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在马克思主义者教师协会举办的晚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凡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在政治教育局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列宁一向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工作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有关这一工作的一切都很关心：图书馆事业，扫除文盲，在广大群众中推广报纸等等。他对这些是非常关心的，他不仅在大会上讲话，而且有时还参加小型会议，有一两次他参加了政治教育局讨论日常工作的会议，并且经常找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去谈话。
在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了长篇演说。首先他向代表大会祝贺，然后发表了长篇的政治演说。应当说，在革命前，社会教育事业只是被当作一种纯文化性的活动，因此，非常重要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革命后社会教育事业中所发生的转变，即政治深入到整个政治教育工作和整个社会教育工作中。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举行的社会教育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发表了长篇演说，这篇演说表明了整个社会教育工作、整个政治教育工作的转变，指出了今后发展的远景。
第二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政治教育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当时我国的社会教育开始称为政治教育工作。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再提到必须阐明一切有关经济政策的问题，阐明我国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而且特别强调指出：必须从政治上了解经济建设的意义，帮助群众认识正在进行的这种建设的全部意义。在政治教育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正是阐明这个问题的。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样也把一切政治教育工作问题同当前的问题联系起来。他一开始就谈到，代表大会上关于一般形势的报告通常是报导性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不仅应当是报导，而且应当是关于一般形势、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有分析帮助的报告，这样就可以从对于这种形势的估计中为实际工作得出秸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非常清楚地阐明了当时的情况。那是一九二一年，即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一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清醒、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当时的艰难处境。他指出了当时全国范围内遭到的破坏使工人阶级削弱了。工厂停工了，工人们都到农村去，或者制造打火机，他们不能在工厂里工作，而只能勉强地生活。这样当然就不能不影响到工人阶级的情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坦率地说过：我国的工人阶级现在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当然，这样说需要有非常清醒的头脑，需要正视现实，因为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而肯定工人阶级正在失去阶级性这一事实就是意味着要正视非常痛苦的真实情况。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点是一向保持这种清醒的头脑。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是这样坚决要求不要抱任何幻想，要实事求是，要正视现实。
这是他的一切政策的特点。他对革命空谈总是抱否定的态度。在签布列斯特和约时他说道：千万不要让人们以后说，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讲了以后就着重指出了革命空谈的全部危害性，并且在当时，在决定苏维埃国家命运的最危急的时刻，号召大家就是要保持这种清醒的头脑。同样在一九二一年，他也毫不粉饰现实地说过，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占统治地位。但他立刻就指出，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制服这种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怎样巩固工人阶级，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他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一向认为经济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他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打好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当时他就在寻找吸引群众参加这一建设的必要方法。
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谈到电力化问题时说：应当设法使群众关心电力化事业，用电力化事业吸引群众，使他们认真地从事这一事业。在整个经济建设路线方面，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吸引群众，使他们关心这个建设时，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经济基础。他谈到，必须使农民关心建设。当时有人说，农民有小私有者的情绪，简直毫无办法，他说，这是不对的，要善于宣传，向广大农民群众帮助，他们的利益就是巩固经济。当时集体农庄建设已经在进行试验，虽然集体农庄运动还没有现在这种性质。它只是在个别地方进行试验，开始抓这件工 作，但是无论如何是开始了。这个开端指出了一条道路：怎样才能使农民关心建设，怎样才能在农村建立强大的集体经济。关于这方面的计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谈到过。他在阐明目前形势的特点时，同时也指出了必须接近群众，善于同群众一起工作。过了两个月，即十月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拟定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就是在这些提纲中，他指出工会的任务是同小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他说，在工人群众中，在广大的工人阶层中，有时候就存在着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残余，而工会的任务就是同这些情绪作斗争。但是同时，他在关于工会的作用的这些提纲中强调指出，工会的每一个领导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生活在群众之中，应当善于观察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仔细地觉察群众的一切情绪，同时要善于以同志的态度关心和接近群众。应当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就一向善于根据几个字、几句话，根据谈话对方的意见，立即把握住对方的情绪。我记得，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之前，他经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请加里宁同志为他召集一次非党农民的会议。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这个会议时自己没有发言，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仔细倾听农民的意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善于倾听群众说些什么，他们关心什么，觉察他们的情绪，了解他们的需要的性质并且感觉出这些需要。他认为，每一个工会工作者和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掌握这种接近群众的本领，要善于有礼貌地对待他们，善于帮助他们。
关于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谈到过。
应当说，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很激动。他们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要讲些什么，他将怎样把目前形势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结合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开始就十分尖锐、十分明确地谈到了扫盲问题。他嘲笑了打官委员会的太堂皇、太响亮的名称——“扫除文盲非常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嘲笑了这个过分响亮的名称，他说：我们把扫盲委员会本身扫除掉才是最好、最伟大的奇迹。当然，他这样说并不是要把这项工作半途而废，而是说，当我国的每一个人都识字后就应当把这个 委员会撤销，而且应当尽速地做到这一点。
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十年前讲的话。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稍微嘲笑了这种响亮的名称以后，非常明确地强调了扫盲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文盲会脱离政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一个人如果目不识丁，如果什么也不懂，哪能谈得上什么新政治呢，什么政治也谈不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畿赖说道：人们不仅需要简单地认识几个字，而且还必需有知识，有利用书本来提高自己的业务的本领。
从政治教育局第一次代表大会起，政治教育工作者就懂得了，应当把政治教育工作同经济运动结合起来。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开始时谈的不是这一点，他谈的是当时使他特别心焦的事：同贿赂作斗争。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政治教育工作者都有些茫无所措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们想，“那好吧，关于播种问 题，这是清楚的，至于贿赂同我们的关系，则有点莫名其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感到不安的是官僚主义问题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不仅在一九二一年谈过，而且早在一九一八年，当他草拟如何在党纲中提出苏维埃问题的初稿时就提到过。他在初稿中特别强调反对官僚主义，而且提到，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就是提高文化水平。在整个这一时期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日程上去掉。到一九二一年，需要特别巧妙地安排整个国家的工作，即各个部门的工作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要求各个方面同拖拉作风、贿赂行为和官僚主义作最顽强的斗争。例如，他写信给瞿鲁巴同志时就提到了“各个主管部门中可恶的官僚主义”，另一个地方他提到了“该死的官僚主义泥坑”等等。他对于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在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工农检察院问题表示了意见，谈到工农检察院应当怎样着手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历次言论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论在哪里谈话，在每一次演讲，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随时随地都在强调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对政治教育工作者说，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应该责骂官僚主义。他说，这还不够，你们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有文化的人，你们应当作出榜样，表明怎样同这种官僚主义作斗争，怎样消灭它。他就这样明确地给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这个任务。
恰好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召开前，有这样一种议论，说政治教育局的代表需要加入经济组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针对这种意见说道：你们无须加入什么组织，你们应当以一个普通成员, 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进行斗争。你们是群众的有文化的领导者，你们实际上也站在群众之中，你们应当给他们作出怎样去进行斗争的榜样。在政治教育工作者看来，这样提出问题是十分奇怪的。怎么能够这样呢?照例应该出通知，发指示。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不，问题不在于出通知，不在于代表资格，不在于发无数的指示，而在于：应当吸引群众，吸收他们参加这个工作，在实践中给他们作出应当怎样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榜样。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当时井没有被彻底领会，问题还是存在，当然，这是因为这个 任务太艰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谈这个问题时，重复了他当时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这是一句关于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话。他说，对政治教育工作者说来，是不容许有任何妄自算大的行为的。他的意思是说，作为共产党员的政治教育工作者不应该认为：他既然是共产党员，就什么都懂得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其他地方谈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特点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加强学习的时期。也应该向资本家学习，学习他们怎样经营管理，学习怎样把知识用来改进自己的业务。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不止一次地谈过，他强调指出，必须掌握知识，以便立竿见影地改进经营管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上论述文化的巨大意义的演说，突出地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个后期活动的特点。从前他就是关心文化问题的，可是这时他特别强调这些问题。凡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写的几篇文章、读过这些文章的人，就会知道他在这些文章中的许多地方都谈到必须学习，必须提高文化水平。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表这篇演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十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有了多么巨大的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基础，十年来，党把国家从过去陷于破坏的艰难处境中拯救了出来。那时有许多同志意志消沉，他们看到破坏是如此之大，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是如此强大，因而觉得毫无办法。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指出必须建立这种基础，而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基础已经建成，我们看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是容易得多了。如果把十年前文化方面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比较一下，我们就能看到，差别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看到，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了，它根本不能同十年前的觉悟程度、特别是农村中的覚悟程度相提井论。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全盘集体化的地区，而集体化又恰恰有助于清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现在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了。一千七百万工人是一支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这决不是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政治教育局提出的任务已经从日程上抹掉了， ——它们毫没有从日程上抹掉。
我们知道，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失业现象，来自农村的人正源源不绝地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民从农 村到城市里来，因为工厂的劳动力不足。这些来自农村的、刚刚脱 离本身业务而走进工厂的农民，以及不久以前的家庭主妇，在最初一个时期还不了解工人阶级所面临任务，因此，工会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了解现在所做的一切，帮助他们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吸收他们参加现在正在进行的伟大建设。在这方面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现在我们也看到，集体农庄庄员的整个心理状态正在变化。我曾经和许多女庄员谈过话。她们说，现在的农妇都向往集体农庄，但是毕竟还不能彻底了解一切，特别是新加入集体农庄的人更是如此。因此需要回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讲的话：应当怎样把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应当怎样从政治上了解现在所进行的经济建设。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当然，我们应当说，这十年来，无论在扫盲方面，还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总的来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同群众目前的要求相比，就完全不够了。必须更深入地从政治上考虑工作，例如谈到播种、春播或秋耕时，我们就要善于把这些问题同集体农庄的一般建设问题联系起来，同我国现在所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最近，建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提到的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基础上的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我们想把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到必要的水平，那就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切问题从政治上加以广泛的阐述，当然，在这方面现在也必须开展极其广泛的政治教育工作。
两年前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时，曾经把学校工作、即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工作同政治教育工作合并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部门, 目的是使两者不脱节。脱节是不允许的。正如一根梁应该支撑另 一根梁一样。政治教育局要帮助学校工作的开展，而学校工作普及教育工作——就必须做到：提高识字水平，不要出现一面扫盲，一面又增加新文盲的现象。因此，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同学校工作结合起来。现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又重新成立政治教育局，作为更大规模地开展整个工作的组织基地。因此，同志们，在我们面前，在马克思主义者教师协会面前，也摆着成立政治教育组的任务，这个组可以讨论如何把政治教育工作同国家当前的政治任务结合起来的问题，如何把这项工作做得更深入、不仅面更广、而且质量也更高的问题。
我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者教师协会附属的政治教育组，希望已轻有多年经验的老政治教育工作者参加这个组织，同时也希望将要全面担当这项任务的青年们参加这个组织。
写于一九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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