“无限不循环小数”的牛角尖。梳理了两天，对让人最困惑的两个内容稍有心得，对与不对，愿与朋友们共享。　　

先说说重庆。重庆在两会前出了个王立军事件，这给后来的戏剧性变化埋下了伏笔。所有结果都是想像得到的，只是来早与来迟的不同。当“反思”与文革、再与封建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薄熙来的离开是一种版本。在这个氛围里，人们推导的结论是“薄熙来搞文革不得人心”。于是，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五个重庆统统都成了“文革”的组成部分。又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的不同，再分化为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有些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甚至搬出了某大专家的理论，社会发展必须保证“差距”，而中国的贫富差距还远远不够。他们将浙江老板“跑路”、资财大量外逃的原因归结于对共同富裕的恐惧，甚至认为只要现行宪法规定的“政体”存在一天，富人们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成果”最终都会失去。因此，这部分人是将共同富裕、打黑都归到文革这个筐里的。在这样语境里，“活着的文强们笑了”。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文革“均贫”让所有人都吃“社会主义的草”，而改革30多年的成果只被少数人占有，一部分人吃“资本主义的苗”，一部分人连草都没得吃。这绝不是共产党人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在这样语境里，“死去的先烈哭了”。　　

峰回路转。薄熙来的离开出现了另一种官方版本。笔者注意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重庆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最少有两点重要的、也是明确的信息值得关注。　　

一是对重庆班子成绩的肯定。他说：“中央对重庆的工作是肯定的，对重庆的发展变化是肯定的，要把重庆市这些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市广大干部群众为之做出的贡献，同王立军事件区分开。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扎实奋斗，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的结果，是重庆历任与现任领导班子和三千二百万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驻渝部队、武警官兵共同努力，以及老同志支持帮助的结果。”　　

二是关于重庆班子调整的原因只有一个：“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　　

人们相信，李源潮的讲话本身绝对是中央高层会议“慎重研究”的集体“语言”。这里并没有关于文革一类的表述。　　

按说，文革出现“红卫兵造反”是1966～1968年的事情，后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真正参与“造反”并且具有“世界观”能力的人，现在都六七十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五种人”已经在党和国家的体制内“永不留用”了，即便是“残渣余孽”，也是无法重新钻到体制内来影响改革的。问题是，为什么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这才是最需要“反思”的问题。有一点是错不了的，如果改革的成果人人共享，大家都有苗吃，有什么力量还能让大家再去吃回头草呢？　　

再说改革的阻力。今天的改革确实遇到了阻力，并且阻力似乎无处不在。比如，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因改革而失去既得利益；老百姓不愿意因改革再添几座大山；“乌托邦”们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只剩下马甲等等。假如将改革置于这些阻力中间东突西撞，恐怕是没有出路的。　　

其实，改革也不是那么难。只要我们的改革首先不躲躲闪闪，明明白白在旗帜上写上我们的改革是为什么人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就能得到相关方面的拥护。　　

笔者此文是断断续续写的。到此刻又有幸拜读了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关于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眼前豁然一亮。摘录一小段：“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　　

有了这个明确无误的说法，还担心什么呢？我们推翻三座大山难不难？共产党明明白白告诉中国的老百姓，共产党要干什么，结果就胜利了。今天的改革，只要还是为人民服务，明明白白说清楚，总不会比当年的革命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