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受火热战斗生活的感染，梅兰芳萌生了向党靠拢的意愿。而梅兰芳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更直接的动因来自弟子程砚秋的入党。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周扬等党政领导和文艺界负责人就十分关心梅兰芳的入党问题。陈毅是做梅兰芳入党思想工作的第一人，他多次找梅兰芳谈话，周恩来更是积极表示愿意做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梅兰芳觉得自己刚刚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治上更欠火候，因而他谦虚地说：“我们做演员的，生活有些散漫，我还要努力。”
当时，讨论一个同志是否能够入党，并非支部说了算，而是一定要征求党外群众的意见，而且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入党时，一般都邀请一些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在讨论程砚秋入党问题时，也依例而行。梅兰芳作为非党积极分子旁听了关于程砚秋入党的讨论并作了发言。
随后，党支部便收到了梅兰芳的入党申请书。然而，从梅兰芳向党支部递交申请书到最终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期间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党为什么用了近一年半时间对他进行考验?最直接的原因是支部从他交上来的入党申请书上的字迹辨认出，此申请书非他本人所写，而是请人代写的。
梅兰芳成名颇早，自成名后，他身边总是有一群人为他张罗，而用不着他过问生活琐事。解放后撰文著书也用不着他亲自动笔，交给秘书就是。大概他的想法是，反正思想内容是我的，秘书所做不过是形式而已，而且文责自负嘛。这说明梅兰芳对党组织还不很了解，入党申请书是只有文盲才可以请人代笔。周恩来曾征求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马少波的意见，问是否需要他当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梅兰芳得知此情后说：“总理的关怀，我很感动，他做砚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荣幸，但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应搞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马少波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有利于党对我的具体帮助。”
对照党章，应该说，从梅兰芳自解放以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是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在政治方面，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响应党的一切号召，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甚至到抗美援朝第一线，为工农兵献艺。在外事工作中，他能抵挡住逆流，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出力。在戏曲艺术方面，他反对演坏戏，主张戏曲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党支部成员也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者，进而成长为一个积极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为了将“基本具备”转换成“完全具备”，梅兰芳欣然接受批评，认认真真地亲自重新撰写了入党申请书，一份全新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入党申请书摆在了支部书记的桌上。这份普通的申请书倾注了梅兰芳对党的全部感情。
经过一年半的考验，梅兰芳终于如愿以偿。1959年3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支部大会通过了梅兰芳的入党申请。这年7月1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在院党委书记张庚的主持下为梅兰芳举行了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拳……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17期，摘自2013年第11期《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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