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改革开放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但国家的每一次范式跃迁带来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名词替换，对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同样面临抉择，这种抉择又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世界观，人生观不同而迥异。
10月13日凌晨，一个早起的人经过北大教四楼时，猛然发现有个人，头朝向墙横卧在地，头部重创，显然是从楼上摔下而死，随即选择报案。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在五楼的一间教室窗户开着，教室内还留有死者的一件大衣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紧靠窗户的地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有死者的足迹。现场并没有打斗的痕迹，尸检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还放了一本《求是》杂志，死者还用圆珠笔写下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8个大字。
这个死者便是解万英。解万英时年53岁，北大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解万英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在时代转向市场经济、产权改革加速的节点，当自己毕生信仰的被推翻，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一个人的崩溃往往是彻底的。
解万英是陕西人，1939年出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然后留校任教，而后调往资料室，兼职教学。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耿直，甚至有些木讷，爱认死理，他对工作认真，对生活也很是细心，他并不是一个对生活有特别高质量要求的人。校里分给他了一间补查房子，同时学校又分给他一套楼层较高的单元房，他的妻子不愿意搬他还劝妻子要顾全大局。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也很是上心，并不功利反而是经常写名言警句相赠。
作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尽管他的学术成果并不突出，但他对计划经济对共同富裕有一种笃定的认知。他其实并不反对改革（当初宣传中那样的“完善”），他还参编了改革开放后的首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并获得了国家级奖项。这本教科书发行量超过150万册。
9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体制认知剧烈重构的阶段，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无异于当头棒喝。解万英讲的政治经济学，案例大量采用苏联模式，可是苏联崩解了……
在这样一场思想激荡中，解万英像是唐吉坷德 。他的观点立场同样鲜明，他旗帜鲜明地发表《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和《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以及其治理》等文章，反对私有制、反对私有化引起的分配不公。他认为，共同富裕是马列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如果只是让少数豪强爆发，不需要经济学家也也能做到，经济学要有劳动者立场。
但是1992年的中国，邓某南巡讲话、股票认购证被疯抢、十四大最终定调一切都在转变。解万英之死成了转折中一个坚守初心信仰的共产党人的悲愤抗争。
在他死后的追悼会上, 北大给他的挽联是这样写的：无浊利、无虚名、无奴颜、无媚态,无私无畏,工作认真,性情直爽,半世为大众操劳,始终如一,这样犟先生,浩气赤忱孺子尊。
几十年后的今天以及未来，我相信他的故事会不断地被重复提起。
*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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