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主席极为重视调查研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毫无疑问是他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之办法的结果。通过调查研究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是毛主席给我们党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他带领我们党能够取得一切胜利的根本，也因此成了毛主席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条铁律。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始于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贯穿于他领导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一生。
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负、人民苦不堪言难以生存，整个社会都处于飘摇动荡的乱世年代，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年轻毛主席的心灵，使他有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高远志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十七岁的他便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句，以表达他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不仅刻苦学习，锻炼身体，磨炼意志，还利用假期到占人口比例最多的农村搞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更全面的了解。当他走向社会之后，仍极大地关注着农民问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让他更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农民，接近了社会。当他看到并感受到绝大多数农民普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有着推翻旧制度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应是农民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但同时，对于农民在认识上受局限的狭隘性一面，他又认为只有用真理去教育群众，“变换全国之思想”，才能改造中国社会，这无疑奠定了他后来搞农民运动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拉开了人民要解放、民族要复兴这出戏的大幕，共产党人担当起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三座大山的历史重任。
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搞清楚革命要依靠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当时党内存在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建党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党的领导人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又不去实际调查研究，使党处在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情况、厘清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后，于1926年3月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谁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谁是革命的同盟军问题。为更进一步了解农民问题，毛主席又用了32天的时间，亲自到农村乡下搞调查研究，实际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深入到农家农民中间，和他们拉家常、谈农事，得到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1927年3月他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中国革命依靠谁，谁是革命主要力量的观点，纠正了党内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错误看法，尤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为我们党在谁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谁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不但毛主席的这两篇文章没有引起党的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且还遭到排斥和批评，加之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毫无防备，最后导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的共产党人被屠杀，血的教训才使共产党人清醒了起来，注意起了农民问题。在蒋介石的屠刀目前，毛主席又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开始了共产党人依靠农民为主的革命军队的武装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但是党内一些人却不结合实际死板教条，针对这些人不了解情况，只看书本、想当然的做法，毛主席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这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之后，他又先后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931年1月26日，他在《兴国调查》前言中说：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在实际工作中，毛主席针对一些干部只能机械地做工作而没有创新和预见的问题，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指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势。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他强调了预见的作用：“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一切预见都是建立在调查研究之上的。调查研究是预见之母。要有预见，就必须深入实际，必须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的立党之本，历来吃败仗，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情况不明的结果。不调查瞎决策与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水火不相容。
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训，尤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更甚，由于脱离实际，死板教条，同样的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能打胜仗，在教条主义领导下，却屡打败仗，近乎葬送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不仅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毛主席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长期的战争年代，毛主席带领我们党养成了调查研究好的作风：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他在谈到战争的指导原则时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在打仗时，为了不被敌人消灭，就必须了解敌情，不仅要做到知己知彼，不被假象所蒙蔽，也不能靠一时的热情，否则，没有不吃败仗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些人便有了“船到码头车到站”松口气歇一歇的思想，尽管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给全党打了预防针，但仍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问题，仍有一些干部滋生了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官僚主义思想，尤以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问题较为突出，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广大人民群众乃至党的领导人，都迫切地希望尽早改变旧中国留下的贫穷落后的面貌，祈盼在短时间内把新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高指标浮夸风，不调查研究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也逐步地显现了出来。这些错误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主观的原因。1956年2月，毛主席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工作部门的工作汇报并实际去考察，这是建国以后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时间较长、内容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经政治局几次会议的讨论，毛主席把它概括总结并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吸收并汲取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教训，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了要搞好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的客观规律。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为同年9月份将要召开的党的八大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关系。毛主席及党中央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效，经济工作中一些错误也逐步地得到了纠正。
为了继续纠正工作中的各种错误，1961年1月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要求，党中央及各省、市、县委主要负责人都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这些年来，我们一些同志调查研究工作做得少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那还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做什么呢?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今年这一年，也就是1961年，能成为全党的一个调查研究年。毛主席在先后到了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后，于二月下旬在广州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他到江苏考察，在同省委领导谈话时指出：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1961年3月23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北京待久了就感到脑子空空，但是我一离开北京，里面就有东西了”。
调查研究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是毛主席做出一切决策的依据。1961年9月，毛主席在武汉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说：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把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这27年间，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京外的省市自治区视察工作，再回到北京，共计58次约2851天，如若按每年365天计算，在外近8年时间。从去过的具体省份来说，到湖南有50次、浙江54次、湖北44次、上海47次，到江西、山东、江苏、广东各20次之多，到天津、河北、河南、安徽也有一、二十次，还到过广西、四川、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涉及18个省市自治区。就城市而言，在外居住时间最多的是杭州、武汉、长沙。视察的内容既有农业、工业、部队、科技等方方面面。毛主席深入到老百姓中间，体察民情，嘘寒问暖，不仅给当地干部做出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榜样，也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还给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歌曲《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等，就是文艺工作者根据毛主席在外地视察时的情况而创作的文艺作品，至今传唱不息。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田里地里都走遍，还问咱农校办没办……。反映了毛毛主席心系百姓深入群众，深入田间地头的真实情况，他的足迹也为这片大地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每到一地调查研究，毛主席不仅听汇报，更多的是到实地了解情况，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了不打扰地方工作，他要求随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外出纪律，不得向当地政府提任何要求，临走时必须要结清粮票和饭钱。为了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他大多时间不住招待所和宾馆，而是住在车上。在湖南的多次考察期间，他让专列停靠在长沙大托铺铁路专用线上，吃住在车厢里，以车为家，把车厢当做会议室。找当地负责人到车上谈话，询问有关问题，然后再到实际去考察。毛主席这种独特的工作作风，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成了共产党人克服官僚主义，不脱离群众，通过调查研究做出正确决策，走出历史的周期律，使自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际的根本。
六十年代初，毛主席为了能够得到农村和农民生活最真实的情况，防止有些人报喜不报忧，他不是派有关部门人员或记者，而是派自己身边的卫士以回家探亲的名义去搞调查研究，要求他们要严格保密，不要说自己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否则就得不到真实的情况。当卫士们探家回京后将农村和老百姓生活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尤其是他看到战士们从老家带回来的黑硬窝窝头时，在亲口吃了一块之后，眼泪顿时便流了出来，随之他深情地对卫士们讲：他们为什么老是对我说这也好那也好，不把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告诉我，老百姓吃着窝窝头我心里不安啊!。从1960年10月开始，毛主席便只吃素，不吃肉了。护士长吴旭君出于对他身体健康的考虑，劝他可以少吃但不能不吃，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由于缺乏营养，致使毛主席在较长时间内出现了腿脚浮肿的情况。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领袖。
1961年8月，毛主席同自己的卫士张仙朋聊天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可以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进行实际考察。三要写一部自己的书，让后人评价。遗憾的是他的志愿未能实现。
今天，我们国家经过了77年的发展，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的干部大多都是好的，但仍有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只喜欢在办公室听汇报看材料，不愿去实地调查研究，致使作出的决策与实际情况南辕北辙，贻误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希望我们的干部都应向毛主席学习，深入调查研究，不要再做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的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
领导者的工作态度和方法决定着党的方针政策的走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核心，而实事求是就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是贯穿于毛主席一生工作的主线。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不但成为了我们党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永远是我们党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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