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明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伦理道德面临着瓦解和重组的危机。义和利的冲突越来越突出，中华武功逐渐发展为正邪两大门派。正的一派是王阳明的心学，其立派宗旨是知行合一，该派的集大成者是毛泽东，代表性著作是《矛盾论》和《实践论》。邪的一派是李宗吾的厚黑学，该派推崇的是脸厚心黑。虽然有很多实践派大师，但真正的用文字来宣扬，则是民国时间的事。由于没能较早的用理论来扩大影响力，使得该派组织涣散，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影响力。
两派的共同特点是能做事，能够顺应时事的变化，做出最有效地应对。两派的不同点在于是否有信仰。心学派能够天下为公，先前一切的委曲求全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厚黑学所有的目标指向则是个人的私利，为天下苍生祈愿则不过是他们的自我伪装罢了。很能体现心学派思想的中国早期历史人物是荆轲和韩信，他们可以忍受地痞流氓的侮辱，但到了真正建功立业的时候，却能够意气风发，大无畏的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但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作为还不够深厚，因此真正的人生圆满并没有达成。在我看来，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戚继光了。在朝廷当时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戚继光用金钱和圆滑为自己编制了庞大的关系网，这使得他可以一心一意的打倭寇，解决了困扰当时中国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到了最后，他家无余财，也证明了他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个人品质，为后世所敬仰。袁崇焕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也干过建生祠的事情，但上上下下关系处理的却并不好，没有能够包容那些有才能的人，结果功亏一篑，大明的江山不复存有了。
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种子，在宋明时代道学家们还有很大的势力的。说实话，我很不喜欢他们。虽然他们大多高风亮节，能够坚持原则，有着为理想献身的勇气。但他们的缺点是规矩太多，吹毛求疵，不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明两代有过很多的贤人，也有过很多的奸人。但很是遗憾的是当奸人要整治像岳飞那样的猛人的时候，我们的贤人大多袖手旁观，甚至还会踩上几脚。这导致了那些能人们要么投靠奸人，要么投靠敌人。宋明时期那么多投降派，贤人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那个时候，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少数民族两次入主。也是经过了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教育，传统的道学家们在中国几乎绝迹。存在也只存在山水之间了，但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他们的最好归宿。
到了清末民国的时候，天下几乎是厚黑学一统天下的时候了。维新派人士太过幼稚，他们不大分得清民族大义和个人私利。虽然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都很同情他们，但是要让他们在义和利中做一个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早期的共产党人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的，所以他们会有大革命的惨痛失利。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这是共产党人开始成熟的标志，他们开始学着运用实事求是，也就是知行合一。因而，毛泽东能够钻山洞，能够团结土匪以及各色人物，能够用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共产党内的道学派们还是很有势力的，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惨败、遵义会议才让他们暂时沦落。民间的道学派们，诸如陶行知、梁漱溟们也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看清中国的大势，没有解决农民最迫切的问题，却要农民精神人格上的升华，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在我看来，无论是心学派还是厚黑学，他们说到底都是上层社会的立身哲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排斥甚至蔑视下层民众的。天下在他们那里只是个虚无的概念，并没有实际的内涵。而马克思的学说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中西结合使得共产党人能够调动最广大的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国民党人不具备的。实际上对于农村的土地革命，共产党人中大概只有毛泽东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早期中，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打消了共产党内的怀疑派，大声的呼喊“好得很，而不是糟的很。”在后期，对于农村向何处走，也导致了共产党人的分裂。
大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大势所趋，但怎么转化却是个大问题。是让马克思主义和新学结合?还是让马克思主义和厚黑学结合?这是共产党人斗争的焦点。毛泽东选择的是前者，最为完美的表述是为人民服务。而另外一些人选择的是与厚黑学结合，最为传神的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共产党内的道学家们又死灰复燃了，但经历了变种，已经背弃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他们最求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毛泽东在晚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发动文革，就是让共产党内的三股势力曝光出来，逐渐的为大众所明晰，去让人民群众选择自己的未来。对于未来，毛泽东说过只有天知道。是的，选择民族的，就要背弃道学家们。选择大众的，就要背弃黑白说。选择人民，就要好好学学王阳明。中国历史提供的多种的可能，但我相信人民万岁、人民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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