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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光，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广州市总工会原主席。他先后担任过广州化纤厂工会主席、广州纺织工会主席，1992年当选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次年7月当选主席。
观点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工会干部不去联系群众，没有工人情怀，发生利益冲突时只能充当调停人和救火队员，由此累积和恶化了许多社会矛盾，加剧了工人群体的对立情绪，这已经不是工会跟不跟党走的问题，而是工人跟不跟工会走的问题。
●工会主席必须由员工自己选举产生，这样才能得到职工的真正认可，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工会直选解决的还是工会的代表性问题。
●如果工会直选的方式只是让每一个人都来投票，谁的票数多谁就当选，肯定会出现帮派似的工会领袖，这样反而不利于工人群体的团结统一。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眼睛只盯着目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造桥修路”。在主要因素不成熟、重要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硬性下达指标，只能助长机关行政化、官僚化作风，同时也造成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浮躁风气，有损工会组织形象和地位。
“我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成长在产业工人聚居的环境中，使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处世风格，就是老实做事、低调做人。这似乎是一种优点，但也隐藏着某种缺陷。”
——陈伟光
10月29日，广州市总工会十六届十五次全委会表决同意陈伟光不再担任主席职务。表决之后，委员们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他为广州工会所作的杰出贡献表达敬意。
陈伟光当了32年工会主席，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任职市总工会主席长达20年，以全球化大视野，关切劳工权益，探索工会有效维权、去行政化、回归本位之路等，且破立兼顾，有忧有思有行动，这在广东工会界是少见的。
骑着单车为下岗职工找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度红火的纺织行业因国企改革而一片风声鹤唳，大量工人在“关停并转”中含泪告别奉献了青春的岗位，连有“高级政工师”职称的工会主席也被扫地出门。此时，陈伟光已调任纺织局当工会主席，他毅然为他们撑起保护伞。
“陈主席骑着单车跑工厂，为我们联系工作，找岗位。”
“在我们为职工仗义执言得罪厂长，遭到打击报复时，是陈主席站出来保护我们，为我们打抱不平。”
从这场“劫难”中走过来的人，回忆起往事，依然感动落泪。直至今天，陈伟光每每说起当年，还是眼眶泛红。他说，他永远记住了那个下岗后无米下锅，被迫到菜场捡烂瓜菜过日子的职工;那个父母双双下岗又双双出走、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的孩子。
1995年初，陈伟光当上广州市总工会主席刚好一年半，首期筹款2000多万元的广州市职工济难基金会宣布成立。随后，市总又建起女工、特种病、住院互助等多项保障计划，减轻职工医疗费用、缓解职工生活困难。
对此，陈伟光说，这是出于一种良知，一种责任感。正是良知和责任感的驱使，广州工会开启了“普惠”服务职工新时代，创办工会超市、开设劳工大学堂、整合资源畅通职工教育网......
“对工人有深厚感情，工作才不受各种干扰，专注投入。”从事了大半生工会工作，陈伟光有许多感悟也有许多感慨，他说，“人生一世，能为千万职工谋幸福，这是我们工会干部的人生价值所在。”
看到围在士多店看电视的工人 他心情沉重
陈伟光时刻把工人们挂在心上。有一回，他在员村工人文化宫打完球后，已差不多晚上10时了。他没有回家，而是回到了单位。
当时，市总礼堂正改建体育馆，为基层工会组织职工球类比赛提供场地，也便于市总机关人员开展体育活动。负责改建工程的人员向他回报工程进度，他心不在焉，问：“工人将来住在哪?”
“将来场地对外开放，晚上10时半才结束，工人要收拾好场地才能下班，公交车早就收车了，这问题很实际，要想办法解决好。”陈伟光这番话，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
陈伟光刚搬到珠江新城住的时候，有一天晚饭过后，他在附近散步，见到周边建筑工地好几十位异地务工人员围在路边士多店一台小电视机前看连续剧。“心情很不好”，他神情凝重地说。
为此，市总工会和中国新农村经济文化研究所联合对异地务工人员业余时间分配及精神文化需求进行调研。“打工生涯太枯燥，下班以后更无聊;若能有个好去处，轻松愉快乐逍遥”，这首写在调查问卷中的打油诗，再一次刺痛了陈伟光，促使他下决心在异地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企业、工业园区建设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闷、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能力上解弱的“工友和谐家园”。
五年努力，而今近百家这样的“家园”，在异地务工人员身边建立起来。
工会就是要替职工伸张正义
在中国工会界，陈伟光被划归“维权派”一类。他不在乎被贴标签，他在乎的是，要让工人信任工会，工会必须回归本来面目，工会服务职工必须贴身贴心。他常告诫基层工会干部，“工会不维权，要它干什么?”
为此，他再三呼吁工会除“官”味，去行政化，要有忧患意识;整饬角色冲突的工会干部队伍，端正“屁股坐向”;探索工会干部职业化之路;打破框框条条，消除条块分割之弊，组建行业工会;引入专业社工，建工会异地务工人员服务中心......
他更善于利用政治、社会、媒体等资源，推动工会工作的改革创新，推动地方立法，把劳工无序的、原子化状态的个体维权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劳方与资方谈判力量。其中，《广州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规定》创设性地规范职代会制度和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在全国首创了劳动关系集体协商争议调停制度等保障机制，对劳资博弈行为进行规范。
也正因为良知和责任感的驱使，陈伟光才敢于冒着“政治风险”，代表市总工会在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争执声中，公开向政府喊话，叫板雇主。促进了当年广州市的最低工资上调至1100元，去年又增加到1300元。
“包括三金在内的960元工资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企业连员工每人每月1000元最低工资水平都付不起，那就赶快搬出广州。”他的这些言论，获得全国不少同行赞赏的同时，也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事后，不少人既关切又好奇地问他，“没有领导为难你吗?”陈伟光微微一笑，回答得轻松又肯定，“这么多年，无论是省里还是市里，没有领导因为我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责难过我。”
“工会是政府很好的伙伴，作为社会组织、职工的代表，就是要替职工伸张正义，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胆量，工会干部只有腰杆子硬了才会有发展的空间”，陈伟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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