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面临着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的所谓“塌方式腐败”。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我们把这个金字塔三角形从顶端画一条垂直线连接底线。这样，就把这个三角形分为了两边。社会的阶级结构，大体这样：
顶端，是皇帝。皇帝以下，三角形上层的左边，是上层官僚，右边是社会富裕阶级上层;往下，三角形中层的左边，是中层官僚，，右边是社会富裕阶级中层;再下，三角形下层的左边，是下层官僚，，右边是社会富裕阶级下层。愈下底层，就是贫苦民众。
历代的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农民起义若成功了或真的成功了，社会就要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阶级关系大变动，就要发生一次浩大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那时，“朱元璋”就上升到金字塔的顶端，成为皇帝，接收了原皇帝的全部权力财富，他以下的军官，依据打江山的功劳，依次上升为上层官僚，中层官僚和下层官僚。他们接收了原上层中层下层官僚的财产，甚至还大量抢夺了与其阶级层级对应的社会上中下层富裕阶级的财产。开始了新的统治。
毛泽东的革命，从其革命队伍的阶级构成来说，也是一样的农民革命。他成功了。毛泽东上升到了金字塔顶端，处于皇帝的地位。但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他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他首先从自己的地位开始了警惕。进北京之前，他就警告自己：“我们不做李自成”，同时他也看到，跟随他打下江山的干部和军官们，很快就要接管全国，依次成为了上中下层官僚，于是更警告他们“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务必保持“无产阶级阶级本色”等等。
但各层官僚及其家属与其对应的社会阶级，是处于不断地对流之中的。当对应的社会阶级仍是富裕的大中小资产阶级的时候，怎么可能想象革命胜利拥有了社会权力的各级官僚能够长期地保持“无产阶级本色”?：金字塔的右侧是富裕有产阶级，金字塔的左侧是官僚无产阶级?社会怎么能平衡?毛泽东举了个著名的例““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
不多讲解放初期，眼前有个例子就很有意思。最近国家公务员要加薪了，说是，习近平可能加到月薪一万多人民币。但据报道，习近平这点工资，尚不够支付在北京繁华市中心月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居住。若习近平不能成为有产者获得其他更重要经济来源，他及其家庭便无法与其对应的上层社会富裕阶级在北京城内平等生活，对流。就此，我们可以想象“解放初”的各大城市“共产党官僚无产阶级”与上层社会富裕资产阶级关系的情景。
但毛泽东有他的办法来使他的革命胜利后的农民干部队伍“保持阶级本色”。这个办法是反过来，将整个社会“无产阶级化”，达到平衡。不是传统的上中下层有权官僚上升为有产阶级，而是使社会原上中下层富裕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全部下降为无产阶级!他果然这样做了。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削平了资产阶级;“合作化”，削平了农民阶级。被社会叫唤的所谓“共产党专制”，其源盖出于此了。
但追求生活的富裕和经济地位的上升，是人的本性，当然也是一切劳动阶级的“自发”的本性。我们当年上山下乡见到广东农村大量的青年农民和城市市民的冒死偷渡逃亡香港，就深深感受到了这点：他们很知道香港并非满地黄金，不是每个人到了香港都能出头，但他们感到资本主义下可以有一个靠自己拼搏的机会，哪怕千分之一上升为有产者的机会。但在社会主义大陆，却被封死了任何机会。所谓寻求“自由”，无非就是寻求上升机会的自由。而所谓“共产党专制”，无非就是不给你上升机会的政治强制。(孙西教授插话：“是啊。所以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们在现场，看见的是没有放一枪，人流都是往西部湧去。”)
而官僚们，同样不能满足自己长期的有权却“无产阶级”地位，他们无时无刻都有着一种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富的冲动。向往“腐败”，是他们人性的本能。毛泽东的强制无产阶级化的政策钳制着他们腐败冲动，各类运动直至文革运动威胁着他们，使他们长期至多拥有一些特权，但不能靠它聚集和占有可增值的资本财富。他们使自己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强烈欲望就像蓄积的洪水，毛泽东的强制无产阶级化的政策就像壅堵洪水的堤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堤坝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挡住洪水，但能永远地堵住洪水吗?不可能的!
毛泽东一死，有人顺应水性的自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堤坝壅堵了洪水30多年至60年之后，终于全面溃堤了!
上层官僚及其家族带头，水银泻地般迅速将半世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聚集的国有财富攫取占有为私人家族财富，中下层官僚，及至一般老百姓也都“过得海就是神仙”，各自绞尽脑汁使出一切办法解数，合法非法地去谋取财富，使自己上升为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也痛恨大官僚权贵鲸吞国有资产暴富，感觉自己所得太少，于己不公，但他们不会赞成退回“强制无产阶级化”的毛泽东时代去，因为今天无论如何不公，总还算有了自己上升为资产者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基本要求是“社会公平”，虽然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更下层来说，也很不公平。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今天的“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的所谓塌方式腐败”。本质是什么呢?本质不过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胜利，被毛泽东“强制全社会无产阶级化”政策阻遏，迟来了30多年而又总要来到的的阶级关系大变动和财产权力的颠覆式再分配罢了。它本来应该1949年发生。
为什么说，这个大变动，是必然要来到的呢?因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历史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它是不能用政治强制来跳跃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列宁主义却认为，一小撮勇敢的革命家利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突破，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以继续革命手段对社会进行强制社会主义改造。果然，这类“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存在了几十年，也很有成就。于是证明，列宁主义是正确的。但这是短视的。
比方说，大家都承认这个定律，“人是不能一蹦就上天的。”但有人一蹦跳得很高，在空中宣告：“我证明了人是可以突破地心引力的薄弱环节一蹦就上天的!”不过，这个蹦得很高的人，在空中就0点几秒后，终于还是跌回到了地上。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几十年，相对人类历史，充其量，不过就是人对抗引力蹦在空中的那0点几秒罢了!无论苏联，中国，无论政治强制地蹦在空中多少年，最终，还是要回到资本主义的地上。
既然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的所谓塌方式腐败”，无非是完成资本主义的一种历史必然，早已不是个人行为，是全阶级的演变。那么。“四方来者，俱入吾网”的“对贪官零容忍”政策，就是不妥当的，很危险的了。还是网开一面，有张有弛的好。应该重点打击那些超级权贵巨贪，没收其财产，震慑全国，定下政策，敦促一般贪官自首退赔。也不必穷追退赔的那么干净，倾家荡产。可以稍开眼闭眼，“水至清则无鱼”，同时，将没收的超级巨贪的财产，拿出一部分，奖励那些确多年坚守了廉洁立场，生活清苦的官员，不使老实人太吃亏，使之也能成为小有产者。有人说，“那广大老百姓怎么办?有这么多钱奖励他们?”那没办法，没有绝对公平政策，只能完善法治，给老百姓更多的合法上升为中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平等机会，老百姓就能接受了。总之，王岐山的“四面出击”政策，需要考虑，四面出击，全国紧张，不利安然有序度过这个阶级关系大变动，再确立的社会非常时期，不利习近平擘划的“中国梦”全局。
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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