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 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1章

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1章

“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

很！6亿5千万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

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

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话说1959年8月18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立即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第4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了南昌，又从南昌乘专列到了上饶，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调查研究。

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浙江公安厅厅长王芳说，主席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座谈一下。王芳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毛泽东，并召集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诸暨各县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这天下午，跟随王芳来到毛泽东专列上等候接见的5位地委、县委负责人都有点紧张，也非常激动。王芳向他们说明了见到毛泽东时和汇报工作时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5时许，王芳带着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的车厢，毛泽东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他见地委、县委的几位同志都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众人落坐后，王芳逐个将这几位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一边在纸上记，一边问每位负责人年龄、籍贯，是在何时南下的？生活是否习惯？大家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紧张了半天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毛泽东问的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他见大家回答问题有些迟疑，显然感到不满意，就说：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

县委书记们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毛泽东说：

“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

有人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地说：

“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

有人汇报说，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饭菜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毛泽东说：

“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

他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

“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

马蕴山搔了一会头，说：

“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

毛泽东说：

“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带上诸暨县委书记离开金华北上，进入诸暨境内，他又和诸暨县委、萧山县委的负责人们进行了座谈，了解农村和生产方面的情况。

此后，毛泽东到杭州小住，每天工作到凌晨，上午睡觉，下午起床后学习英语，然后到附近的丁家山散步或在亭子间里休息。

8月2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4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5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8月21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毛泽东 8月23日上午6时，倚枕

这一天，毛泽东到丁家山散步，他忽然听到啾啾的鸟叫声，循声望去，见道路两旁的树上挂着几个鸟笼子，立刻就明白了，心想，这一定是警卫处处长伍一的特意安排。

原来，杭州的警卫处长伍一为了给毛泽东增添一些雅兴，就在毛泽东经常散步经过的道路旁边和山坡上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又从园林部门借来了几个装有小鸟的鸟笼子，挂在道旁的林子间，以使幽静的山林增添几分悠闲的情调。

毛泽东让林克叫来了伍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指着树上的鸟笼说：

“你这个伍一，搞这个干嘛？旧社会玩鸟的都是公子哥儿。今后生活好了，别人搞了消遣消遣，我不反对，反正我不要！你马上把它给我拿走！”

伍一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吓得不敢做声。等毛泽东批评完了，他转身就去摘鸟笼子。毛泽东又叫住了他，指着路旁的花木，放缓了口气说：

“伍一呀，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你看这么多的空地多浪费。庭院绿化也不要光考虑到好看，形式的东西，中看不中用。你动动脑子，假如种些蔬菜、果树，既能开花结果，又有经济收入，群众减轻了负担，我们也能改善改善伙食，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伍一打心眼里敬佩眼前的这位领袖，他高兴地说：

“主席说的是，我一定照办。”

后来，伍一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领导警卫部队开出了不少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果树，还种上了不少茶树。

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他说：

“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就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问题，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10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10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30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10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我月底可回。

毛泽东 8月24日于杭州

关于反右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5%都不够，有10%。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10%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10%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在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再说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就黄克诚8月22日承认错误的来信，在复信中写道：

克诚同志：

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毛泽东 8月24日

此时，毛泽东在杭州已经住了两天，他要乘专列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一路北上回京。由于北京的警卫干部要参加学习班，都提前回了北京，所以就只好由伍一带几个干部随专列护送。

途中，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他见伍一来了，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招呼道：

“这边坐。”

伍一落座后，毛泽东和蔼地说：

“这次警卫人员不巧都回北京了，只好辛苦浙江的同志，你代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伍一说：

“主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护送主席回京，同志们都感到很光荣。”

8月25日，印度巡逻队侵入中国西藏马及墩地区南端的朗久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部队猛烈开火，挑起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8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北京，李敏和孔令华一块儿到车站接爸爸回家。

叶子龙受毛泽东的委托，负责招待伍一这几个浙江的护送警卫干部，他对伍一说：

“主席讲，你们中有些同志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让我请你们吃顿饭，饭钱主席付。下午再安排去参观。”

这天下午，毛泽东派他的专车送伍一他们去颐和园参观，伍一等人连连谢绝。随车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开玩笑说：

“主席安排的，谁敢不坐！”

车子开到颐和园门口停下来，执勤的民警见车子里只下来了几个年轻人，就有些不解，有一位上前问司机说：

“首长没有来？”

司机笑着说：

“首长的客人，也是首长。”

8月28日早饭后，毛泽东把李敏和孔令华叫到面前，商量他们的结婚日期及准备请哪些客人参加婚礼。李敏说，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和令华商量了，只请妈妈们。于是他们决定除了双方家长，要请蔡畅，因为李敏在苏联就见过她，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和她来往多，比较熟悉。要请邓颖超，因为江青多次带李敏到她家里去，李敏自己也曾多次去过她家，比较熟悉。还要请曹轶欧，因为江青曾认为李敏的画画得好，请她给找人帮助辅导了一下。毛泽东又问：

“你是否要请宋庆龄来？”

李敏摇摇头说：

“我是晚辈，请那么多老人不好吧，还是别去麻烦更多人了。”

毛泽东同意了，但他又说：

“我的亲戚王季范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请来的！”

他们还决定，要请姐姐毛远志，要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要请李敏的同学和朋友。就这样，参加李敏和孔令华婚礼的客人，主要由他们俩提名，毛泽东做主定了下来。

李敏的新房，是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帮忙布置的。他们把新房布置得既简单、又典雅。房间里有书柜、写字台、桌子，还有3、4把靠背椅子，一张双人床。这些都是李敏从公家的仓库里临时借来的旧家具。床上摆放着两套白色被罩套起来的夹被。褥子是旧的。用白色的大床单盖着。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把被褥摆放整齐，又把地面打扫干净，把桌椅摆好。这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的新房。

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在军队中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清查“反党俱乐部”，清除其影响。

8月29日午后，李敏和孔令华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了婚礼。

李敏的公公孔从洲正在北京开会，毛泽东一早就叫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

下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亲家孔从洲，紧紧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

孔从洲以前还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毛泽东。他见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消除了。

毛泽东一向不主张大操大办，他委托生活管理员张国兴帮忙采办了3桌酒席，每桌规定8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没有别的。

此时，江青在广州休养，李讷也没有在家。参加婚礼的客人除了孔从洲外，还有蔡畅、邓颖超、曹轶欧和姐姐毛远志，还有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王季范的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还有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处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机要秘书罗光禄等工作人员以及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等，一共30多人。

新娘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皮凉鞋。新郎穿的是白色衬衫，深蓝色西裤。他们的服装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毛泽东拉着孔从洲向在座的客人们介绍说：

“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

毛泽东亲自为女儿主持婚礼。他特别高兴，举着酒杯为女儿和女婿祝福，说：

“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他还特意对女婿孔令华说：

“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

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还举着酒杯向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为大家劝酒。

李敏和孔令华双双举着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说什么，可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向爸爸鞠躬，表达做晚辈的深深的谢意。毛泽东笑着，喝了好几杯酒。

李敏和孔令华又举着酒杯，走到孔从洲跟前，向他敬酒，献上儿女的敬意。

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客人们一起，共同举杯，为新人祝福。

新娘李敏、新郎孔令华一左一右拉着毛泽东的手，与参加婚礼的所有人一起在颐年堂门口合影留念。毛泽东又单独与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合影留念。

饭后，毛泽东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到他书房里谈话。毛泽东问孔从洲现在哪里工作？孔从洲说：

“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

毛泽东对王季范介绍说：

“高级炮兵学校是炮兵的最高学府。”

他又转向孔从洲问道：

“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孔从洲说：

“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低，这个任务重。”

王季范问：

“炮兵要用数学的吧？”

“是的，我数学很差。”

毛泽东说：

“你的先人是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6门学科就有数学。你应当学好数学。”

孔从洲说：

“主要是过去学习基础不好。今后我一定努力学。”

毛泽东又问到孔从洲的经历，说：

“你什么时候到杨虎城那个部队的？”

孔从洲说：

“1924年就去了。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我是慕名而去的。”

毛泽东向王季范介绍说：

“孔从洲同志参加过西安事变，当时是警备2旅旅长兼城防司令。”

王季范笑着说：

“噢，官还不小哩！”

毛泽东说：

“杨主任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保密啰！假使走漏消息了不得。做得很好嘛。杨主任对你很赏识嘛。”

孔从洲说：

“杨主任是我的老上级，他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你十几岁出去的？”

“18岁，我上不起学，高小毕业后考取中学，读了一个月，生活很困难。我家住在渭河边上，往往大水一冲，生活就成问题。民国十三年是最苦的困难最大的一年，没办法，上不起学，我就当了兵。”

“噢，是这样。你工作上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

王季范对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老实人。”

“哦，他是个老实人。”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教育子女很严格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婚后一定会相处好的。”

李敏婚后，和丈夫孔令华就住在爸爸家里。毛泽东时常到女儿的屋里坐坐，说说学习，问寒问暖。有时候，毛泽东还让女儿、女婿陪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疼爱着自己的儿女。

李敏新婚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把女儿叫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李敏站在那里望望爸爸，爸爸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她坐下。

毛泽东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李敏心想，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一想到妈妈，李敏的心咯噔一下，有点急了，忙问：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就把他与贺子珍见面的事告诉了女儿。他说：

“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

毛泽东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李敏想听听爸爸再说些什么，可是，爸爸再没有往下说。李敏感到爸爸和妈妈见面后，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显得很痛心。她心里想，两位老人相见还不如不见的好。毛泽东转过脸来，看着女儿又说：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

李敏一听，知道爸爸转入正题了。可是，自己哪儿有主意呀？她就接着爸爸的话说：

“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毛泽东像是和女儿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你先莫着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他说着又划着火柴点燃了一支烟，不住地抽着。李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收拾东西，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东西放回原处，急得在房间里只是转。当晚，爸爸没有再找她，就是说爸爸还没有想出办法来。第二天，爸爸也没有找她。李敏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中央办公厅突然给她打来电话说：

“专机已经准备好，送你到南昌去。”

李敏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上日用品，正要出门。毛泽东来了，在他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

李敏笑着点点头，表示记住了。毛泽东又说：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如何。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请他帮忙。”

李敏拿上东西，就要上汽车了，毛泽东又叮嘱说：

“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李敏到南昌见到妈妈，不由得大吃一惊。才几个月不见，眼前的妈妈形容枯槁，头发又乱又脏，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工作人员告诉她：

“你妈妈不肯让医生看病，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只好这么陪她坐着。”

李敏再看看妈妈，见她只是呆呆地坐着，不说也不动，除了两眼闪动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一般。李敏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走上前去，慢慢地拉着妈妈的手叫道：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

贺子珍不理不睬。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爸爸让我看您来了。”

贺子珍连正眼也不看一下。李敏把拿来的水果洗干净，端到妈妈面前，一边削皮，一边对妈妈说：

“您吃吧。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您带来的。”

李敏把水果切成条，切成块，或者切成片，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送到妈妈嘴边，变着法儿劝她吃。可是，贺子珍就是不张嘴。李敏劝得多了，贺子珍心烦了，就动手把水果一块块、一条条、一片片地扔到地上。李敏无计可施，只好把剩余的那么多水果送给工作人员吃了。

李敏心想：妈妈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就不会吃喝。那么，她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庐山和爸爸见了面吗？这样的疙瘩不是靠劝慰所能解得开的，只有想办法把她的思想引开，让妈妈的心情开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李敏和工作人员商量，在她和妈妈吃饭的时候，准备好几瓶汽水和矿泉水的混合水，她要装出吃饭吃得很香的样子，以引起贺子珍的食欲。一开始，贺子珍连看都不看，后来，李敏故意弄出一些动静来，贺子珍看一眼又把脸转向别处。李敏心想，这法子兴许能成，就愈发装出很夸张的吃相。贺子珍看着看着，伸手要李敏的饭碗，李敏赶紧递过去，贺子珍又拿过李敏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李敏拿起水瓶子，咕嘟咕嘟地喝着，贺子珍放下饭碗，要过李敏的瓶子，也喝了两口。李敏尽管心里很高兴，就是不表露出来，也不劝妈妈吃饭喝水。

后来，李敏吃饭时，一边慢慢地吃，一边轻声慢语地说起了自己的婚礼。李敏说她和孔令华的婚礼非常热闹，请了妈妈的老战友蔡畅、邓颖超，还有曹轶欧等人，吃了一顿饭，一块儿照了相，看了一场电影。还说她的新房布置得如何典雅、朴素、大方。贺子珍倾听着，没有说一句话。饭后，李敏帮妈妈洗漱，换好衣服，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在屋里转转，走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地走着。

“妈妈，您看这是棵什么树呀？苏联有这种树吗？”

李敏故意指着一棵树问道。贺子珍看看，摇摇头。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花？东北、哈尔滨有这种花吗？”

贺子珍又摇摇头。娘俩就这样在院子里转着，后来，又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看看。贺子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有一天，贺子珍突然对李敏说：

“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现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李敏马上表示支持，说：

“好吧，我向组织上讲讲，只要您身体好，可以回去看看。”

“你来了快一个月了吧。”

“妈妈，您的记忆真好！”

“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李敏向江西省委报告了贺子珍想回永新看看的事，江西省委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还专门派人全程陪同。李敏为妈妈安排好了一切，望着远去的车子，终于舒了一口气。她回到北京后，向爸爸详细地汇报了照顾妈妈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仔细，还不住地点头。最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娇娃长大了。会办事了。”

1959年9月1日，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还寄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他在信中写道：

臧克家、徐迟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就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 9月1日

1959年初秋，李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她住在北大校内，只有每周末才回家一次，周六晚饭与父母共餐。她每次回家，从来不坐小车，不搞特殊化，都是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从北大到中南海，要换乘两次车，两头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一旦学校有活动，李讷往往就要摸黑回家了。

李银桥觉得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毛泽东去接李讷，他让司机将车子停在僻静处，然后到宿舍去叫出来李讷接回家。谁知这事还是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争辩说：

“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不然我也不会去接……”

毛泽东严厉地说：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李银桥也大声说：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一怔，看着李银桥这种口气和不服气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他还是不松口，只是把口气放缓了一些，坚持说：

“不许接，说过的要照办。让她骑车子回来。”

有一个星期六，李讷感冒发烧，老师怕她乘车路上出事，就没有让她回去。江青晚上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李讷生病了。她马上告诉了毛泽东，可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让自己的小车司机去接女儿。

李讷刚入校的一个时期，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

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春藕斋的舞会上欢声笑语。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又有了一次和毛泽东跳舞的机会。她忽然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我一直觉得芙蓉这个名字不好，花花草草的。”

满面红光的毛泽东摇摇头，说：

“哪个说的？芙蓉这个名字蛮好的嘛！来来来，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一曲未完，毛泽东就坐在舞池边的藤椅上给刘芙蓉讲起了故事：

“唐朝时，有两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进京赶考，结果一个人金榜题名很高兴，一人名落孙山蛮灰心。考中的便安慰落榜的说：‘你虽然没中榜，但你的才华横溢，还可以来年再试，或在别的方面好好发挥嘛！’临别还赠诗一首鼓励他：‘天上碧桃和露种’，”

因毛泽东的湖南乡音重，“碧桃”的“碧”刘芙蓉听不懂。毛泽东便在她的手掌上，边划边解释：

“碧，就是王、白、石的碧。”

刘芙蓉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见她听懂了，接着说道：

“日边红杏依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东风怨未开。”

他吟诵完了，看着刘芙蓉还是一脸茫然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

“诗人所指的芙蓉乃是水芙蓉，秋天开的那种，春天不开秋天开，耐寒力强，这便是它的长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丧气，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结果，这个落榜的诗人鼓起勇气，发奋努力，第二年也上了金榜。”

说到这儿，他笑着问：

“小刘，你说芙蓉这个名字好不好？”

他见刘芙蓉笑而未答，沉思片刻后又说：

“要不，你就叫秋江吧。”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刘芙蓉学到了知识，愉悦了心情，受到了鞭策。这一天她回到宿舍，马上把毛泽东吟诵的4句诗，端端正正地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一个星期后的夜晚，刘芙蓉去春藕斋演出，毛泽东一见她就问：

“那首诗背下来了没有？”

刘芙蓉不假思索地一口气背了下来。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

“很好，很好！背得好，更要做得好哟！”

9月6日，毛泽东看了题名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文章中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他立即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食，全力以赴。”

9月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7日

9月8日，周恩来就印度政府在8月制造中印边界冲突、印军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良久地区向中国驻军开火、制造流血事件复信给尼赫鲁，说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建议越境的印军撤退，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尼赫鲁对此置若罔闻，强词夺理把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

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苏联在声明中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9月9日这一天，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

关于树立毛泽东的威信问题，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

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

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

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

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来信，当即和他通了电话，告诉他，马上将他的信转发全党，并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交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

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9月9日

后来，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到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9月9日、郭沫若给胡乔木写信说：

“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知如何？”

9月10日，郭沫若写信给胡乔木说：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如雨’。”

胡乔木将郭沫若的意见转呈给毛泽东。

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各大单位召开干部会议，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9月13日，毛泽东致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了，给了我启发。两首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3日早上

毛泽东又在信的末尾解释道：“‘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

后来，郭沫若看后再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9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一批战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他写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

“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

他还回顾了炮打金门的历史，他说：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12艘航空母舰来了6艘，第7舰队是它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两个茶杯，分放两处，比做美、蒋的军舰：

“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挂着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印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笔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来一到武昌，”

毛泽东对着张治中说：

“我不是跟你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10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提到了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问题，他说：

“适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对一些确定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1957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揭露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得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两年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由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大部分右派分子在目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其中一部分人，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为了使这些人以及其他右派分子更好地进行改造，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现在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他们所在的单位，应当根据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作出结论，在群众中予以宣布（载于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笔者注）。

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党内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对于这一批右派分子，党采取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区别对待的正确处理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这就促使右派分子中的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根据若干单位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的当前表现，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1）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到30%，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显著的悔改表现；（2）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到60%；（3）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有反动言行。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过来。

二、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下列3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定出摘帽子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但不要机械地硬凑比例数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10%。

四、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才可以接受他们重新入党。

五、审查和批准的手续，应该是，由右派分子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研究讨论，提出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名单和对他们的鉴定。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吸收群众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不要开群众大会。名单和鉴定，经过现在所在单位的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取得原机关的同意以后，在有关单位中公布。在国庆节以前，最好宣布摘掉一批。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应该根据9月18日公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向群众作必要的解释，使群众正确认识这一措施的意义。

在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各地党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个事实，对右派分子继续加强教育和改造工作，给他们指明前途，使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精神振作起来，在工作、劳动和学习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六、现在，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中，还有少数人继续散布右派言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大跃进、向人民公社进行攻击，表现得十分恶劣。对于这些人的言行，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充分的材料和证据，在国庆节以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他们所在单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群众中进行斗争，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党委应该注意掌握，打击面不要宽。现在，不进行像1957年那样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七、关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的工作和待遇问题，中央将另有指示。

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根据毛泽东9月14日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决定中说：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第15项的规定，决定：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人大《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颁布了特赦令。

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一批被特赦罪犯中的33名战争罪犯于12月4日执行。在这批战犯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有30名；另外还有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人。

溥仪被特赦后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8月24日就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问题给刘少奇的信，值得认真一看。他在信中说：“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证据。可当时工作在第一线的邓小平等人对这一重要指示先是拖着不办，继而在毛泽东身后却对反右运动一风吹，最终使得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右派分子在平反后恶毒咒骂毛泽东而对邓小平则歌功颂德、顶礼膜拜。现在是到了应该认真梳理从反右到平反这一整个过程、以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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