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笔者曾经撰写过一篇《对“改革”也应实行问责制》的文章。党的十八大刚刚开过，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的新观点，而且还指出现在的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很快，包括人民网和中国日报网等在内的各大网站上发出了一篇《李克强提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释放了啥信号?》的文章，此文认为，李克强提出的这一新的“改革论” 释放出了三个重要信号：一是让不改革者打消顾虑。二是给怕改革者壮胆撑腰。李克强之“改革论”中的“必须”和“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不怕要改革，怕也要改革，改革者，尽可以大胆往前走，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三是给反对改革者响亮耳光，任何反对改革者都必须马上闭嘴。这一关于李克强“改革论”释放三个信号的“解读”，在各大网站都能看到。
看到主流媒体的这一“解读”，笔者感到十分惊讶。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中有“解读”中所称道的这种意思吗?笔者当然未能看到李克强讲话的全文，对此不能擅自猜测。但说到承担历史责任，李副总理劝告某些领导干部不能对改革抱消极态度，而应积极负起改革的责任时说的“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或许让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难道只要以“改革”的名义积极参与了“改革”，就可以不要承担历史责任?
所以，笔者以为，如果李副总理能将“不干可能不犯错”这句话改为“无论你干还是不干，都要承担历史责任”就更加全面了。因为，“改革”也可能走错路犯错误。其实，说“不干可能不犯错”与邓小平说“允许改革犯错误”这两句话时，就已经寓意着搞“改革”也可能犯错这层意思了。这当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顺利成章的推理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改革”中出了差错咋办?
笔者认为，既然任何“改革”都可能出错，而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在公权力主导下进行的，所以，行使这些公权力的“改革者” 们理所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任何改革方案的出台，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某个改革的具体措施，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征求民意，并经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以取得其合法性。民众有权对任何一项“改革”提出质疑，甚至问责。否则，就可能产生使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这是有先例可循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经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同时，还提出了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争论”的说法。但实践表明，有些别有用心的所谓“改革者”很快就利用这邓氏“改革三论”扛起“改革开放”的大旗，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名，胡作非为，不择手段谋取私利;以“不争论”为名，压制不同意见，独断专行;以“改革免责论”为虎皮，拒绝反思，逃避责任追究。尽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动群众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来，邓小平所说过那几句话，也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时到如今，我们至今又看到有几位那些早已经媒体披露后为众人所知，且劣迹斑斑的“改革红人”受到了责任追究?又有谁来为中国社会上目前所出现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道德沦丧等丑恶现象及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承担历史责任?
所以，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中的每项决策都是涉及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重大公共事务，党和政府对此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广泛听取民众的各种意见，向人民讲清楚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取得民众的支持;必须民主决策，不能仅仅凭少数专家和领导干部“闭门造车”提出什么“顶层设计”，利用行政手段强行向全国各地推开;必须接受群众监督，随时修正错误，并对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承担历史责任。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在推行改革过程中，理直气壮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摆脱“以资为本”的思想束缚，允许各地政府作出符合当地实际，并且受到群众拥护的“以人为本”的改革探索;允许、鼓励和扶持劳动者集体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壮大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实行基层社会民主自治;在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其配套的各种法律法规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有必要对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和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并作出决议。总之一句话，党和国家必须对“改革”实行问责制，改革者更应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2012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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