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善恶问题，为什么会搞的这样复杂，至今仍然是各师其主，各师其教呢？我认为问题出在后人没有对孔子的理论从整体上去把握，而是仅仅抓住“人之初，性本善”这二句就论起是非来了之故。
“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历来的研究者都是把孔夫子的这四句话分别开来研究议论的，所以，自荀子而降主张人性恶论者都错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句话是不能分割开来解读的；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前二句是提出善恶之本源问题，后二句是表示善恶发展变化之“结论”，不管是“性恶论”还是折中论者，都是只抓住前二句就迫不及待的批评起来了，没有顾及后二句才是孔子要说的重点问题所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论哪一种主张，都没有离开后天的“教化”为自己的观点立论。
“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就是孔子比其他人胜出一筹的地方。“性相近，习相远”这就是在强调教化、社会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善与恶，是与非，罪与罚都是“习相远”的结果。为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会变得“习相远”了呢？这就与教化的过程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了。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国一切现代的教育理论追根溯源不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吗！我们的教育方针，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大中小学生守则、奖惩条例，以及一切指导学校教育这个重点方面的治安保障措施，如果一一细细梳理都不难发现是围绕避免“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根根本核心内容制定的。统一的教育方针，就是要解决“性相近、习相远”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教育达到“性相近，习也相近”的目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孔子之谓“习”者，乃后天之“教化”也。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最伟大的教育家，他毕生的教育实践，都是重在致力于“性相近，习也相近”的，这在《论语》中很容易找到答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朝闻道，夕死可矣”；“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山也，犹水之久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也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说了一个通俗而又深刻的道理，水如因“搏”之、“激”之，可使“过颡”“在山”；一个人，如果受到一定社会因素的“搏”“激”也同样会“可使为不善”，或“可使为善”的。所谓“搏”也，“激”也，后世之谓“教育”也！
荀子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他说，“凡性也，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荀子--性恶）这就难免唯心了一点点。
如果我们仅仅是囿于哲学来讨论这个问题，依然可能难于统一认识。而如果我们引进自然科学成果，这个问题就再简单不过了。现代遗传学、生理学、生物学、基因学、人类学的伟大成就都早已经证明，人的生命繁衍过程，只有某些基因（疾病）是会遗传的（包括“隔代遗传”），而父母的社会习性（伦理道德、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不可能遗传的；换言之，人之初是“无暇”的。个别先天疾病的遗传是与“人性”无关的；随着社会法制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普及，这种情况还会得到不断的改善。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儒家言论集之《礼记--乐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有二层意思：一是重要的并不是人性好恶之争，重要的是必须明白人性之好恶是由于“诱于外”这个道理！第二层意思是说人都是需要教育的。“反躬”者，教化也。
我们的教育改革，应当立足于“教”。怎么“教”呢？这就得从社会生活中去找原因了。此之谓“知诱于外”也。舍此，即教育改革如盲人摸象，不得要领，越改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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