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过年了，已经连续两个春节没有回老家。本来打算趁春节带孩子回趟老家，要不然孩子连老家的柴门都快不认识了。
无奈病毒已经接连攻破家乡的两个县，家乡市府统计出了190万外出务工人员，成了各个村动员“就地过年”的对象；防疫政策连连升级，从低风险提供48小时核酸报告，到低风险也要居家外加两三次核酸，而返回城市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最终跟父母商量还是作罢了。
过去两年层层加码的现象备受舆论非议，各级官员却依然乐此不疲：
笔者这样的已经在城市安家的新小市民阶层“过年回家”还仅仅是为了疏解“乡愁”，跟父母团圆，并非“刚需”，为了“大局”，就不给各级政府添乱；然而，那些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底层劳动者，他们过年还好吗？
昨天晚上看到一条新闻：陕西西乡县堰口镇劝外出务工人员不返乡，劝返率“前三名的村奖1000，后三名罚1000”。
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对记者称，镇上有隔离条件的酒店已经全部住满，为了“倒逼”村上落实“劝返”政策，就出台了这份通知。
“劝返”做得好的前三名的村各奖1000元，后三名各罚1000元。奖3000罚3000，当地镇政府倒是实现了“零成本”防控，只是不知道领导们有没有想过，那上万省外务工的劳动者，他们能过上一个好年吗？
几乎在同一时间，笔者又看到一则“老人自述和十几个工友睡在桥洞下”的视频：
工地提前强制放假，家乡管控严格不让回去，“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在此刻竟是如此的真实。
其实，哪怕没有病毒的威胁，绝大多数城市建筑工地的工人也是无法留在那里过年的。笔者在几个建筑工地做工友服务的公益项目时了解到的情况，一般工地到春节假期都会封闭工地，只保留少量工地保安和留守人员看守物资，工友宿舍是要清空的。站在工地资方的角度，让工人留下会产生安全风险，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春节期间不让工友留宿也就成了普遍的做法。
对于劳务输出的农村地区而言，让务工人员老老实实地在城市待着，就可以以最低成本防控住病毒；而对于城市雇佣劳动者的资方和城市管理者而言，低成本的做法要么是让这些务工者清空回农村、要么就是让他们自费食宿把他们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此时此刻，在城市和农村管理者眼中，候鸟一样的底层劳动者忽然成了“负担”，为了防控大局也就要把他们当作“代价”牺牲掉。
面对这样的局面，笔者只想破口大骂，却早已无力去骂。这样的局面，不过是“打工经济”本来面目的真实呈现。
大批候鸟一样的劳动者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他们一方面为城市的繁荣和资本的涌流贡献着青春和汗水，拿着最微薄的工资从事着最脏最苦最累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城汇”，他们的家庭成了农村地区消费的主力，在不买房就不给嫁女儿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他们又成了县城和小城镇买房的主力军。
与之同时，城市和农村又都不愿意为这些候鸟一样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样把他们当作“负担”。在城市，尽管出台有各种各样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但便利而优质的教育资源依然与户籍以及房产深度绑定在一起；在农村，因为财力有限，为了“节省”教育开支，撤点并校早已推行，那些刚刚一年级还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留守儿童已经被要求寄宿在远离家庭的学校。
最理想的“电池人”形态，大约便是只发电而不消耗任何能源吧。但是，“电池人”一词是电影《黑客帝国》对美国社会无产阶级生存状态的隐喻，中国不该如此。
对病毒严防死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健康吗？病毒是全社会共同的敌人，也应该是全社会共同面对和承担的灾难。一方面，把医药产业交给资本，让少数资本家疫苗生产和核酸检测企业透支全民医保维持暴利，赚得盆满钵满，另一面却让大多数底层劳动者默默承受，把候鸟式的最底层的劳动者视作防疫的负担和可牺牲的代价，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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