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要发动文革，文革前高校存在哪些问题，文革初期高校领导到底如何应对文革、打压造反派学生？由于资料缺失，我们已无法全面深入还原历史真相，只能从文革前及初期，上海某高校领导的所作所为，窥斑见豹，探求部分真相。
一、文革前该校存在严重问题
一是班子成员问题突出。学校党委常委班子成员中，至少8人有问题，其中，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的杨某和常委徐某都曾婚内出轨，两人仅用8年，便将共同情妇季某从大学毕业生提拔为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王某复原到校后与原配离婚，与在校女大学生殷某结婚，并在数年内将其提拔为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党委常委；常委李某曾是叛徒，文革后才被揭发出来；常委吴某曾在报纸上发表过《反共宣言》，原本档案中已明确记录“叛徒，不得重要”，但校党委书记杨某却帮其隐匿身份，让他掌握校财政大权，并经常列席校党委常委会，以至于许多人误认为他是党员，柯庆施去世后，杨某感觉时机成熟，便违反“叛徒不得重新入党”的规定让其重新入党，并直接提拔为校党委常委，一时舆论哗然，直到文革期间该校党委垮台后，吴某的叛徒身份才被公开；校党委副书记徐某原是流氓赌徒，为高利贷所迫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县大队长时曾2次丢下部队畏战逃跑，转业到大学后受到杨某赏识，杨帮其隐匿历史问题，迅速将其提拔为校党委副书记，但徐某不知收敛，因乱搞男女关系被老婆告发，杨为息事宁人，派人陪徐某老婆到杭州游玩，花费50元，因违反财务制度不能报销，后将学生拾金不昧上缴的物品变卖抵账，此事文革期间被揭发。
二是许多干部出身反动。由于上学需要大笔资金，所以，解放前、建国初的大学生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建国后院校扩建，这些学生很多留校或重新调回学校，并逐渐成长为各级领导干部，导致文革前该校许多干部出身反动家庭，如校党委常委季某出身地主家庭，而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各党小组长，一直到各班的政治指导员，其家庭出身全是地主、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呈现“一窝黑”的态势。这么多反动家庭子女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加上许多教授、教员的出身也不太好，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
三是工农子弟受到歧视。毛主席时代的教育方针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该校却反其道而行之，只认成绩，不问政治，致使每年新生中，工农子弟比例逐年下降。对已入学的工农子弟，该校百般刁难、冷嘲热讽，污蔑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笨”、“不是读书的材料”等，一些教授竟公开扬言“工农学生我不教”，这些学生一旦做错一道题，教授马上用粉笔写上“这是某某的杰作”，有的甚至把工农学生赶出教室，学校在毕业分配时，故意将工农子弟分配到艰苦边远或农村地区。对此，1961年、1962年物理二系部分学生曾贴大字报反应情况，遭到以杨某为首的校领导的打压。1966年6月，该校工农子弟再次写大字报反映诉求，后成为该校造反派重要力量。
四是拒绝接收复转军人。建国后，为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央选派多批复转军人到高校工作。为让他们迅速适应高校环境，复转时多选派文化程度较高的政工干部。复转军人多是贫下中农子弟，政治思想强，经验丰富，但文化程度低，在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与高校领导师生存在矛盾，导致一些高校排斥歧视复转军人。“四清”运动中，因为北京某高校对复转军人过分歧视排挤，该校复转军人联合工作组将校党委整垮。上海这所高校闻讯后，公然违反军转政策，拒绝接受复转军人，同时更加敌视排挤该校复转军人，同样是复转军人、且同样在复转后被整治的常务副校长王某居然忘了本，公开声称：“好人不复员，复员无好人。”
二、文革初期该校领导的主要做法
一是处心积虑蒙蔽师生。毛主席发动文革，主要是为清除混入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校领导杨某、王某、徐某、季某等人，杨某等对此心知肚明。为维护既得利益，文革开始后，校领导采取拖延、蒙骗等方式，不让学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革的重要指示，最后被逼无奈，就采取“周五晚上突击学习、周六下午提前放学”的办法，并且让学生只听传达、不看文件，还指示政治指导员让学生少聚集少议论，妄图封杀中央精神。当学生从其他途径得知中央有关文件和真相后，异常愤怒，要求与校领导王某对质，王某不仅不予理睬，反而“义正词严”要求学生回班上课，引起强烈不满。学生们通过贴大字报、演讲等方式宣传毛主席有关文革的指示精神，揭批杨某、王某等领导的错误言行，使被校领导蛊惑的保守派学生大幅减少，为杨某等人最后垮台创造了条件。
二是率先成立红卫兵组织。刚开始，杨某等对造反学生及红卫兵深恶痛绝，说他们“反党、反革命”，在学校打压下，8月11日，该校才成立了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但规模不大，处于半公开状态。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杨某、王某等领导迅速行动，8月19日成立了规模庞大的红卫兵组织，以便主导文革运动；造反派学生的红卫兵组织8月20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仍然受到校领导打压。
三是积极转移斗争方向。文革初期，以杨某为首的校领导为求自保，积极转移文革斗争方向，将批判重点瞄准教职员工和与自己不和的班子成员，并准备了400多人的黑名单和黑材料。仅1966年 6月一个月，该校将1000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活跃分子；将与杨某、王某不和，曾任该校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时任上海某局局长的陈某，以观看大字报的名义骗到学校，组织学生围攻批斗，仅2天就将其迫害致死；对校内著名数学家苏某、哲学家周某、作家朱某等教职员工，采取挂牌子、戴帽子、罚跪、殴打、游街等方式进行批斗，致使化学系教授赵某、物理系教师毛某等十多人死亡。学生知道400多人黑材料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加上某些校领导倒行逆施，许多学生加入造反派组织。1966年11月，大批造反派学生在校党委机关楼前绝食5天，要求学校交出黑材料，校领导杨某、王某等铁石心肠、不为所动，学生随后到档案室搜查抢夺材料，校领导指示由保守派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大队”殴打造反派学生，引发混战。当周总理闻讯对造反派表示支持时，杨某、王某等大肆攻击总理，甚至扬言要把国务院顶上两个洞，妄图逼迫总理承认该校镇压造反派学生是革命行为，被总理拒绝，总理的支持鼓舞了造反派学生。
四是大肆打压造反学生。为打压造反派学生，校领导除指示保守派学生采用贴大字报、唱对台戏等常用手段外，还派人到造反派骨干父母的单位以“学生反党”为借口，要求单位对其父母调查，相关单位一般予以积极配合，查出问题后便将造反派骨干打成“黑小子”“黑小女”进行批判批斗，即便没有查出问题，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要求造反派骨干不要与领导作对。校领导王某还卑鄙地将毛主席尚未发表的文章拿出来，引诱造反派批判，而后宣布这是毛主席文章，借机给造反派学生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予以无情打击。
后来由于北京等外地红卫兵的介入，1966年11月之后，校领导杨某、王某、李某等陆续被抛出接受批判，校党委随之垮台，这届以杨某为首的校领导班子由此退出历史舞台。可见，文革前及初期，该校某些领导利令智昏、奢侈腐化、胆大妄为，已到了公开违反中央政策、对抗上级指示的程度，他们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和死亡事件应付主要责任，在文革中被打倒实属必然。（202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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