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是经济奇迹，不是几十年前就高呼“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吗？”，不是最好的历史时期吗？不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吗？不是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恢复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了吗？不是把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左倾路线彻底纠正了吗？难道改革了三十五六年，还在深水区打转转？怎么回事？真是总理自己记者招待会说的能力不行？或者说是体制羁绊？若是前者，哪怎么办呢，若是如此，改革可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总理不是号召党政分离，力主政治改革吗？若进一步党政分工，再遇到能力悖论，再搞个九年十年，到了最后来个能力不够的“谦虚”坦陈，这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受用不起。这不变成了在怪圈里打转转吗？若是后者，那就更滑稽了，改革不是一直在打攻坚战吗？二十年前不就是“不改革就下台”，不就是周瑞金的黄埔平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吗？那搞了半天，改什么了？怎么还是同一个口号，同一个思路，同一个说法？三十几年，原地踏步，如何说的过去？怎么向国人交待？
按说，改革低于中兴，改革就是改良，不触动基本制度，只是调整机制、体制和政策，阻力要小得多。中兴也低于起义、造反，改革就更不比革命，革命远比改革、改良更加彻底，触及根本的制度和文化，自然，难度和困境要大得多。然而，中国土地革命，也就是大革命，抗日战争，也就是民族解放革命战争，最后的解放战争，也是最后阶段的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各国民族解放与革命战争史上，算是极端漫长的革命奋斗史，但其充其量也不过二十八年。而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体制改革，竟然改了三十五年之久，还仅仅在潜水区转悠，刚刚步入深水区。什么是水平？两相对照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前者，顺风顺水，万事俱备，连东风也不缺。竟然什么攻坚战也没有完成，都打了一些外围。按改革精英的解读，经济体制还不是市场经济机制，还只是完成了过渡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搞了半天，却除了什么公务员制度，政企分离，党政分离，竟然什么其它的“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也没有改。那么，从“特别是”理论到“特别是”制度，从“特别是”制度到“特别是”文化的完整的建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后者，从12个代表党成立开始，始终在弱势、边缘，要资源没资源，要国家政权没国家政权，要资金每资金，要武器装备没武器装备，要国际援助没国际援助，要生活基本条件和生存空间没有生存空间，但却二十八年就从井冈山，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十三年陕甘宁边区，从抗日烽火到解放战争的硝烟，经西柏坡直接进京赶考。这前后天壤之别，水平、能力都有关。不过，政治生态和发展体系更重要。
建国六十年，建党九十年的党政军文献，可是历史性的文献。其历史性文献的地位，丝毫不比《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得低。一方面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公开宣称改革开放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特别是”理论、“特别是”文化、“特别是”制度。在这样的宣称，相对于《临时纲领》，五四宪法等等，已经是石破惊天，而刚刚过去没有一两年，就统统不算数。这样的朝令夕改，哪一个国家承受的起？哪一方百姓消受的下？如果说下述的基本判断是政治共识和基本态势，那么，问题就不是一般性质的了：“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中国改革到了攻坚战的时候”，“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上述一项判断若是基本政治现实，那就意味着：或者过去的改革设计、改革者、改革群体一直在偷工减料，文过饰非，装腔作势，打擦边球，做壁上观，否则，你大权在握，资源通吃，舆论和学术阵地系数掌控，却吭哧了三十五年之久，竟然只是在改革的河边趟了趟水，这岂不是开国际玩笑？或者改革完全南辕北辙，改革取向根本就不是当今改革策划者的意图。那么改革的取向和意图，改革的最终目的地和蓝图是什么？是吴敬琏的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辛子陵的彻底同陨落的红太阳毛主席切割，走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前苏联之路？是胡绩伟、李锐、贺卫方们的宣布共产党没有合法登记，共产主义是恩格斯早就放弃的马克思乌托邦幻想，人性的自私和恶是永恒的上帝，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没干一件好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该收场了？若如此，那中国当真是逆世界潮流而动。
而从辩证逻辑看，近来的避重就轻，不思反思进取，文过饰非，指鹿为马的精英鼓噪的蝉鸣，才是货真价实的“文革余毒”，鼓噪者多半才是历史和现实的地地道道的“文革余孽”。一般说来，我一介晚辈后生，一介学者、理论工作者，一个文革全程根本就没有参加的小字辈，尤其是一个秉持人间公众天理大道的书生，对一些大人物，一些强势人物，动则“余毒”，“余孽”的极为反感，从内心深处无比厌恶和不屑。而一些主流精英们得寸进尺，贼喊捉贼，浑水摸鱼，颠倒是非。一般说来，普世性的心理法则告诉人们，就是喊得越凶，叫得越欢的通常是为掩饰其真正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故作姿态，声东击西，包藏伪装。文革时期大肆投机，改革开放后摇身一变，摇尾乞怜，大打出手，更加不可一世，季羡林、吴敬琏等等等等，都是如此。他们从来就不是什么左派，也不是什么右派。他们压根就没有任何信仰、操守、廉耻和精神，更忘论意识形态根基。他们只有出风头，捞取政治和经济社会资本，博取个人私利和浪名。这就难怪，人民大众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社会发展方向和改革进程，包括改革开放的是非功过，他们却闭目塞听，拒绝真理，垄断舆论，固守错误，还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加以放大。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项科学和成功的改革，任何一介得民心的社会政治系统和良序社会，只要是好的或者仅仅是次优的东西，阻力来源充其量仅仅是在起始阶段。只要跨过临界点，则自组织和社会协同正反馈放大机制，会自动推进其后的自然均衡过程。这是无为无不为的最高级推动的普世性的秘籍。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抗日战争艰苦卓绝，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横扫千军如卷席，摧枯拉朽。什么原因？政治正确，方向对头，过了临界点，人民上帝整体优势就会自动地显示出无敌的威力。同样道理，改革开放若当真是若主流精英叙说的那样得民心，顺民意，体民情，则必不会在自宣布改革开放获得巨大的历史性功绩的情况下，陷入改革僵局和卡壳状态，非要“刺刀见红”，杀出一条血路来。用成长的烦恼，利益集团作祟，左倾干扰来说事，都竭尽荒唐之能事。改革开放前五年，归罪于文革，人民认了。因为社会整体的确出现了滑坡和大范围的社会疲劳。也伤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和事。但文化大革命充其量十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五年了。再往文革上挂，就是不要脸了。就如同近代现代中国不行，非把帐算到只有十几年的秦王朝。那就不但是文过饰非，简直就是下作、无聊和无可救药了。
中国陷入不该陷入的政治危局和政治被动。不要上真正的投机家和坏人的当。重庆模式是得民心的。这不是当年林彪的事后的《571工程纪要》的政治画饼充饥和文化煽动。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浦东模式，渤海圈模式，都没有形成全面性的举世瞩目的道义和经济双重制高点，官方和民间双向满意的结果。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去职都有待于中央的符合党纪国法的又合情合理的系统而全面的解释，但在任何情况下，考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成熟和文化自信，都是看其能不能永远不要因噎废食。功是功，过是过。特别是，对于任何有作为的大政治家来说，对于历史上不多见的大政治家和民族英雄来说，瑕不掩瑜。对林彪元帅，我们都客观对待，更何况粟裕、刘伯承这样的忠心耿耿，个性鲜活的人物呢？
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政权斗争，总是会同权力斗争，文化和行为摩擦冲突交织在一起。而权力斗争又经常同义气、风格、做派和利益绕在一起。保守住中国的政治底线，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更要学习毛泽东、周恩来，出奇制胜，牵着国际敌对势力的牛鼻子走，反其道而行之。大道理管小道理。世界事大，一致对外。大敌当前，民心为上。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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