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有可能是文革余孽？
1965年下半年批判《海瑞罢官》等，这是文革的前凑，毛主席通过这一举措，告诉国人文化大革命先从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同时发现了一批文化“精英”。
1966年上半年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表明文化革命从文化领域引入政治领域。
《五．一六通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点燃了文革的雄雄烈火。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为广大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做出了“榜样”，把大字报作为文革的主要“武器”。高校学生纷纷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投入文化革命之中。虽然组织的名称很多，但基本是两种思潮、两个大的派别。即“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校、系党组织、领导干部及一部分党员和学生干部；保守派认为这种做法是“右派翻天”，加以抵制和反对。两派斗争激烈，当时称之为“群众斗群众”。
8月3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试图说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克服“群众斗群众”的状况，之前向各校派去了工作组，又叫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有的支持造反派，有的支持保守派。群众斗群众的状况依然存在。而且这个想法根本不符合毛主席的意图。为了纠正刘、周、邓的这个做法，毛主席于1966年8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所谓“刘邓司令部”。与此同时，中央公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要求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群众的热情引导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尤其是8月1日至12日中央八届十一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点名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撤销了工作组，来了支“左”的军宣队。全国的“阶级阵线”一下子清楚了：文化革命斗争的矛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修正主义。各个高等学校诸多红卫兵组织一致揪斗领导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争扩大到各省市地县及中央各部门、名科研院所、文艺团体。但是，围绕争夺群众组织领导权的派性依然存在。你攻击我是保皇派；我攻击你是右派。以至于很快发展成两派武斗，尤其是“支左”变成了一些地方的枪战。全国形势十分令人堪忧，工人、农民甚至成了武斗的主力军。两派大联合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第一个成立了所谓三结合的革委员会。“三结合”指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地代表、领导干部三者。之后全国纷纷建立了这种政权形式。
历史事实是，当时的右派纷纷变成了极“左”派，他们是文革的主力军和骨干。其主要头目在大联合、夺权阶段进入了革委会，甚至担任革委会的一、二把手。被结合的领导干部要么是最早同情支持造反的，要么是后期的造反派。进入革委会的学生应是现在年龄在65岁以上还活着的人。也有一些是当时造反的高中生。有些人虽不是革委会成员，但在1966——1976这十年间他们是党委的红人，或担任一定职务者，均有文革余孽之嫌，而他们现在仍隐藏在各级政权之中，有些人官阶很高。事实告诉人们，不能把有的当年的高干子女和对今天改革有意见的人诬蔑 为“毛左”之类，或说成是文革余孽，企图复辟文革。谁是从文革以来都是既得利益者，谁最有可能成为文革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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