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局2026年8月6日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在建规模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其中在运59台、装机6248万千瓦，核准在建53台、容量6293万千瓦。然而这一庞大版图中，所有已建和在建核电机组全部位于沿海地带，内陆核电至今仍停留于论证阶段。拟推进的厂址包括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通山)、江西彭泽等。其中湖北咸宁核电站已完成全部前期工作，具备在“十五五”期间主体工程开工的条件;江西彭泽核电厂选址长江南岸，江西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按照“内陆首批”目标推进相关工作。内陆核电一旦发生事故，放射性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内河，污染下游数千万人的饮用水源，其风险无法承受。
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安全关切
从决策层与专家层面看，部分专家认为内陆核电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必要性。中国工程院院士舒印彪曾建议“2030年前后适时启动中部地区核电项目前期及工程建设工作”。国家核安全局对内陆核电厂放射性排放浓度限值比沿海降低一个量级，主张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风险可控。这些主张建立在“正常工况”和“小概率事故”的假设之上，但其逻辑基石恰恰经不起核事故的检验。放眼国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同样建在内陆，属压水反应堆结构。1979年3月28日，三里岛核电站二号机组因冷却系统阀门故障、操作失误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堆芯燃料47%熔毁并发生泄漏。虽然得益于安全壳的屏障作用未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但事发后短短两天内，周围20公里内近14万居民撤离一空。三里岛事故之后，美国的核电站建设陷入长期停滞，事故发生后五年内直接取消了51个核电站建设项目。这段历史深刻地说明：内陆核电的风险绝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足以撼动整个核电产业的社会信任危机。
从地方政府层面看，湖南、湖北、江西等内陆省份因能源短缺矛盾突出，对核电项目有较强诉求。但是地方政府的能源渴求与区域安全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桃花江、咸宁、彭泽三个厂址累计投入已超过120亿元，这种沉没成本反而成为推动项目上马的动力，而非理性决策的依据。
从公众层面看，福岛核事故的集体记忆仍在刺痛公众神经。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应急电源失效，冷却系统瘫痪，随即引发堆芯熔毁和氢气爆炸。日本政府被迫分阶段实施方圆20公里的疏散令。事故最终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评定为核事故最高级7级，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级。福岛核事故造成福岛县337平方公里区域被划为“返回困难区域”，截至2024年仍有3.8万居民无法返乡。核电站内积存880吨核残渣，废炉工作预计持续至2051年。截至2026年3月，福岛核事故15周年之际，核燃料碎片清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日本政府估算，包括核反应堆报废、去污以及赔偿在内，福岛核事故相关总费用将达到23.4万亿日元。3座反应堆内部仍至少残留880吨核燃料碎片，辐射水平依旧极高，专家认为清除工作可能还需要数十年。当前福岛县仍有约2.3万人过着疏散在外、不能回家的避难生活;截至2025年7月，福岛县善后清理产生的核污染土总计约1411万立方米，至今仍未确定最终处置方案;当地小儿甲状腺癌已发现400多例。福岛核事故是由国家政策以及电力公司造成的人祸。因而公众的恐惧绝非杞人忧天——如果这样的灾难发生在长江沿岸，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二、无法调和的三重冲突
其一，安全风险与水资源保护之间的对立，这是最根本的冲突。内陆核电站与沿海核电站最大的区别在于：沿海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放射性污水可排入大海，依靠海洋的巨大稀释能力降低危害;而内陆核电站一旦发生核事故，放射性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内河。放射性核素在内陆河道中受流域水量限制，安全性问题更加突出。
我国拟建内陆核电站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彭泽核电厂选址长江南岸。长江干流两岸密布着大小500余个居民生产生活取水口，是沿江4亿余人口赖以生存的饮用水水源。一旦发生核事故导致放射性污染进入长江，下游数千万乃至上亿人的饮水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2021年3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一条即明确立法目的是“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长江流域布局核电站，与这部法律的立法精神是否相容，是一个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法国虽然是拥有丰富内陆核电经验的国家，其58台核电机组中约四分之三位于内陆，但法国的教训同样值得警惕。法国许多核电站将冷却水排入河流，导致河水升温。2026年7月，法国因热浪导致多座核电站被迫关停或降低功率运行。位于加龙河畔的戈尔费什核电站因河水日均水温超过28摄氏度，不得不降低反应堆功率或临时停止运行。位于罗讷河畔的比热核电站同样因高温被迫临时放宽冷却水排放的温度限制。法国电力公司因高温影响已有多座核电站被迫调整运行。这些案例说明，即使是在技术成熟的法国，内陆核电也不得不频繁受制于河流水温等自然条件，其安全运行远非“技术可控”那么简单。
俄罗斯共有31台核电机组，内陆核电占58%。但俄罗斯同样面临挑战——2025年9月，由于南部关键水道水位严重下降，罗斯托夫核电厂4台机组被迫调整运行模式。俄罗斯的经验恰恰说明，内陆核电对河流水量和水温高度敏感，一旦遇到极端气候或水文变化，核电站运行将受到严重影响。
其二，技术论证与现实保障之间的撕扯。尽管有研究声称“内陆核电厂周围人口密度并不比沿海高”“完全有能力作好内陆核电厂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但这些结论建立在“正常工况”和“小概率事故”的假设之上。然而核事故恰恰是极低概率但极高后果的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大片土地沦为死域，福岛核事故让日本东海岸至今承受着核污染的长期折磨——15年过去了，善后工作远未完成，核燃料碎片清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福岛的教训一再表明，一旦发生，后果无法用正常工况的数据来衡量。内陆环境由于缺乏沿海核电站的排海条件，确保极端事故工况下放射性废液的有效控制，始终是公众最为关切的底线问题。技术上的“风险可控”与公众心理和客观现实要求的“绝对安全”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
其三，能源需求与替代路径之间的抵触。内陆省份确有电力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在内陆建核电站。沿海核电加特高压输电的组合，完全可以实现对内陆的清洁电力输送。从经济性角度看，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造价约5元/瓦，百万千瓦级单个核电机组的造价在130至150亿元左右。虽然特高压输电需要一定投资，但与内陆核电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数万亿元级别的生态灾难和健康损害赔偿相比——比如仅福岛核事故总费用就高达23.4万亿日元——特高压输电的成本完全可以接受。2025年年初，烟威、海阳辛安核电送出两项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获得核准，其中烟威工程是世界首个特高压核电并网项目。海阳辛安核电送出特高压工程于2025年6月开工建设。该工程建成后，将与1000千伏烟威特高压工程接入山东电网，形成国内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结构。特高压具有输电容量大、距离远、损耗低等突出优势，沿海核电生产的清洁电力完全可以通过特高压网络源源不断地送入内陆。
三、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内陆核电面临的核心矛盾无法调和。
第一，风险不可承受。内陆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放射性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内河，污染下游数千万人的饮用水源。福岛核事故已经用惨痛的代价告诉世界：核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当”——当它发生时，任何应急预案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都可能苍白无力。福岛核电站位于海边，尚可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即便如此，15年过去了，仍有2.3万人有家难回，880吨核残渣取出遥遥无期。如果这样的灾难发生在长江、珠江或松花江流域——内陆河道没有海洋的稀释能力——后果将是数千万人的饮水危机、整条流域的生态灾难、长达数十甚至上百年的治理困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一旦发生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第二，替代方案成熟可行。沿海核电正在快速扩张，“华龙一号”技术已进入批量化建设阶段，新建核电项目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特高压输电技术已趋成熟，全球首项服务核电送出的特高压工程已在山东开工建设，“东电西送”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沿海发电、内陆用电，既能满足内陆能源需求，又能从根本上规避水源污染风险，是兼顾能源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明智之选。
第三，公众意愿不可忽视。福岛核事故的阴影犹在，内陆核电一旦重启，必将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弹。在涉及数千万人饮水安全的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和技术账，更要算好民生账和安全账。能源短缺可以克服，水源污染不可逆转;电力缺口可以填补，生命健康无可替代。
因此，内陆核电绝对使不得!我国应坚持“沿海集中布局、特高压远距离输送”的战略方向，在沿海地区安全有序发展核电，通过特高压电网将清洁电力送入内陆，既保障能源安全，又守护好长江、珠江、松花江等流域亿万人民的生命之源。这不仅是对当代人负责，更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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