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军扩副主任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引领新常态需要用好“两只手”》的文章。本人以为，文章的若干提法和观点有失客观公允。不利于指导新常态下的经济工作。文章指出，现代化早期，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范围更大一些、力度更强一些。为证明该观点，文章列举了德国、日本的例子。然而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英美两国在其现代化早期，是放任市场与企业发展，而忽视政府作用的。文章作者为何要回避呢?本人以为，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早期，是需要大力发挥政府作用还是高度重视市场作用，要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及自身国力来综合考虑，并没有一个绝对性结论。文章指出，我国政府干预已经产生一定负效应，政府作出正确抉择要比过去困难得多。本人认为，这一说法也过于片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总体呈现范围缩小，力度减弱的趋势。当前经济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恰恰是政府干预缺位的结果。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新“三座大山”问题。有些问题看上去是政府干预造成的，其实是政府介入时间过晚，错失良机才产生。比如大家关注的汽车限购问题。如果政府能提早几年就提高汽车购置门槛，群众的反映也就不会那么强烈。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政府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丰富。只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和超级计算机等硬件设备，辅之以统计学理论作为指导，政府作出正确抉择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而不是倒退。毛泽东时代的党中央、国务院面对重重困难与险阻，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也得到多国的肯定。此时，本文作者却叫苦犯难，真不知是何用心。笔者认为，政府站在市场的制高点，完全有可能也应当有义务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提出，应加大对新常态的宣传引导和研究阐释力度，进一步明确新常态提出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弄清新常态的内涵和外延，把中央精神变成全民共识。从这段文字上看，新常态还仅仅是个名词，何谓新常态需要有关人士分析研究。本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新常态是本届党中央深入分析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经过周密思考做出科学判断。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还对新常态做了专门论述。会后的新闻通稿也对新常态进行了说明。由此看来，不是中央没弄清新常态，而是本文作者不看不学中央文件。既如此，作者怎么敢在引领新常态上高谈阔论?文章对于如何引领新常态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比如完善公共服务机制、科技体制、基础设施等。实际上，这些意见建议都是多年来中央及各地政府的工作内容。这些意见固然没有错误，但没有针对新常态的特征做出调整与优化。总之，这篇文章给人一种泛泛而论的感觉，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意见。近年来，类似的由高官撰写的逻辑不清、内容空洞的文章屡见于《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在此，本人恳切希望人民日报的编辑们认真审核手中的每一份稿件，不应以作者身份设限，要多让民间有识之士有分量的文章见诸报端，，而不是任由空洞无物、陈词滥调的文章浪费宝贵的版面空间。
附文：引领新常态需要用好“两只手”
(大家手笔)张军扩《 人民日报 》( 2015年02月27日 07 版)
引领新常态有不同方面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使经济以这种新方式平稳运行。这种新方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经济更加高效、社会更加公平、资源环境更加可持续。形成这样的发展方式，需要用好“两只手”，让政府和市场正确地发挥各自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都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但在不同时期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范围和强度并不相同。在现代化早期，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范围更大一些、力度更强一些。像德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建设或者现代产业发展起步阶段，政府都通过制定发展战略、集中优质资源、扶持主导产业等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属于追赶型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其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与其他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相比，我国在相同时间内取得的发展成就非常突出，原因就在于我们既不断扩大市场作用，也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空间和强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干预已经产生一定负效应，而且是因为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发展环境、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更大，资源优化配置的具体路径和效率改进的具体方式更难把握，政府作出正确抉择要比过去困难得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过去相比也有很大差别。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更多主体参与决策、推动发展，也就是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具体到新的发展方式形成上，政府和市场应找准各自的位置。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市场应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发挥规划引导、宏观调控、维护统一市场、规范竞争秩序等作用。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政府应发挥更大作用，不仅在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收入分配调节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且为市场各主体、社会各阶层创造公平发展环境。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政府应承担起标准制定和实施、环境监管执法等职责，并通过健全体制机制激励和约束市场主体，使其在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央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各地对引领经济新常态表现出极大热情。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这种热情变成地方政府对经济进行新一轮的不合理干预。如果是那样，就不见得能保持住我们想要的新常态。要正确引领新常态，必须有正确的作为。
引领新常态，既涉及生产方式转变，也涉及生活方式转变，需要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政府要制定好规划和政策，居民要转变消费方式，企业要根据发展环境变化和国家政策调整转变经营策略和生产方式。应加大对新常态的宣传引导和研究阐释力度，进一步明确新常态提出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弄清新常态的内涵和外延，把中央精神变成全民共识，让企业和消费者了解新常态，使市场主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新常态发展。
人力资本提升和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引领新常态，需要完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入，加快提升人力资本。应通过完善科研体制，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推进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资源空间配置结构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和区域发展公平，优化资源空间配置是引领新常态的重要途径。应加快国内统一市场建设，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行政性壁垒，完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网络，促进要素更加自由和便利地流动。结合落实“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培养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增长极，促进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的生产力新布局。
引领新常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化改革，消除体制弊端。应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松紧适度的监管体制，引导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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