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伊藤和战后的竹内一样，经历了对中国革命的感动，并认为在中国诞生了真正的现代。因而，接受了竹内的论点，得出判断说在现代化过程中，鲁迅成了对毛泽东的人民中国的“否定性媒介”。当然，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以后，发现了中国与日本相通的现代化主体的困难，毋宁说呈现了是否可能在此寻求连带的局势变化。这一点，在此不是要讨论的问题。伊藤和竹内的差异，在于对“现代”所给予的评价。正如前面对“赎罪”所分析的那样，充其量不过是基督教式的，因此，伊藤把中国的“现代化”是作为“西欧化”的等价物来理解的。他说“……和日本的情况不同，对于中国的现代，我想站在另一个‘西欧化’的视角来审视”（A62）。可以理解为，欧洲的现代化精神是把鲁迅作为否定性媒介从根本上被中国“接纳吸收”的 。然而，竹内则与他不同，所以说，在中国，理应寻找到与欧洲不同的“另一个现代”，而不是“欧化”。可以说，竹内意欲揭示的是，中国具有其地域性所特有的另外一种“现代化”过程，具有其主体形成的应存方式。在笔者看来，二者都肯定了更好的现代或者现代国民国家，鲁迅与在中国看到其典范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只是视线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这也和上面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有关吧。这就是指某一个决定性的、一次性的“回心”所创造出的主体问题。伊藤之所以被认为是继承了竹内的思想，是因为他以更富机构型的、普遍的方式把确立了鲁迅实存形态的“回心”作为近代式的自由能动性主体的确立进行了重新理解。此二者对鲁迅“回心”的理解上，难道就没有不协调之处吗？在此，首先要看到，竹内所讲的“文学家”这一概念，被看作是“文学主义式的”，鲁迅研究会中以丸山升为首的、比竹内年轻的研究者已经表示了疑问。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而伊藤则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种风气。因此，对伊藤来说，新的认识主体就像应该创造出近代社会的文艺复兴的开拓者一样，是所有能动性的积极的主体，它将超越文学、政治和科学等领域，将改革现有社会视为最高目标。据伊藤本人讲，在对整体性的人的形成进行思考时，也意识到了与竹内的差异。可是笔者要指出的一点是，实际上不就是因此伊藤的鲁迅论或者鲁迅传记才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陷阱吗？说到底，伊藤所说的两次 “回心”其用词本身似乎就有些欠考虑，这一点暂且不提。而伊藤笔下的鲁迅形象，是经过这两次自觉的认识主体将所赋予的现实进行对象化，作为一名改革者亦即“战斗者”进行着堪称凄怆的战斗。对于伊藤笔下的这个鲁迅形象笔者不由得产生了一个疑问。而对此，伊藤本人也有几分觉察，因此，在把《狂人日记》中关于自我逃脱（第二次自觉）的叙述作为“核心”来阐述的那一段里，他说：“即使将此称为‘核心’，在其他方面，鲁迅处于作为一名作家的起步阶段上，的确如丸山升所说‘鲁迅在此拖拖拉拉地迈开了脚步’，因此，在其后至少还有一次在那部《野草》里反复出现过我们所发现的那种与‘黑暗和虚无’间互相进攻的现象”（A235） 。这一点很奇怪。上面讲到的两次自觉，笔者拙笨地做了图解，将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如果在这里已经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住“认识主体＝变革的主体”的话，那么，经历两次苦恼和纠葛的、新的自我的确立不就没有必要了吗？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叶袭击了鲁迅的思想和精神的、可以说是激烈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解剖的言辞，除了《野草》之外，在《彷徨》和《两地书》里面也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他早期著作里没有收录的评论集以《坟》命名，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自我的出发，可以说，这也恰恰证明了他“再次重复”的另一次“回心”。伊藤本人也以《写在<坟>的后面》为例，论述道：“鲁迅把迄今为止的前半生埋葬于此，……让人觉得这就是他亲笔书写的墓志铭”（C106）。在这“互相进攻”与“逃脱”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的主体形成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述的。笔者十分重视这个时期的鲁迅精神上的危机，由此在笔者看来必须弄清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那就是第二次“互相进攻”的话，那么把辛亥革命和五四退潮期区别看待的两个精神上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脱离”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认识主体”的确立会被“重复”？如果像伊藤那样假设鲁迅的轨迹的话，那么，“回心”不就成了一个双层（或者多层）的圆环构造了吗？这一点对伊藤鲁迅论来说一定是不协调的。这和竹内《鲁迅》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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