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记错，韩少功说过，只要有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1993年就是一个散文丰收年;我是否可以说，只要有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1992年就是一个散文丰收年?写完这部长篇随笔之后，大约半年，路遥去世，还不满43周岁。
“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
第一次读到它，是在一本文摘上，不是全文。是在听得到犬吠与鸡鸣的地方，那时，我还年轻。人生阅历并不丰富。
路遥是一位充满命运感的人，他说在年轻时就有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以前。”他是1949年12月生人，规模上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完成于1988年，40岁之前。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成之后，路遥倒下了，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曾经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续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但是，多么不甘心!我甚至已经望见了我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地。”
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由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诗人西川在纪念海子的文章中说，人说话应该避谶。命运感太强的路遥，似乎并不懂得避谶，“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题旨所在。”这部作品“甚至可能耗尽我一生。”
路遥说，“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路遥说，朴素平常地说，也是深刻地说——即使现在读来也是如此。“如果一味地模仿别人，崇尚别人，轻视甚至藐视自己民族伟大深厚的历史文化，这种生吞活剥的‘引进’注定没有前途。我们需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但不必把‘洋东西’变成吓唬我们自己的武器。”“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
路遥说到自己在人世间，“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在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擅长的。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书完成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弟弟王天乐)几乎不能独立生活，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跟在他后边。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敏。我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身处异乡这孤独的地方，又见雨雪纷纷，两眼便忍不住热辣辣的。无限伤感。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无限美好的过去再也不能唤回了。”
路遥写道，“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常人的生活。……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得潮湿起来。”
路遥写道，“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来。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
“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
“是的，这是命运。”
我不是要把路遥的形象，用他的文字，选择性地摘录与连缀，成为一个变形的形象，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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