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
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
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话说1949年10月2日晚9时，苏联政府外交部副外长葛罗米柯要苏联原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将一份照会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称苏联政府决定承认新中国，同时召回其驻广州的大使；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周恩来立即派人将这一照会呈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拿着苏联外交部的照会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读罢照会，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个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举动，让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
10月3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复电葛罗米柯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此后不久，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各国，也纷纷致电周恩来等人，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
与苏联等国相反，美国国务院在10月3日这一天则公开表示：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
“美国在这项政策做任何改变之前，将与其他大国和国会进行磋商。”
10月3日这一天，寓居香港的卫立煌闻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兴奋异常，亲笔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贺电，经过香港有关组织，直接发到了北京。
卫立煌是在1949年初为躲避蒋介石对他的迫害，秘密前往香港的。他在贺电中写道：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单独召见程星龄。程星龄为毛泽东对程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表示不胜感激，他说：
“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我也会终生难忘！”
毛泽东摆了摆手，吸了两口烟说：
“星龄呀！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还没有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哩？”
程星龄说：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干什么都可以。”
“星龄呀，怎么你们醴陵人都是如此呢？子良开始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是说什么意见都没有。我说，提出意见的，我还好办，什么意见都没有的，我更难办。后来，子良对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我说，那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经决定把你的第1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这个他满意了。星龄，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我讲好了。”
程星龄犹豫了一下，说：
“主席，对工作的安排，我真没什么意见。但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啊！是这么个愿望。”毛泽东想了一下，对程星龄说：“如果说够条件的话，你早就够了。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是最早与我党合作共事的朋友之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同情我党，支持我党，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起到了我们许多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不过——”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抽了两口烟，继续说道：
“子良提出继续带兵的愿望，我满足了他。但你这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还是先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你早年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一样，是革命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三等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星龄，你参加民革，可能像过去那样，要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出较大的作用！”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就谦虚地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过高评价，说不上是什么‘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国家民主的希望所在。因此我同情支持共产党，作了一些爱国者应做的事情。主席提出要我暂缓参加共产党，先参加民革，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早就定了，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
毛泽东点点头说：
“‘小同学’，我知道你们醴陵人大都有如此坚毅的个性，说了的就要办到，可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子良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子良常年带兵打仗，显得更为直爽，你则一直担任文职，甚为婉约。好吧！那就先如此，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
不久，程星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加入了由何香凝、李济深、谭平山等一些革命元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曾经邀请徐特立老人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作客，他为老师准备了几样家乡菜。席面上，服务员端来了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还有一个汤。这是两人都爱吃的家乡菜。毛泽东抱歉说：
“没有好菜吃。”
徐特立笑着说：
“人意好，水也甜嘛！”
入席时，毛泽东让徐特立坐上座，徐特立谦恭地对毛泽东说：
“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微笑着说：
“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硬是让徐特立坐了上席。
徐特立在菊香书屋住了几天，要回去了。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老师，说：“北方比南方要冷……”
“不敢当，不敢当！”徐特立连忙推辞：“我带着衣服呢。”
毛泽东真诚地说：
“收下吧，以表我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得老泪纵横。毛泽东拉着徐特立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特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赠送给他的大衣交由老伴收藏起来，后来，他只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一次。
毛泽东还几次接老师黎锦熙到菊香书屋家中叙谈，到中南海同赏荷花。有一次，黎锦熙偕夫人黄鹤寿到菊香书屋赴宴，毛泽东特意给厨师开出了一张纯家乡风味的菜单，有虎皮扣肉、火焙子鱼、香干大蒜炒肉、冬笋腊肉、猪血豆腐汤等。席间，毛泽东不停地为黎锦熙老师和师母敬酒夹菜，宾主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10月4日，毛泽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叶子龙轻轻地走进来，小声报告说：
“主席，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将你家乡的两位客人送到北京来了。”
叶子龙所说的任昌辉是人民解放军第46军第138师的师长，他率部赴邵阳途经湘潭、湘乡时，特意派人到韶山打探毛泽东亲属的下落。来人在东茅塘找到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远房侄子毛远翔，以及毛泽覃烈士的岳母周陈轩等人。他们慰问了周老太太之后，即带毛泽连和毛远翔来到了湘乡县城。
毛泽连，字润发，生于1913年，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九，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三儿子，即本传第三卷中已经描述过的革命烈士毛泽建的胞弟。
任昌辉师长问毛泽连：
“你想不想见见毛主席？”
毛泽连闻言兴奋不已，连声说：
“想，想，我很想见到三哥呵！”
随后，毛泽连在9月下旬由138师派人护送，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汉口，稍事休息后，于10月2日登车继续北上，于3日抵达北京。
毛泽东听了叶子龙的报告，甚喜，问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到的北京。”
“是哪两个客人？”
“据电话里说，一个是你的堂弟，叫毛泽连，一个是你的堂表弟，姓李，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太好了！”
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随即起身，踱着步连声说：
“好！好！明天叫他们来。”
10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2野前委等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2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
申哿（9月20日——笔者注）电悉。大体上同意你们所拟“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草案”，惟一项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酉微
10月5日上午，毛泽连会同后到京的姑表兄李轲，随着叶子龙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成为毛泽东接待的来自家乡的第一批客人。
此时的毛泽连双目几乎失明，他凭借着微弱的目光，对着眼前高大的身影激动得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走上前，握着毛泽连的手，凝视片刻，说：
“你是泽连——润发九弟？你的父亲是二叔吧？”
毛泽连泪如泉涌，赶忙说：
“是的，我是润发呀！”
毛泽东提到的二叔，是指毛泽连的嫡亲大伯父毛菊生。毛菊生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因没有娶妻，泽连从小就过继给他当儿子。毛泽东又握着李轲的手说：
“你是李轲，父亲叫李新明吧？老人家还在不在？”
李轲说：
“家父去世多年了。”
“那姑妈呢？”
“还在。”
毛泽东对两位客人说：
“几十年没见面，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
李轲说：
“主席，这次我们来，一是代表家乡问候您，二是向您反映家乡的情况。”
“谢谢。”
毛泽东说着把客人迎进屋里，坐了下来，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毛泽连便把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寻找他们，并护送他们来京的情形一一说了，又说了在来京途中的见闻，他说：
“我们一路上看到人民游行，抬你的像，高呼‘毛主席万岁’呢！”
“怎么不抬蒋介石的像，抬我的像干什么？”
毛泽东的话把两位客人逗笑了。
“主席三哥，这次来到北京，我没有带什么东西，真不好意思……”
毛泽连本来还想再说几句客套话，毛泽东截住他的话说：
“农村没有什么，你们来看我就不容易，还要送份么礼物！我们家过去很穷。我们的曾祖父毛四端是一个贫苦农民，靠他勤俭持家，到后来手里有了45亩田，还有了两个儿子、4个孙子。我爷爷毛翼臣，你爷爷毛德臣，兄弟俩分家时，翼臣公分15亩，德臣公分30亩。但是，你爷爷有3个儿子，再分到你父亲手里，田就少多了。我爷爷只有1个儿子。到我父亲这一辈，我家有15亩，你家只有10亩。所以，你们的家底子薄，人口多，家境会比我们差一些。”
说话间，毛泽东见毛泽连流泪不止，就问道：
“泽连老弟，你这是么子回事？”
毛泽连便把他害眼病的情形说了，毛泽东惋惜地说：
“年纪不大，坏了眼睛，太可惜了。”
毛泽连问：
“三哥，北京城里有郎中吗？”
“有。”毛泽东说：“你就在这里治一治吧。”
李轲连忙插话说：
“泽连家里生活困难，您能不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语气温和地说：
“泽连的困难我知道，我了解。不过他的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我是国家主席，我只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也当不成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两个客人都不吱声了。毛泽东问李轲：
“你住在哪里？”
李轲说：
“我比泽连后到北京，现在住刘伯承司令员家里。”
“那里太偏远了，不方便。”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你还是到这里来住吧。”
工作人员立即按照毛泽东的吩咐，把李轲安排到警卫连营房，和毛泽连住在一起。
10月5日，毛泽东关于陈明仁部整编问题给林彪、华中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程潜、陈明仁按其现在的表现来看，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它处时，让其作战立功。
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6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21兵团，第52军、第53军及第214师至219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3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惟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者应有安置，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6师。我认为陈明仁的意见是合理的。10月10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2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步骤。程潜在京多留若干天，然后返湘。
三、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3个军。这对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四、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会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不好。省府改组亦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
五、陈明仁几次提出想去前线打仗立功，我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在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此点亦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
六、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15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
七、以上各点，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八、程、陈、李等对此次政协会议观感甚好，表示有信心干下去。我告诉他们，补人补枪等事，要待人枪到了手才算数，不要向下面宣布，免引起失望。要他们将现有3万多人整训好，不存奢望，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不满意之事，作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方面则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些，减少他们的困难。双方这样做法就可能将事情办好。
毛泽东 酉微
后来，陈明仁的第21兵团，果然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6日，毛泽东请毛泽连和李轲到家里吃饭，还把毛岸英和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叫来陪客人。他指着毛泽连向傅连暲和毛岸英介绍说：
“这是我的堂弟毛泽连。泽连从小过继给我二叔，我二叔毛菊生去世早，他家很穷。那时候，我父亲毛顺生要买二叔的田，我叫他不要买，拿点钱给二叔用就行了。父亲不肯，我也没有办法，田还是买了。唉！那时我没有权，我母亲也没有权，父亲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现在田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嘛。我父亲不顾兄弟之情，他只顾他自己。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而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停了停，问毛泽连：
“婶母身体好吗？”
毛泽连回答说：
“身体不好，经常有病。”
“婶母会做饭，菜炒得好，要是她身体好，叫她来办伙食，那就好啰。”
“母亲也想来看看主席。”
“她有病，到北京来不好，这么远，要是死在路上，那就糟糕了。我看，先请她在湖南治一段时间，等病治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一住。”
毛泽连又提起了自己的眼病，他说：
“听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技术高，我想……”
毛泽东说：
“协和医院是外国人办的，现在还没有收回来。不过，那里条件好，你可以去看看。吃了午饭，叫岸英和傅部长陪你到协和医院去一下。”
吃罢午饭，毛岸英、傅连暲、李轲一起陪毛泽连去协和医院。毛泽东交代毛泽连：
“去治病，要听医生的话，按医生的安排进行治疗，不要霸死蛮。”
经医生检查，毛泽连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还有点光。医生说：
“要挖掉左眼，才能治右眼。”
毛泽连起先不同意，后来想想三哥的话，还是同意了。于是，他就在医院动了手术。医院还专门找了一个湖南籍的医生给他喂饭喂水。毛泽连住了一段时间，就要求出院。医院不同意，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电话上交代，传话给毛泽连：
“暂时出不了院，要好好休息，以后再做手术。”
第2次手术时，医生说要给毛泽连的左眼安一个假眼球，毛泽连拿不了主意，要求出院跟毛泽东商量。毛泽东来电话说：
“让他出院吧，他住不习惯，外面自由一些。”
毛泽连在医院度过了1个月零7天，右眼基本上恢复了视力，就出院回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他头上蒙着纱布，想起了上假眼球的事，就对他说：
“视力恢复了，上假眼球就没有必要了。那只是一个模样，没有什么作用，并且那样要花很多钱哩。”
毛泽连点点头说：
“我听三哥的，不上了吧。”
自此，毛泽连在三哥家里进进出出、起居饮食，都由李敏、李讷小姐妹俩搀扶、服侍，生活过得很愉快。他和李轲都舍不得走了。李轲还想请毛泽东批准他留京工作，或介绍回湖南工作。毛泽东想了想，严肃而温和地对他说：
“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会有今天，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作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作田、种菜、喂猪稳当些。回去把生产搞好，生活搞好。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泽连有困难，还是要由当地政府解决。”
他又对毛泽连说：
“过几天，你就回去，搞好生产，照顾好母亲。”
再说10月6日晚，毛泽东复电给美国共产党，他在电报中写道：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但尼斯同志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请将我的谢意转达给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转达给全美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善意的人们。
诚如你们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
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袖，即但尼斯同志、威廉姆森同志、温斯顿同志、斯塔彻同志、戴维斯同志、温特同志、汤姆森同志、盖兹同志、波达许同志、格林同志和贺尔同志，但是事实已经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
10月7日凌晨，毛泽东致电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
林邓谭萧赵：
一、同意5日12时电5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军委 7日2时
10月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派人把马海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接到了菊香书屋。
苏菲，原名周素珍，1920年出生于上海普陀区，1935年经友人介绍加入中国左联领导的话剧艺术供应社，1939年8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参加《带枪的人》等话剧演出。在延安，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和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曾经与毛泽东、江青、李讷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小幼马又叫周幼马，比李讷小一岁。1949年，苏菲随军进入北平，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和话剧演出。
且说毛泽东高兴地对马海德说：
“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人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完全是中国人了。”
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小幼马把脸贴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毛泽东转过身来要抱抱他，可小家伙把头埋在沙发里，怎么哄也不起来。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高鼻子也怕矮鼻子啊？”
工作人员端来了饭菜，毛泽东与马海德一家人围着餐桌一起进餐。饭后，他又请大家去舞厅跳舞。毛岸英走到苏菲跟前，很有礼貌地邀请道：
“苏菲同志，我请你跳一曲吧！”
苏菲看着比她小两岁的毛岸英，开玩笑地说：
“你叫我阿姨，我就跟你跳。”
毛岸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拉起苏菲进入舞场。没想到苏菲的玩笑话被毛泽东听到了，在第二支舞曲即将奏响之际，他凑到苏菲面前，似笑非笑地说：
“我叫你阿姨，你跟我跳舞吧！”
苏菲立即闹了个大红脸，忙说：
“哎呀，主席——”
“你不要难为情嘛！你刚才对岸英不是很勇敢吗？”毛泽东笑着说：“马海德很勇敢，为真理冲出了国界。你也很勇敢，为爱情敢于冲破世俗观念。我很喜欢你们一家子，希望你们为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0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指示电稿。
原来，毛泽东家乡的亲友们在前一个时期纷纷给他来信，请求推荐或安排工作。就连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也是这样，本来在湖南农业试验场干得好好的，可他却不安于现状，借五舅向理卿的第3个儿子向三立来京之机，托表弟给毛泽东带了一封信及多张照片，提出要到北京来工作。向三立托毛岸英向毛泽东转交了杨开智的信及照片。于是，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电文中写道：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毛泽东拟好电文或写好信后，通常都是叫卫士通知田家英来取走发出。这一天，田家英又接到通知，来办公室取电报稿，毛泽东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后来在散步时，毛泽东又和阎长林谈起了他和杨家的关系，他说：
“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敛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啊。”
阎长林说：
“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工作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泽东说：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
“主席对杨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可以。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说：
“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陈玉英在板仓给开慧当保姆，带着孩子们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也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这么好，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啊！她现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京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京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啊！
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去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10月9日的电报，虽然使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念头，可他又萌发了在长沙谋取一定职位的想法。他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一封信，请求向三立替他向毛泽东说情，希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向三立接到信后，便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表哥的意思和想法。
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提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到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宗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经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的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了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上
10月24日（1949年）
后来，杨开智在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开导下，放弃了谋取高官的念头。1949年11月7日，毛岸英收到舅舅杨开智的信后，在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说：
“舅舅曾有信来，思想似已有些转变。”
正是：少时已立志，旨在求大同。百战生死以，何曾谋私营。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亲友相处，请看本传后面诸多叙述。
东方翁曰：从1927年到1949年，毛泽东经过22年奋斗，终于成功地训练出了一支数百万人的无坚不摧的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战的钢铁队伍。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政权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已经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新课题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中下层人们的观念，或者是在不少高层领导人的观念中，新政权的建立只不过是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对“旧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已。前者追求的是“几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后者追求的则是“级别”，是“官位”，甚至是“取而代之”。因此，毛泽东在之后的27年间，在为“主义”的终极目标而孤军奋斗时，就远比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要困难得多。他面对的既是一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烂摊子，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影响了他的战友、影响了他的整个队伍的几千年的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传统观念。这就是最后只能以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来结束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根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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