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
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
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
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话说1959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对曾希圣转来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
原来，张恺帆在7月4日回到家乡无为县，见到了正在生病的母亲，母亲想吃一条鱼也吃不到，张恺帆到大食堂看了看，发火说，食堂不办了。有人说办食堂是中央精神，雷打不动。张恺帆说：“我就是雷公，统统散了。”他要求县委书记当晚立即贯彻执行。就这样，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全部解散了。其中有少数不愿意解散的，也被强行解散了。
毛泽东一支接着一支吸烟，他在这个报告上是这样写的：
印发各同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他们早就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和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毛泽东 8月10日
8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彭德怀30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者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是“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
毛泽东还说：
“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呀？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不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
“周惠也不是湖南人。”场内有人大声插话说。毛泽东继续说：
“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个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的宽仁大度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
毛泽东最后说：
“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判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7月16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30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
8月11日上午，李锐交了一份检讨书，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他在交代中写道：
“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在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
李锐在交代中还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与黄克诚、周小舟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承认7月30日夜写给毛泽东的信是“欺骗毛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做出这种认定和揭发，正是周小舟、周惠竭力避讳而决不认账的东西。所以他们二人怒不可遏，在房间里破口大骂。周小舟泪流满面，他说：
“我要去找主席说清楚！”
“算了。”周惠劝道：“说又有什么用？这样的气氛，越解释越乱。”
“信口雌黄，言不由衷，满纸胡说八道！对党对主席负责我也得说明真相，他这是推卸责任！”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算了，将来会有弄清楚的一天。”
“我自己去找主席，我在会上就讲过要找主席谈，横竖不过如此了。”
周小舟拿起电话联系，毛泽东同意在12日夜接见周小舟。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印发各省市。
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毛泽东 8月12日
8月12日夜，毛泽东和周小舟的谈话一直到13日凌晨才结束。周小舟走后，他依然无法平静下来，不住地在室内踱步，根据周小舟所谈的内容，再次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周小舟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并没有检查自己的错误，无非是恼火李锐的检查交代，不住地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一直认真听着，除了插话问一些问题，始终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泽东一直把争取旧日的秘书周小舟的事看得很重，希望他迷途知返。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他走到红木桌前，顺手拿过一张纸，从笔筒里拈起一枝铅笔，写下一行字：
“昨夜谈之甚好，望即写出送我。”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纸条沉吟了一会儿，重新拿起笔，将“好”字缓缓圈住，又涂了几笔，在其右上方另写了一个“畅”字。他对卫士说：
“把这个条子给周小舟送去。”
再说周小舟回到住室，周惠问道：
“怎么样？”
周小舟高兴地说：
“很好。”
“听进去了？”
“谈得高兴，这一次交了心。”
周惠仍是一脸狐疑。正在此时，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一张纸条，周小舟看后喜形于色的递给周惠，说：
“主席写的，我说的不假吧？”
周惠见上边写的是：“昨夜谈之甚畅，望即写来送我。”的确是毛泽东的铅笔手迹，其中的“畅”字是在勾掉了“好”字后添上的。周小舟见周惠还在琢磨，就问他说：
“怎么，你想什么呢？”
周惠“唔”了一声，说：
“主席原来写的是‘谈之甚好’。写事跟谈事不同，白纸黑字，不像谈话，没谈清马上还能再补充或解释几句。”
周惠一语点破了毛泽东的用意。周小舟顿时醒悟，他点点头，说：
“嗯，要字斟句酌。”
8月13日凌晨3点，周小舟拿着写好的材料来到周惠的房间。此时湖南省委副书记李瑞山也上了庐山，和周惠住在一起。
“瑞山，我给主席写的信，你帮我看看。”
“不看了，我也不了解情况，”李瑞山推辞说：“我不看。”
“周惠，你帮我看看。”
“你写好就行了，我就不看了。”周惠也明白看一看便有干系：“这么晚了，我也该睡了。”
“周惠，求你了。”周小舟坚持说：“帮忙斟酌一下文字，把把关。”
周惠只好接过材料，把其中与自己有关的地方改动了9处。周小舟还想让李瑞山看看，李瑞山断然拒绝说：
“我不看。”
周小舟让秘书抄写好后，就让秘书送往毛泽东住处。
8月13日上午9时，周小舟写给毛泽东的信，已经印发到与会者手中了。周惠接到印发信件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是：
印发各同志。
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毛泽东 8月13日
周惠看罢，顿时惊出一身汗来。周小舟的秘书拿着印发材料问周惠说：
“周书记，怎么办，告诉不告诉周小舟同志？他吃了安眠药还没醒。”
“这还用问。”周惠大声说：“天大的事，快叫醒他！”
周小舟被推搡了几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接过铅印件一看，立时清醒了。他绝望地叫道：
“怎么会是这样？”
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展开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抗旱、防洪、防涝、灭虫是农业战线上当前紧急的战斗任务。今年夏季以来，不少地区气候很不正常，旱涝虫灾比往年多。先是广东省6月间发生的大洪水；接着是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先后因暴雨集中，洪涝成灾，更严重的是我国中部地区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的大片地区，在一个长时期内无雨，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且在不少地区发生了虫灾。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水旱虫灾，各个地方都进行了顽强的抗灾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抗旱灌溉已经抢救了农作物约一亿亩。1958年大跃进以来兴修的许多水库已经发挥了拦洪蓄洪、减轻下游洪水威胁的作用。在抗灾斗争中，许多地方又实行了大协作，“大兵团作战”，再一次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现在，雨季并未过去，洪涝灾害还会在各地陆续发生。据气象预报，中部地区各省八、九两个月的降雨量可能少于往年，这些地区的旱灾、虫灾威胁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同时，还要注意到，现在受旱的地区，也有可能随后发生局部的集中暴雨，带来洪涝灾害。因此，各地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把抗灾、防灾、灭虫斗争进行到底，把这个斗争作为当前最紧急的任务。
为了战胜水旱虫灾，争取秋季丰收，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鼓足干劲，从思想上、精神上把千百万农民动员起来，抱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千方百计，充分利用一切可能，以翻江倒海的气概，同水旱虫灾进行坚持不懈的战斗。任何右倾保守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都必须坚决克服，否则就不能鼓起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来战胜当前的水旱虫灾。要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继续实行在大跃进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组织领导的方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抗灾战斗。同时，要发扬患难相扶的精神，在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实行必要的大协作，发挥大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群众深深懂得：只靠小集体、单独作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互助互利的大协作，才有可能战胜当前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应该在抗灾斗争中进一步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
抗灾斗争所需要的排灌机械、汽油、燃煤、农药和各种防汛、灭虫器材的调拨供应工作，商业、农业和防汛指挥部门必须竭尽一切可能切实负责做好。为了抢救受灾的农作物，商业部门和化学工业部门必须尽力设法增加生产和供应。遭旱枯死和被水淹没需要改种的，农业部门和粮食、商业部门应该及早安排好改种所需要的种子供应。
在遭受灾害的地区，应该切实把全部灾民如何过日子的计划安排好，大力提倡节约，大力提倡粮食和瓜菜混吃，节约粮食；要大量抢种一季晚熟作物和各种尚能种植的瓜菜红萝卜等作物，准备渡荒。历年来的经验证明，只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只要动员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顽强的斗争，任何灾荒都是可以渡过的。民政部门应该作好救灾工作。农贷的发放也应该多照顾灾区。抗灾所用的汽油、化肥、农药等等物资，也可以根据情况，由省（市、自治区）决定，实行赊销。
非灾区也应该提倡节约粮食，并且要用极大努力增产粗食，以便支援灾区。
今年的灾情比往年重。全党全民必须鼓足干劲，用最大的努力战胜灾害，争取秋季丰收，争取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同时，对于局部的灾情特别重的地区，在国家和丰收地区的支援下，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灾荒，在困难条件下完成继续发展生产和保障人民生活的伟大的光荣任务（见195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笔者注）。
从8月13日开始，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惠先后在全会上作了系统的检讨。彭德怀在检讨中说：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合适的工作。”
黄克诚在检讨中说：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
张闻天在检讨中说：
“彭德怀同志的信和发言，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纲领，主要锋芒是反对毛泽东。”“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我曾经对彭德怀同志表示过一些和他同样的看法，未向中央报告，是我的严重错误。我是6月中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7月23日以后逐步退出。为什么会陷入军事俱乐部呢？一是思想上右倾。二是教条主义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复活。三是宗派主义的老原虫复活。”“同志们说我有‘五毒’：狭、高、空、怯、私，我完全接受，愿意痛改前非。”
8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印发的《哲学小词典》部分材料上，给与会者们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他写道：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3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词典》一书的第3版。第1、2版，错误颇多，第3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3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3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它各门。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这一天，全会还印发了毛泽东在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文件上撰写的一篇辛辣无比的短文。全文如次：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年——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文件及我的这些话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就要结束了，会议印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精彩无比的两个批语，作为对这次全会的总结。一个是他写在枚乘《七发》印发件上的批语，一个是他撰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
毛泽东在印发件枚乘《七发》上的批语中写道：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离骚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
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泳、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地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
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而，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种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7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9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己。’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要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我少时读过此文，40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引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中写道：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只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某某某（原文未指名——笔者注）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彻底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1953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38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8月16日
在这天的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决议中说：
“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尽管在口头上有时也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尽量夸大缺点，把目前国内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借以达到否定成绩、否定总路线的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大跃进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是‘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他们把全国各地大办钢铁说成是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几千万人在一九五八年为钢铁翻一番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巨大成就；他们看不到，小土炉的阶段早已胜利地前进到小高炉的阶段；他们看不到，由于采取大钢铁企业和中小高炉、转炉同时并举的方针，已经大大加速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和合理分布的过程，大大节约建设的资金。他们把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说成是又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这是几亿农民的伟大社会运动，是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农民要求扩大协作的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他们看不到，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明确规定公社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正是进一步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强大武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站在群众运动的旁边指手划脚，利用早已克服了和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绪，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重犯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
“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掩盖矛盾，回避必要的斗争，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全会选举罗瑞卿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11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12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2月底3月初第2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3月底4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5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提到了海瑞，他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么，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高岗，他说：
“高岗这个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同志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少奇插话说：
“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说：
“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刘仁静，现在当翻译。”
周恩来插话说：
“罗章龙在教书。”
毛泽东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
“要给人出路！”
他说着，朝周小舟望去，接着说：
“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
“中央全会开15天了，今天闭幕。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会议，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2个东西，第一，避免了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至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了。众人依次走出会场，彭真叫住了周惠，他用遗憾的口味对周惠说：
“你呀，周惠！你要是不跟着闹，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还不是你的？”
“我不行，”周惠垂着头说：“我水平不行。”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王稼祥和彭德怀的关系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注脚。她说：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在1956年和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的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的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3天3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怀的斗争。”
再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那就是胡乔木把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到海瑞的这个信息，马上从山上传达给在北京的吴晗，要吴晗修改不久前刚刚撰写好的《论海瑞》一文。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指点，加写了一段研究海瑞的现实意义：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们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胡乔木回到北京后，鉴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为了避嫌，又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
不久，吴晗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海瑞》一文，结尾部分就采用了胡乔木的那一段话，目的是要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欲知毛泽东后来能否顺利地实现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理想？请诸君继续关注本传第八卷：乱云飞渡。
东方翁曰：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3年朝鲜战争，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而且还因为外交人员的一个小小失误意外地使人民背上了13亿美元的战争外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世界的东方初步建立起了一座社会主义社会的擎天大厦，使中国逐渐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强国，实现了毛泽东“敢上九天揽月”的宏伟志向。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重大事件！
尽管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经济腾飞，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国民经济全面地高速度地增长，单就钢铁生产方面来说，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每年炼钢不过5万吨左右，而新中国在1958年1年间就练出了合格钢材800多万吨。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试想，如果没有大跃进时期搭建的钢铁工业体系，又怎么会有当今穷奢极欲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以及方方面面的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钢材呢？正是在建国后的9年间（包括半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3年抗美援朝战争在内），毛泽东不但先后领导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而且还开展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并初步提出了他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进行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的重大命题。当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后要完成这些伟大的志向、理想、理论和实践，毋庸置疑，是要远比他搞战争、搞经济艰难得多了。这也正是本传在后边的三卷中，要着力描述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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