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共产主义》主编尼科斯·莫塔斯
“社会主义是、也将永远是各民族、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掠夺者的希望，是唯一的希望，是唯一的道路。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诞辰一百年后的今天，即1926年8月13日，针对他的仇恨几乎未曾减弱。在他去世近十年后，那些相同的词汇仍以惊人的顽固性被反复提及：“独裁者”、“暴君”、“极权主义者”。菲德尔遭到诋毁，古巴革命遭到诽谤，其成就被否认或贬低为不合时宜的脚注，而1959年1月之前的古巴则被精心地从人们的视野中剔除。
这种执着背后透露出某种深意。资产阶级世界不会花费数十年时间去对抗无害的幽灵。对菲德尔的敌人而言，难以忍受的不仅仅是一位革命巨人的记忆，更是古巴革命在实践中证明的事实：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永恒，帝国主义的统治可以被打破，政治权力可以落入那些决心根据劳动人民的需求而非资本的利润来重构社会的力量手中。
1953年7月26日，由26岁的菲德尔领导的一群年轻革命者为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袭击了位于圣地亚哥-德古巴的蒙卡达兵营，由此开启了革命之路。此次行动在军事上以失败告终。许多革命者在被俘后惨遭杀害，而菲德尔则被逮捕、审判并入狱。然而，蒙卡达事件却成为这一进程的政治起点——不到六年后，这场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并改写了古巴的历史进程。
正是在受审期间，菲德尔发表了那篇辩护词，其结语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判我有罪吧。无所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是年轻革命者在独裁政权法庭前发出的桀骜宣言，但其中蕴含着更深层的信念：古巴人民能够摆脱外国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桎梏，成为自己历史的自觉缔造者。
1959年1月的胜利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被另一个政府取代。如果接替巴蒂斯塔的是同一社会秩序下一位更体面的管理者，华盛顿本可以接受。只要资本主义利益和美国的霸权得到保障，独裁统治本身从未让美国感到困扰。
革命所做的事情在根本上截然不同。土地改革打击了大地主;国有化政策则直面外国垄断资本和古巴资产阶级。经济中的主导部门逐步脱离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古巴挣脱了将其在经济和政治上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的依赖枷锁，为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决裂。
革命前，古巴虽名义上独立，但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糖业主导着一个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经济体。大庄园与农村的深重贫困并存。哈瓦那通过赌场的浮华、豪华酒店、卖淫和有组织犯罪向国外展示形象，而在这层假象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个古巴：失业、文盲、恶劣的住房条件以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
巴蒂斯塔虽然折磨并杀害了政治对手，但华盛顿依然是他的盟友。决定性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阶级利益。巴蒂斯塔捍卫资本主义财产和美国的霸权;革命则对这两者都提出了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反共叙事中必须抹去革命前的古巴。一旦将革命前的古巴重新纳入视野，一些根本性问题便无法回避：1959年后，谁失去了庄园、垄断权、特权和政治权力?又是谁获得了学校、医院、土地、社会权利和主权?
随后的成就既非奇迹，也非某位杰出领导人从天而降的恩赐。它们的根源在于权力更迭本身。大规模文盲现象几乎被彻底消除。教育成为一项普惠的社会权利。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得以建立。古巴培养了数代医生、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其规模之大，对于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而言实属罕见。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而科学、文化和体育也向广大民众敞开了大门。
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矛盾、错误或官僚主义的扭曲。没有哪个严肃的共产主义者会声称它做到了这一点。古巴的经验证明了更重要的一点：一旦私人利润不再是最高标准，社会就能将巨大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用于满足资本主义通常所忽视的需求。
古巴的国际主义成为了这种新社会道德的最美好体现之一。从中可以窥见切·格瓦拉所说的“新人类”的雏形：不是个体竞争和私人积累的产物，而是集体斗争、团结互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参与者。
1960年那场毁灭性地震(注：智利大海啸)发生后，古巴医务人员前往智利;三年后，又前往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医生、护士、教师和其他专家们走遍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往往前往那些资本家认为无法从中获利的地方。
当历史需要时，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也会化为武装斗争。在安哥拉，古巴国际主义者横渡大西洋，并非为了掠夺殖民地、夺取矿山或为古巴企业争取特许经营权，而是为了援助一个正在抵抗由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支持的侵略的民族。他们在距离哈瓦那数千公里之外流血牺牲，这场斗争的冲击波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一直传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根基。
在此，与帝国主义的对比显得异常鲜明，几乎令人痛心。美国帝国主义的历史轨迹上，遍布着政变、入侵、代理人战争、暗杀行动、反动独裁政权，以及对那些敢于拒绝屈服的民族实施的经济扼杀。它的触角已延伸至整个拉丁美洲乃至更远的地方——这只帝国主义章鱼一边用“自由”的言辞进行包装，一边用军事基地、垄断、金融胁迫和政治干涉将整个国家牢牢缠绕。
古巴犯下了斩断这些触手的不可饶恕之罪。
六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对英勇的古巴人民实施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这是一项旨在耗尽整个社会、制造苦难并为从内部击败革命创造条件的、具有种族灭绝性质的经济战争政策。总统更迭，策略调整，具体措施时而收紧时而放松，但战略目标始终未变。
封锁既不是抽象概念，也不是万能借口。其后果渗透到医院、工厂、发电站和古巴人的家中。它阻碍了融资、药品、技术、燃料、机械和备件的获取;其域外效力威胁着距离古巴数千公里外的银行、航运公司和企业。其背后的算计既简单又冷酷：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或许这种苦难就能实现入侵、破坏和政治孤立所未能达成的目标。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将古巴面临的每一个困难都归咎于封锁。官僚体制的弊端、计划中的失误、措施的低效、生产力低下以及其他内部矛盾确实存在，必须予以正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仅靠赞扬来推进，旨在纠正弱点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与那些人的“批评”毫无共同之处——在他们看来，古巴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解方”：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并将这个岛屿交回美国资本的怀抱。
革命面临的最严峻历史考验，源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被反革命势力推翻。古巴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主要的经济联系，并进入了毁灭性的“特殊时期”。生产崩溃，燃料短缺，交通瘫痪，物资短缺日益加剧。华盛顿、迈阿密以及大部分资产阶级媒体开始为革命撰写讣告。这为时过早。
古巴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但资本主义复辟并未发生。这个距离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仅90英里、且突然丧失了其经济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国际经济框架的小型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屹立不倒。帝国主义曾指望古巴革命会随着苏联的瓦解而葬身废墟之下。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仍在等待。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伟大形象才得以充分展现。古巴革命并非一人之功。革命是由群众通过有组织的斗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否认菲德尔的非凡作用，与将革命简单归结为他个人的功绩一样荒谬。
他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革命运动的巨人之一，并非因为历史赋予了他某种神秘的特质，而是因为他的生命与那场革命密不可分——这场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对抗了古巴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在非凡的考验中捍卫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将这座加勒比小岛置于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帝国主义统治的阵营之中。
菲德尔也不需要被塑造成圣人。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圣人。他犯过错误;革命也犯过错误。政策曾被纠正，实验曾失败，矛盾有时也被低估了。决定性的历史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过错误，而在于当时是在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是在捍卫哪种权力，以及古巴社会正在朝着哪个方向奋力前进。
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古巴正面临严峻的困难。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人口外流、基础设施恶化以及长期停电，给古巴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过去几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无法替代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案。社会主义政权必须直面这些矛盾，完善计划，激发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并抵制一切通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在这方面，阶级立场同样毋庸置疑。华盛顿并不寻求在古巴建立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也不仅仅要求进行行政改革。其目标是推翻1959年的变革：恢复资本主义财产制度、资产阶级统治，并使古巴重新回到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轨道上。
这就是为什么菲德尔至今仍会招致如此强烈的敌意。
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那个来自比兰镇的留着胡子的革命者。真正的敌人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古巴革命本身所树立的榜样：它证明了剥削阶级可能会失去权力，资本主义财产可以被没收，帝国主义可以被反抗，而一个被视为微不足道且可有可无的民族，也可以拒绝强权为其指定的地位。
这就是那些关于“卡斯特罗独裁统治”的无休止说教背后隐藏的真相。工人们绝不能去追问1959年之前的古巴是什么样子。他们绝不能去追问哪些阶级失去了财富和特权，为什么华盛顿一方面拥护巴蒂斯塔，另一方面却企图摧毁革命后的古巴，或者为什么几代美国政府都将这个加勒比小岛视为如此难以容忍的敌人。
最重要的是，他们绝不能提出最危险的问题：如果劳动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归属于那些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并且被组织起来以满足人类需求而非使少数人致富，那么人类将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马克思揭露了这样一个社会的根本矛盾：创造财富的人却无法掌控财富。古巴敢于将这一批判从理论的篇章中带入最终决定每一个革命问题的领域——权力问题。
菲德尔·卡斯特罗将这一问题呈现在了历史面前。
当他在蒙卡达事件后站在巴蒂斯塔的法庭上，宣称“历史将宣判他无罪”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那些法官，都无法预料到此后将发生的一切。巴蒂斯塔终将倒台。吉隆滩的雇佣军将被击败。古巴将宣告其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古巴的国际主义者将在非洲对抗种族隔离势力。那些除了知识和团结之外别无武器的医生和教师，将跨越各大洲。苏联会消亡——而社会主义古巴将屹立不倒。
历史不会像资产阶级法庭那样作出判决，也不会因革命者犯过错误就予以开脱。它的评判体现在他们为之奋斗的利益、他们对抗的敌人、他们助力实现的变革，以及他们的斗争为后人开辟的可能性之中。
以此为标准，菲德尔对那些“审判者”的挑战早已得到了答案。
因此，他的百年诞辰既不应成为怀旧的仪式，也不应成为将一位革命者变成一尊无害的青铜雕像的契机。菲德尔不属于博物馆，而属于剥削与解放、帝国主义与主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斗争的鲜活历史之中。
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那个六十多年来一直试图让古巴屈服的帝国主义巨头，至今仍未实现其目标。这座岛屿并未回到那个充斥着赌场、大庄园和外国统治者的古巴。尽管经历了苦难、矛盾以及一场持续时间之久、残酷程度之高的经济封锁，资本主义复辟并未得逞。
这正是资产阶级持续仇恨的根源。这也正是工人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应汲取的教训。
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被巴蒂斯塔的法院定罪，遭到帝国主义的追捕，并被其辩护者诋毁了几十年。在他诞辰一个世纪之后，他毕生奉献的事业在古巴土地上依然未竟，依然处于斗争之中，依然充满生机。这位巨人已然离世，但造就了他——而他也曾助力缔造——的革命依然延续，并将继续存在。
历史已宣判他无罪!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民众在一起 | Estudios Revolu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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