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户农民在 “秘密协议” 上按下红手印，以 “大包干” 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据有关资料：第一年粮食总产便达 13 万斤，相当于前 15 年总和，人均收入飙升至 400 元，一举摆脱了长期靠救济的困境。然而，这份 “分” 的红利并未持续太久，“一朝迈过温饱坎，二十年没过致富关” 成为小岗村此后数十年的真实写照。更值得深思的是，作为 “改革第一村”，国家对小岗村的扶持力度堪称空前绝后：自 1978 年以来，从早期的专项补助到新时代的产业基金，累计公开扶持资金已明确超38.9 亿元，若计入地方对口帮扶、企业支援等隐性支持，总额或将突破 40 亿元。这其中包括 1993 年安徽省专题联席会议敲定的 1300 万元综合扶持资金、2012 年 5500 万元高标准农田专项资金、2019-2020 年 6737.27 万元财政补助、2021 年 10 亿元全国首个村级乡村振兴基金、2022 年 10 亿元现代农业产业园资金，再加上道路硬化、水利建设、光伏扶贫等各类专项投入，形成了跨数十年的政策倾斜。即便如此，分散的单干模式仍让巨额资金效益大打折扣，直到沈浩担任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学习南街村、华西村的集体化经验，通过土地流转、资产整合重走组织化道路，小岗村才真正让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如今，这个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已实现累计分红超 2000 万元，2024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6500 元，入选联合国 “最佳旅游乡村”。从分田单干到集体分红的历史转身，小岗村用半个世纪的实践，为中国农村改革留下了 深刻的经验启示：实现真正的富裕，必须走集体化道路。
分田单干是特定历史的权宜之计，难抵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洪流
小岗村的 “大包干”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确实以产权明晰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 “吃饱饭” 的迫切问题。但随着市场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单干模式的内在缺陷日益凸显，即便国家累计投入超 38.9 亿元扶持资金，仍难以突破小农经济的桎梏。
从资金使用效益来看，2012 年投入的 5500 万元高标准农田专项资金，按当时安徽省每亩 2500 元的补助标准，理论上可改造 2.2 万亩农田，足以覆盖小岗村全域 2.25 万亩适宜耕种土地，然而十年后实际建成面积仅 1.3 万亩，2250 万元资金去向成谜，暴露出分散经营模式下项目监管与资源整合的严重短板。更早的 1993 年，1300 万元综合扶持资金(按当时物价相当于北京三环 100 套房产价值)被规划用于交通、水利、村办企业等八大领域，但因村民意见不一、缺乏统一组织，砖窑厂、养殖场等项目纷纷夭折，部分资金甚至陷入 “争权夺利” 的内耗中。
从生产实践来看，户均经营规模仅 7.8 亩的分散种植，既无法让 38.9 亿元扶持资金转化为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设施，也难以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波动：2016 年因缺乏集中灌溉设施，全村 200 亩玉米因旱减产，农户直接损失 80 万元，而此时国家已投入 150 万元水利专项资金，却因 “各自为战” 的耕作模式未能形成整体效益。
在市场交易中，分散的小农户缺乏议价能力，国家投入 100 万元培育的 “金杞大蒜” 品牌，虽让售价从每斤 1.2 元提升至 2.5 元，但分散种植导致的品质不均、标准不一等问题，仍制约着品牌价值的进一步释放。这印证了毛主席的远见：“单干可能当时会多打点粮食，但这条路不能长久”。短期的积极性释放，终究抵不过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化生产规律，也难以承接国家近 40 亿元扶持资金带来的发展机遇。
集体化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新型集体经济彰显制度优势
沈浩的到来，为小岗村点亮了转型的明灯。他带领村干部赴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考察后痛定思痛：“小岗徒有虚名，名不副实”，而问题的核心在于 “人心散了”，缺乏集体协作的凝聚力，导致国家投入的巨额资金难以形成合力。
他们通过土地流转整合 60% 的耕地，实现 “田成块、路成网、渠配套” 的规模化经营，小岗村终于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38.9 亿元扶持资金中，10 亿元现代农业产业园资金用于引入 GLG 集团、从玉菜叶等企业，发展蓝莓种植、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10 亿元乡村振兴基金支撑起农文旅融合项目，2024 年旅游综合收入达 1.65 亿元;3150 万元省市县财政资金注入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让村民通过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实现持续分红，2018-2020 年人均分红从 350 元增至 580 元，2024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480 万元。
这种转型并非对过去的简单否定，而是构建了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新型集体经济模式。
正如南街村、周家庄的实践所证明，组织起来的农民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投入的 300 万元光伏电站资金，在集体化运作下年均收益 40 万元，60% 用于公益岗位工资和贫困户分红，既解决了短期收入问题，又构建了村集体经济的稳定来源;150 万元扶贫车间升级资金，通过集体统一管理、引入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提升 3 倍，吸纳 60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人均月收入达 2000 元，彻底改变了此前 “设备不足、效益不佳” 的困境。
更关键的是，集体化模式破解了资金监管难题：通过 “三资” 数字化监管平台，2019-2020 年 6737.27 万元财政补助的使用全程可溯，避免了早期资金挪用、项目缩水的问题，让每一笔投入都能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新型集体经济让国家扶持资金真正 “用在刀刃上”，通过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精神力量与治理效能相辅相成，带头人是集体发展的关键支撑
小岗村与大寨村的历史对比，深刻揭示了精神力量对乡村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尤其证明小岗村的贫穷落后，根子并不是体制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上世纪 60 年代，大寨人在 “七沟八梁一面坡” 的恶劣条件下，不向国家伸手，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贫瘠山地改造成高产田;而同期的小岗村，人均四亩良田却长期依赖救济，国家投入的巨额资金虽改善了基础设施，但缺乏集体荣誉感和奋斗斗志的问题，仍让村庄发展滞后。
1984 年，为迎接上级视察，县政府专门拨款为 6 户 “大包干” 带头人翻盖瓦房，却未带动全村共同改善;上海捐赠的 100 头母猪和 15 万元资金，因村民争权夺利、缺乏协作，最终未能建成养殖场，成为资金浪费的典型案例。
沈浩的实践则证明，优秀带头人能够重塑乡村精神、激活治理效能，让国家扶持资金发挥最大价值。他面对土地流转中的阻力，向迁坟村民鞠躬致歉;为引进项目，奔走于企业与村民之间;用 “大家的事大家办” 的理念，重新凝聚人心，让 5500 万元高标准农田资金的剩余部分得以合理调配，完善了灌溉管网、生产道路等配套设施，使 “大蒜 + 玉米” 两茬种植模式的亩产效益从 5000 元提升至 1.2 万元。186 位村民两次按下红手印挽留沈浩，彰显了群众对担当作为带头人的迫切需求。
如今的小岗村，正是在一代代带头人的接续努力下，通过完善 “三资” 数字化监管、培育职业经理人等治理创新，让 38.9 亿元扶持资金的使用全程可溯、效益可评，避免了此前资金使用分散、监管缺位的问题。这启示我们，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产业支撑和资金投入，更需要培育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带头人队伍，让国家政策红利与集体组织优势形成叠加效应。
小岗村的半个世纪，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缩影。
从分田单干到集体分红，从人心涣散到众志成城，从温饱不足到共同富裕，它留下的不仅是改革的勇气，更有发展的智慧。近 40 亿元国家扶持资金的投入与使用历程，更直观地证明：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既要尊重历史选择，更要回应时代需求;共同富裕离不开集体力量，新型集体经济是破解 “三农” 问题、承接政策红利的有效路径;乡村发展需要精神支撑和资金保障，更需要坚强的带头人队伍和科学的治理体系。
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小岗村的实践启示我们，唯有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在守正创新中激活集体优势，才能让亿万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不落伍，让国家的扶持政策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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