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清官”是一个很有感召力的词。包拯、海瑞这样的名字被一代代传颂，老百姓在遭遇冤屈、受到压迫时，常常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青天大老爷”身上，盼着他微服私访、明镜高悬、为民做主。这种心理，延续了上千年。
但教员对“清官思想”的态度，却非常清醒，甚至可以说是否定的。他明确表达过，人民群众不要寄希望于清官。
清官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为民做主”。这四个字听起来很好听，但问题恰恰就出现在“做主”上，“为民做主”已经默认了“官”是主体，“民”是被动等待拯救的对象。官清廉、官公正，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官贪婪、官昏聩，百姓就只能受苦。这种模式下，一个地方的治乱、百姓的疾苦，完全系于某几个官员的个人品德。
清官并不能解决官僚体系本身的问题，一个清官上任，也许能整顿一方吏治，但只要体制没有变，他走了之后，旧的官僚习气很快就会卷土重来。
老百姓依然只能被动地等待下一个“青天”出现。教员看得很清楚：如果老百姓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那就等于放弃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放弃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地位的作用。
在1966年的时候，教员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
两人是老朋友，谈话也很随意，正是在这段“闲聊”中，教员明确表达了对“清官”的看法。教员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wen yuan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志明说：“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教员说：“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志明说：“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教员说：“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在这段谈话中尽管胡志明已经坚称自己当了知县的父亲没有贪，但是教员还是说不见得不贪，当胡志明继续说他父亲没过几个月就被撤职了，教员以一种貌似“抬杠”的语句说，那是他来不及贪，继续当下去的话肯定贪。
这有点像抬杠似的争辩可能体现了教员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思考。一个人的思想会随着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从一般的规律来说，在阶级社会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社会地位会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行为。
打个比方，一个人在长期的“管理者”或“被管理者”的位置上，会形成不同的心理结构。管理者比较容易产生权力意识、支配欲望，久而久之可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被管理者则容易产生服从心理、依赖意识，或者相反的产生反抗意识。就是说当一个人长期处在不受监督的管理位置上，他的社会地位就会不断强化他的权力意识和特权意识。
在建国后不久，他就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打击贪官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由此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清廉局面。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心了，他发现仅靠一两次运动，官员蜕化变质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很难从根本上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再生。每一次运动过后，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干部又开始脱离群众，开始追求特殊待遇，开始把权力当成自己的私产。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还会出新的刘青山、张子善。
在教员看来，只要党的干部脱离群众，与老百姓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蜕变为旧社会那样的“官”仍然是难以避免的。在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教员曾经为此“开心”了一阵，但是很快就变得没有那么开心了。
他发现，“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还任重而道远。这里的相互关系问题指的就是干部和群众，官员和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法权(等级)制度，特殊化问题。
当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和他在窑洞里谈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他曾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于如何跳出这个周期律他一直在思考。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的时候他曾动员党的高级干部研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读到教科书上说“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教员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并对周围的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在这里，教员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教员不是宽泛的去说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而是进一步指出，如果管理国家的权力只由一部分人所专有，或者说垄断，而广大民众只是处于被管理的地位，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这种在国家政治上的地位不平等，会让处于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失去民众的有效监督而又拥有极大的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广大民众的对立面;而被统治的广大群众，即使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仍然可能丧失基本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
他非常担心这些问题，他看到部分干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
他还特别担心干部子弟，认为他们从小没吃过什么苦，容易产生优越感，脱离群众，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为了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教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可是都“不能解决问题”，最终他选择了发起那场运动，以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的方式，想着改变他所担心的这些问题。
即使他的探索没有完成，他的一些设想最终也没有实现，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思想的深刻性、远见性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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