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笔者本人，这次重读竹内《鲁迅》，实际上也仍然不懂。正如伊藤论述的那样，没能清楚地把握住其主旨。只是如上面引用的那样，竹内十分执着于“根本性的自觉”、“文学性的‘无上等正觉’”或者另外一种“文学性自觉”等说法，仅仅集中在这一点上，并执着地试图探寻其场所和时机。对此，笔者在下一节里还要进行再次考察。
伊藤的论述中把竹内所说的鲁迅的“文学家的自觉”重新读解为“自由的能动性主体的形成”，由此，他才决意对1969年爆发的那场激烈的批评与谴责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日本社会文化上或精神上的弱点进行揭露。伊藤在此论述中，将竹内在《何为现代？》一文中揭示的日本“优等生文化”中所蕴含的致命性缺陷作为前提。那也正如丸山真男所言 ：“理论或者概念在失去作为虚构的意义之后，反而会转化为一种现实。”换言之，它跪拜于作为“成品”的中间性权威，而这又会取代新的“成品”（A55）。在此，伊藤一边以丸山真男作为参照系，一边又称，所谓对“成品”的接纳，就如对异质的欧洲“精神”一样进行了如下规定：“人一旦把自己从‘被直接赋予的现实’中‘隔离’出来——也就是说，以和某种外在的超越者的相遇为契机进而经历了‘回心’体验后，会摆脱所有中间性权威获得解放，从围绕自己的某种社会（比如家族或国家）或自然（比如性）的一部分的状态而转移到‘自由精神’（‘人格’）状态——作为一个认识主体，反而能够把被直接赋予的现实认定为可以由自己来处理（合理化•对象化）的对象，并以伦理性二次构成（虚构化）为媒介对其进行变革。这里说的就是这种‘自由精神’的成立”（A57）。伊藤从继承于旧约宗教的新教主义中的“基督教思想的本质”上看到了其渊源。只要不获得这种“鬼使神差”般的精神作用，那么，即使仅仅吸收了作为“结果”的理论或者学说，也不存在竹内好所言的 “新的价值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对旧的价值进行更新后产生的”。鉴于与后面要讨论的内容有关，在此暂且针对伊藤所言的“回心”或者人格性自觉的构造作如下图解。
和外在的超越者的相遇 → 从‘被直接赋予的现实’中‘隔离’出来 → 罪恶意识 → 从中间性权威手里获得解放 → 自由性的认识主体 → 把被直接赋予的现实进行对象化（变革）。“罪恶意识”在此并没有明确揭示，但如果把基督教作为前提的话，夹在上面也无不可吧。笔者认为，实际上这并非基督教文化的特有产物，而是个人形成后与共同体拉开距离时必然会产生的感觉。这是因为人在作为共同体中自觉的一员的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播种“内疚感”。因此，可以说伊藤所言的“终末论性的‘个’的自觉”“回心”，就是指这个过程的全部。
另一方面，“终末论” 里的“终末”，在基督教里，或者是按照《施洗者圣约翰默示录》所讲的那样，是指这个世界的灭亡；或者是指《施洗者圣约翰福音书》所讲的那样，是“个”的死亡。然而，无论指的是哪一个，都意味着那是来自超越者、也就是上帝的“最后的审判”（信徒自死而苏生）。狭义上的终末论，可以将和外在的超越者的相遇以及罪恶意识理解为把握时机的决定性契机之一。“死的自觉”也意味着如此。关于伊藤的终末论，笔者此后还会提及一些。
将伊藤的构图与鲁迅重叠着导出，是基于欧洲文献和鲁迅的相遇、由此派生出的初期鲁迅评论以及
《狂人日记》的构成等前提。在伊藤看来，鲁迅的传记性轨迹是遵循着这种“自觉”“回心”的。也就是说，鲁迅在青春时代就经历了这个构图的过程；换言之，用伊藤的话来说，从根本上理解了“欧洲精神”、“现代的人的精神”，理解其根基处的“基督教式”的“传统”（C141）。例如，鲁迅在南京求学时代读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著《进化与伦理》）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鲁迅《朝花夕拾•琐记》A187）。伊藤将其描述为“对迥异的精神原理的惊叹”（同上）、“对异质的惊讶”（A149），并指出鲁迅在留日期间大量阅读十九世纪欧洲文艺作品时一定也是相同的感受吧。同时，在这里如果加上若干注释的话，那么，关于前面所讲的“从所赋予的现实中隔离出来”，确实需要有与某种异质性的他者（这也是外在超越者的萌芽）的相遇作为契机。这一点在后面将提及，但无论如何，鲁迅通过几名恶魔派诗人和尼采、易卜生等抗争派知识分子的言论，在强烈的主观内在性方面创作了赞颂胸怀“傲岸的意志”的诗人、“精神斗士”的评论。这些，通过《摩罗诗力说》等著作已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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