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国企改革必须始终秉承以人民为本的基本理念 ——相关国企改革之思考六

第五篇 国企改革必须始终秉承以人民为本的基本理念

——相关国企改革之思考六

【内容提要】思考六、国企改革必须打破“现代企业制度”下以资为本的资本主义陷阱，牢固树立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经管理念。

笔者以上在宏观层面上对国企改革问题做了自以为较全面的思考，并觉得，如果将这些思考统统变成人们的共识，进一步微观层面上的国企改革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

国有企业就属于全体人民，就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国有企业完全平等的主人。这样的观念可不符合走资派们的胃口。走资派们最希望建立的只是一个形式上平等(以便于欺骗民众)而事实上不平等，由少数人剥削、统治、压迫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的国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也许当年他们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压根儿就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只是为了解放他们自己，以便于有朝一日由他们取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位置而成为新的人上人。只是有碍于马列主义领导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强大威力，他们才不得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深深隐藏起来。因而在他们眼里，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是革命的结束，就要推动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什么社会主义，什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早被他们忘到耳门外了。但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这样的念头他们想也不要想。毛主席逝世了，所谓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派即继续革命派的势力被清除了，他们终于可以小心翼翼地从试探开始，逐步放开手脚地大干一场了。先是他们通过我们的党组织系统在全国农村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小岗经验分田单干。这一步走“对”了：在让亿万农民“一夜跨过温饱线”的同时，也把有组织的农民阶级一棍子打成了一盘散沙，轻而易举地拿掉了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于是，他们深受鼓舞，接着就是试图复制农村经验，在国有企业推动承包制、租赁制“改革”试点，但由于违背社会化大生产规律而必然失败。从失败中他们悟出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工人阶级。最开始他们还不敢拿刚刚失去了最可靠同盟者的工人阶级开刀，于是他们利用中国人特有的添犊之情，借口国有企业人满为患，让精力正旺的、年仅四五十岁的国企职工提前“退休”而准许其子女“接班”。这样，对付那些乳臭未干、年轻毛嫩的小孩子，事情就简单多了。这是极其“高明”的一招。可以说不仅那时的整个人民、而且直至三十多年后今天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懂、更别说识破乃至抵制走资派们这一“伟大的”战略布局了!许多人甚至对此感激涕零!!真可谓“被人卖了还会帮人数钱”。 出人意料地扫除了巨大障碍，下一步就顺利多了。他们通过造谣“国企效率低下”，大造“国企改制”的舆论，继而通过“抓大放小”、“靓女先嫁”、“管理层收购”、“一股了之”等理由与办法，将绝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和几乎全部乡镇集体企业一律“改制”(实质上是变卖)成了所谓民营企业即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在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三十多年后，又一手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上人为地重新缔造出了一大批资本主义企业和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说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到了三十年多后的八十年代中期直至九十年代，有人则以国企改革的名义，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工商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先河。

那个自封核心的大人物曾掩耳盗铃般地信誓旦旦：“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出现在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言犹在耳，两极分化与资产阶级的出现很快就在我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神奇的是，虽然这等于打了此人一个异常响亮的大嘴巴，但人是容易健忘的。经过人家几番忽悠，人们已经把文革中“走资派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警告忘得一干二净了。以至不久之后的九十年代后期，又一个“敢踏地雷阵”、“敢进万丈深渊”的大人物推动“下岗分流再就业”，一下子砸碎了四千万工人，包括刚刚“接班”的新工人的铁饭碗，也能忽悠人们“为国分忧”，喊着“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口号，替人家数钱。 千万不要小瞧了“下岗分流再就业”七个字，“下岗分流”前，工人阶级还勉强可以称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再就业”后，同一个工人阶级则轻而易举地被人拉下马来，沦落成地地道道“弱势群体”了。那个时候，国有企业经营得不好，就是国企效率低下;经营得好，就是“国企垄断”。所以，只要是国有企业就是该死，就横竖得死!一番折腾，我国境内成千上万中小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哪怕被惊喜地发现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即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都)统统变身成了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以至在偌大社会主义中国县域经济范围内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几乎被扫荡一空。同时， “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58页)可见，如果说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那么，卖国主义则同资本主义有着同样的天然联系。期间牵涉到的国企家底被严重低估、钱权交易、国有财产大量流失，且导致腐败的案件层出不穷，无官不贪以及坑蒙拐骗时常发生几乎成了常态，新“三座大山”逐渐形成，黄赌毒黑沉渣泛起并迅速发展蔓延，社会生活环境与自然生活环境急剧恶化……

几番折腾，到了本世纪初期，不仅农村集体经济除了南街、华西、刘庄、周家庄等极少数村庄外几乎全军覆没;国有经济大概也已经三分天下不足其一了。但人家仍然不死心、不放手。叫嚣“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要“深化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把改革进行到底”，“不改革死路一条”。具体做法，除了继续编造“国企垄断”、“国企效率低下”、“警惕国进民退”话题，执意推动“国退民进”即“社退资进”。看来不把仅存的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掉，他们是不会甘心的。事实上，国企改革的三十年，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地取代社会主义企业的三十年。与此同时，他们又提出了要在仅存的国有企业普遍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立马组织实施(至今已基本完成)。

何谓“现代企业制度”?绝对语焉不详。官方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仅给出了一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特征;实践上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强制推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制改造”，把一切国有企业统统“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实质上就是要求一切无法一下子私有化掉的国有企业，也统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把它们统统“改制”、“混合”成同资本主义企业毫无二致则已。 我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那十六个字本来就是一个神话。从十六个字面世的1993年至今，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仅存的国企已经统统变身成各式各样的“公司”，但人们从来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公司的“产权”真正“清晰”过。若非要说它“清晰”，也仅仅“清晰”在：过去是百分之百属于全体人民中的每一个人所有，他们就说这是“产权模糊”，现在则是“混合”到千百个大小不等的“股东”手里，就说它“产权清晰”了;权力统统从人民手中剥夺到政府任命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人手里，盈利时也会主要在这些人中分配，亏损时则由国家与人民买单——这就叫“权责明确”;所谓“政企分开”，只要还打着国企的招牌，企业同相关国家机关就必然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完全分开，一旦完全分开了，它就根本不是国有企业，同资产阶级私有制企业毫无二致了;至于“管理科学”，何谓“科学”?完全凭人信口开河。

在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其核心内含与根本标志。而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并不一致。由于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千方百计损害所有者权益的情况之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怎能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所有者把经营权转交给经营者(所谓两权分离)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竟然把它当成神圣一样地供奉起来，实在是愚蠢到家了。而且即使按照走资派们津津乐道的生产力标准看，对国企的“公司制改造”也并不成功，“实证结果表明试点企业改制后利润率都有所下降，虽然销售利润率稍有下降(统计检验不显著)，但是总资产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显著恶化。改制后79家试点企业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和所有者权益利润率分别下降1.7%和7.41%(统计显著水平为1%)。尽管我们期待传统的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重组改制后利润率会有所提高，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仅约30%的试点企业改制后利润率上升。”(《经济科学》2002年第1期《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化改制的实证研究》)为了有利于复辟资本主义，有人实在是不择手段，一切都不管不顾了。直到2015年9月下发的有关文件仍然要求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通过实行股份制、上市等途径已经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要着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把国企混改、股份制改造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当成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

我之所以对高层拟就的国企改革路线图忧心忡忡，还因为我认为这个路线图实质上就是一副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路线图。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之不同，不仅在于其根本性质上的所有者不同，而且由这一根本性质所规定，在其经营管理理念上也应有着完全不同的路数与特点。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52页)“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4页)。同样，虽然社会主义不是在空地上，而是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必要的批判借鉴不可缺少，但社会主义企业也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我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建立起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崭新形式。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们也一直是努力这样做的。不论是没收官僚资本还是赎买民族资本后，我们都是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经管理念划清界限，努力探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整套国有企业的崭新经管方式。现在可好，不仅完全不想划清这个界限，而且还要努力同资本主义经管方式“接轨”，这种改革方向不出大问题才是咄咄怪事!

在我看来，通过国企改革应该建立起来的崭新经营管理体制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明显不同点就在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秉承的基本理念是以资为本;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则必须坚守以人民为本(注意：不是简单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主义企业以资为本理念第一个表现就是把所谓的产权看成是压倒一切、比天还重的权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产权”之“产”就是财产，但又不是一般的“财产”，而是生产资料之“产”、资产之“产”，即能够成为资本的财产。正如有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占有资产(即资本)的阶级;无产阶级就是除了自己双手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占有资产(即资本)的阶级一样。所谓产权，其实就是资本家阶级通过掌控资本而榨取剩余价值的权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资本才是统治一切的权力，任何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权势等等都是由他是否占有资本、占有资本的多少决定的，即都是由资本所支配、由“物”所支配的。掌控了一定数量的资本，就等于掌控了他人劳动与生存的权利，就等于掌控了使自己能够自然地成为剥削者与压迫者的权力;而一旦失去了一切资本，他就笃定会变成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其极端重视产权与产权改革就不难理解了。 这个秘密资产阶级一向讳莫如深，向来不肯承认。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了其不可改变的信条。正如马克思在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的第一版序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资本主义国有企业有国有独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两种形式，其产权虽然并不一定就属于某个或某些资本家私人，但其运营则恰恰都是为整个资本家阶级特别是特大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其“产权”恰恰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不断地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以更好地维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奇怪的是，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也在鹦鹉学舌般地经常使用着所谓“产权”这一话语，也在经常谈论着他们的所谓产权改革，真是令人费解。

相反，无产阶级乃至全体人民最看重的应该是所有权，即对生产资料、对资本的完全平等所有权。如果说资产阶级会把产权看成自己的命根子，那么，这种对生产资料、对资本完全平等的所有权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说来，其重要性比起产权对于资产阶级说来也毫不逊色，甚至会更胜一筹。要获得这一权利，只有坚定地地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即联合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才办得到。否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或只占有极少的生产资料(资本)，他就“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单行本第7页)，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里只有所有权概念，是没有产权位置的，绝不允许通过所谓“产权改革”贩卖夹杂其中的私有化私货。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44页)，关注的是如何保证全体人民对这些资本的平等所有权，而不是什么“产权”、“产权改革”。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指工人阶级——引者注)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如何。”(同上，第58页)

2、资产阶级以资为本理念第二个重要表现就是卖力地推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因为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是有利于强化、放大资本权力的最重要手段。资产阶级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平等的权利喊得震天响，宣扬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其实他们真正看重的平等，只是“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平等，一股一票的“平等”， 即只是建立在以资为本基础上的、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这一“平等”原则下，不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毫无“平等”可言，即使同为资产阶级，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能同身价百万的小老板讲平等吗?有不少善良人仅凭自我感觉，就认为“股份合作和职工持股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新型形式”(《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23页)，这是一种相当肤浅、相当糊涂的认识。在任何情况下，股份制都只能是一种私有制形式，同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不会有一毛钱的关系。在国企改革中，他们最关心的是要对我们的国企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造，竭尽全力地去维护私有制，而且是竭力地维护放大了、并可以不断放大的私有制。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看清楚这一点，不能稀里糊涂地就着上了资产阶级的道。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搞什么混合所有制，绝对是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邪路、一条绞杀国企社会主义性质的死路、一条国企改革的绝路。

同股份制改造密切相连的还有所谓“混改”即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本来经营得很好的国有企业也一律要引进“民间资本”，引进外国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奇怪的是，这究竟是要让“产权”因“混合”而“清晰”起来还是使它进一步混沌起来?其实，其真实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国企的“混改”，而把国有经济成分稀释开来，把国有资本的控制权逐步转移到民间资本家、外国资本家、帝国主义“战略投资者”手里。套用一句文革语言：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以人民为本最有利的制度安排是成员制，而不是股份制，更不是混合所有制。你是一个组织、一个集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成员，你就该享有这个组织、这个集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成员的平等权利，不能允许任何人享有超出这种平等权利以外的任何特权;一旦你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组织、集体、社会、国家，你原来享有的相应权利理所当然会随着你的离去而自然消失。而一旦进入或重新进入这里，你的成员权也会自然产生或自动恢复。就是说，只有这样，你的权利、权力才会同你的这个人本身，同你的这个社会成员身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受资本，不受任何物的支配。相反，任何资本、物，则只能受包括每一位成员在内的这些个组织、集体、国家、社会所支配。这才算得上人人生而平等。我们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一切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统统实行成员制，才不会存在因其所占股份、资本、财产等不同而形成权利不平等的问题，才可能实现人们不受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种种影响的、在政治权利方面的完全平等。

股份制不尽情理的地方还在于：一个股份制企业，往往由成千上万股所组成，但由于实行一股一票原则，这个股份公司其实只能掌控在一个或几个大股东、特大股东手里。大量中小股东，除了只能按照一定比例获取一定红利外，不会享有对股份公司任何实质性权利的;其中大量小股东同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他们仍然必须在得到资本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劳动从而生存下去。他们占有极少股票的作用只在于把自己更紧地绑在资本的战车上、更须卖力地为大资本家打工、受大资本家更深的剥削而已。 与此相反，对于特大垄断资本家说来，由于公司的股票数量太多且极度分散，无需握有企业全部股票而只要占有其中的很少的股份，有时甚至只要占有其中百分之一、二有表决权的股票，就可能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发挥出决定性的影响。而让自己手中的股票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功效，助推手中资本的效力又陡然上升了若干倍，能够达到其单凭原有股份难以达成的各种罪恶目标。

相反，只有坚定地实行成员制，才会不仅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平等、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而且，资本、财产、物才会第一次失去支配人的力量而成为受人支配的对象，切切实实地实现以人民为本的目标。现在我国的农村正在推行土地确权。其要“确”的则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而是土地、房屋等所谓财产权、私人“产权”，以为日后推动资本下乡收购这些“财产”或让这些“财产”变股份做准备。本来历经三十余年不变的分田单干，有的家庭成员死了或户口早已转走，但仍然占有土地;有的已经长大成人，或户口早已由外地转进，但仍然没有分得土地。这种情形合理吗?明知不合理，却非要把这种不合理通过确权而固定下来。其基本思路，还是旨在不断地削弱人们的集体成员权而卖力地强化资本的股份权、产权——说明这一政策绝不是一项好政策。真要沿着这一条路子一抹黑地走下去，除非在我国农村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千千万万个左文学那样的支部书记愿意带领亿万农民走塘约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否则，不仅我们的社会主义根基会在这一代“共产党人”手中毁掉，而且我们曾经实现了的“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也会毁于一旦。

这样讲不是说股份制就是洪水猛兽，社会主义企业就完全碰不得。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等问题，为了在短时间内积聚起足够多的资金以壮大国企的实力，适当地引人一点股份制机制并非不可以。但这须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把坚持国企社会主义性质放在第一位，非国有股股东的唯一权利只限于利用手中的股票，按照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取得相应的红利，而不得享有除此之外的任何特权，不得以此侵犯任何人本应享有对国有企业平等主人的权利。至于为了某种政治上的目的而主张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那完全是居心叵测，我们必须严加提防。还有一些人主张国企职工持股(如大家极力推崇的华为)，如果确有必要，我不持异议，但不能仅限于国企职工，应该是任何公民都可具有这个权利，但任何持股者都不得享有比其他国企职工更多、更大的权利。社会主义成员权不容侵犯，人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任何权利都不能无端地为资本、为物所左右与支配。

3、资本主义企业以资为本理念的第三个表现是其竭力助推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等企业组织机构。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舆论包括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们，似乎对这所谓“新三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统统视而不见，完全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它们只为资本服务的特有属性。

其实这“新三会”实行的均是资本主义的一股一票制度，明目张胆地撕毁了一人一票的自我伪装，维护的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平等”原则，只能成为资本即大资本家们用来榨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御用工具，绝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得到兼容。因为统治人民的政治形式不能成为人民解放的政治形式;剥削人民的经济形式也不能成为人民摆脱剥削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必须坚决抛弃它，而用最能体现一人一票原则的新形式取而代之。而这些新形式本来是我们的一切公有制企业自始就有的，只是没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而已。这就是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党委会等老三会。其作用本文将在后面的思考中分别予以具体论述。

由此可见，在作为生产劳动基本条件的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资本主义企业，包括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从经营管理理念上说，就是始终站在资本的立场上，为资本争权利(权力)，为资本说话的：注重产权，把产权看得比天还重，实质上是把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权利(权力)看得比天还重，完全不把劳动(劳动者)的权利当成一回事;鼓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要对我们的国企进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造，是因为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是最有利于资本、特别最有利于国际上特大金融垄断资本更方便、更大规模剥削劳苦大众的经济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国企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造成功之日，就是我们的国企、我们的国家将逐步变质成资本主义附庸之时;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则统统都是资本支配劳动的组织形式，丝毫不会顾及到劳动与劳动者的权益。由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批判，在我国大力宣传与推行以资为本理念已经到了赤裸裸、肆无忌惮的地步了。不彻底清算以资为本理念，就不会有我国有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相反，社会主义企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则必须以人民为本，针锋相对地站在劳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劳动、为劳动者、为劳动人民争权利(权力)：

1、必须把注重所有权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上去考量。如果说产权是资本、资本家的命根子，那么，对生产资料、对资本完全平等的所有权，才是劳动、劳动者的命根子。没有它，劳动就无法自主地进行，人们劳动、生存的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证;劳动者就只能任人宰割。因此早在近180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庄严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8页);并号召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44页)。虽然在今天的条件下，消灭私有制的任务我们还不能一蹴而就地迅即完成，而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结构，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信念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动摇。

2、大力宣传实行成员制的优越性，认真探索切切实实的一人一票制的实施途径，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坚决批判那种认股不认人、认资不认人、认物不认人、认钱不认人的铜臭气，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肃清资本支配劳动的余毒，牢固树立劳动支配资本的坚定信念，做出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劳动者、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安排。

3、坚决摒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资本主义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强化职工大会(职代会)、工会、党委会等组织机构在国有企业中的权威。把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办成国有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把党组织办成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把工会办成自力自为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肃清“一长制”的余毒影响，把国企经理人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职工群众融合一体的光荣岗位。 做到了这些，才算是坚守了以人民为本的社会主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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