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工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和先进思想灌输的手段。意识形态具体阶级立场，那么我们的文艺工作就是我们为无产阶级装备的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必须音色干净。延安文艺座谈会正是对“让大喇叭音色干净”这个目标的正面回答。毛主席在1942年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创作的源头活水不在书本里，不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而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里。真正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是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就回来，而是在思想上完成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兵的转变，把自己身上那套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洗干净，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逻辑、群众的情感来创作。在服务对象上，讲话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文艺如果不面向他们，就是空中楼阁。在批评标准上，讲话确立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光有政治正确没有艺术感染力是空喊口号，光有艺术技巧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则是没有灵魂的装饰品，好的作品两者缺一不可。而延安文艺座谈会最根本的贡献在于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群众的“代言人”，不能站在群众外面去描写他们、总结他们、代表他们。知识分子的任务，是通过改造自身的立场，使自己成为群众中的一员，帮助群众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经验，而不是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表现”群众。这个逻辑不只在文艺领域成立，它适用于所有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我们的任务不是替谁说话，而是让那个沉默的人开口说话。把“大喇叭”交到群众自己手里，并且教会他们怎么用。
知识分子为农村代笔在历来呈现出两种典型形态，这二者貌似对立且水火不容，实则共享同一个“小资病”的病灶，是需要被我们扬弃的。第一种形态以左联为代表。进步知识分子出身农村，在进入城市、接受现代教育、进入左翼文化生产体系后，其立场虽仍同情农村，但自身已脱离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他们笔下的农村形象生动、苦难真实，但终究是经由知识分子目光过滤过的农村——农民始终是“被写”的对象，而非“能写”的主体。这种“代言”的进步性是真实的，但“代”的本质并未被打破。第二种形态以部分知青文学为代表。农村被简化为个人青春记忆的背景板，成为表达个人创伤和彰显个人反叛的符号载体。农民在这一叙述中沉默而模糊，农村本身并不构成叙述的主体，而仅仅充当知识分子自我书写的舞台。这种“借农村说自己的话”，与左联式的代言看似方向相反，实则根源一致：知识分子始终占据“写”的位置，农民始终居于“被写”的位置，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从未被触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正是对这二者局限性的扬弃方法论，其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在立场上明确“为谁服务”——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从根本上重置了创作的坐标。其二，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在实践上提出“深入群众”的路径——知识分子需要在思想、立场、语言上接受根本性的改造，其标志性的表述即是：知识分子应当与群众实现“思想感情的变化”，在长期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完成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到“工农兵立场”的转变。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实践中，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话语权的攫夺，更应该重叩这一精神，进一步将文艺(不光是文艺，包括一切艺术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为新时代的新无产阶级解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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