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企业效率为什么会低
主席在《矛盾论》中说：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中国社会上存在着多种矛盾问题。例如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悬殊，更重要的是，影响所及，因而社会消费力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导致产能过剩，从而影响劳动者就业和收入难以提高，形成恶性循环。正是因为国内存在着如此之类严重矛盾问题，国外美西方认为有机可乘，挑衅持续不断，妄图像对待前苏联那样，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再捡一次便宜。
显而易见，上述内外诸多矛盾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将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发展，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那么，诸多矛盾问题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我认为，中国现在产生的诸多严重矛盾问题，根源都在于国有企业表现不如人意，相对于私有企业效率比较低下。也就是说，其它矛盾如腐败严重和贫富悬殊问题，只有普遍提高了国有企业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国民经济重新以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解决。进一步问，国有企业效率为什么难以提高超过私有企业?我断断续续锲而不舍地研究六十多年，终于有了一得之见，发现原因在于社会上有五种思想观念上的难关，人们都过不去。哪五道难关?
其一，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
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上，不可能实现社会公平，因为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这也是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因。本来，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上，两者应当是一种相辅成的协调统一关系，但却畸变为相互对立，难以兼容关系。什么原因顾此失彼?
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西化派经济学家们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需要，便有意识地宣扬国有企业之所以低效(单指企业资产利润率)，是因为其先天不足，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未成熟而早产了，症状俗称“国企病”，属于绝症，无法治愈。这一论调只有鼓吹者和默认者，而无反驳者，因而成为人们的观念共识。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如果无法兼顾，人们会选哪一种?上自经济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大多数会选择前者，然后才会选择后者。道理浅显，毋须多说。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社会无法分好蛋糕，致使蛋糕难以再做大了，该怎么办?
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其几百年历史早已表明，必然要周期性发生经济发展停滞、衰退，甚至危机。前车之鉴，我们如何避免后车之覆?
必须正本清源，转变思想观念。我认为，“国企病”的产生缘于后天失调，完全能够设法改善，直至消除。根据何在?有事实为证。
我是前武汉印染厂一名退休老工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就曾听说，本厂特别赚钱，每年上交国家利税足以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新厂，但不知具体数据详情。后在1987年，厂党委办了一张特刊，纪念本厂1957年从上海内迁武汉，1958年正式投产三十年。纪念特刊名曰《天雁翎报》，珍藏至今。“天雁翎”是本厂主要产品印花布的一个品牌。
该报记载，我厂投产三十年来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42.8亿元，实现利税7.17亿元，是现有固定资产的28.3倍。利税总额7.17亿元除以三十年，平均每年2390万元。但是，最后一年，即1987年只实现利税1650万元。据我所知，最后五年，即1983年至1987年，我厂利税比前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大幅度下降了。也就是说，如果以之前计划经济时的二十五年计算，武汉印染厂每年的资产利润率百分之百以上。
计划经济时代的武汉印染厂就是一家普通的国有企业，它的效率低吗?为什么不能将它高效的成功经营经验推广于全国?也是因为还有多种思想观念上的难关，人们都过不去。
其二，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
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但两者的关系是有区别的。相对于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是目的;而相对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是否运用得法，唯一标准是看它在实现目的时的效果，即能否“尽”可“能”地调动劳动者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在理论上，凡是有效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及其方法，不应有人反对，但实践中，却可能碰到过不去的难关，也是思想观念上的。让我现身说法，讲一个陈年故事，让人明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私营企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产权赎买归公，转为国有，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解放初，旧中国留下来的经济社会上，劳动者的技术素质普遍低下，国有企业若要实现高效率，当务之急是先要提高工人们的技术水平，以适应中国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
怎样提高?当时的中央劳动部找到了一个迅速而高效的方法。传统学徒实习期为三年，满师后从一级工干起，再随工龄增长而逐渐升级。1956年重新规定，要求学徒工干了一年后评为三级工。但如此“大跃进”工资升级改革有一个前提条件，各行各业需要列出各工种级别的“应知应会”具体技术标准，一年后组织考核，考上几级就是几级，上不封顶。甚至于有老工人不限于科班出身，评为工程师。这在世界上大慨是独创。
如此改革评级新方法，一时间在中国经济建设各种门类的企业领域，掀起了大规模空前的学习技术热潮，特别是在当时大量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工人中。
考得好比别人高一两级工资，也不过是每月多几元或十几元而已，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和号召力?与当时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即那一两级的“含金量”很高。同样工龄，你比别人级别高，表明你努力学习，追求进步，能得到领导器重，入团和入党会对你优先考虑。年轻姑娘也会对你格外青睐。
我当年刚进厂参加工作，被派往外厂培训，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影响，悬梁刺股，殚精竭虑，也像别人一样苦学技术，因而进步很快。
全国技术工人积极学习技术，集中表现，科技类书籍热销。例如当年华中工学院教授赵学田编写的《机械工人制图》，一版再版，供不应求。毛主席还接见了赵教授，赞扬他为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由此可知，主席当时在一线直接关心和领导经济工作，工资升级新规，可谓绝妙高招，一举大大地缓解了当时技工严重缺乏的情势，很可能是他想出来的，指导实行。他在中国革命年代，往往出奇制胜，这方面广为人知。但解放后建设时期，他为提高公有制国营企业效率而谋划，则少有人知了，上述新规仅是一例。
但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一种最可怕的势力，习惯观念也是如此。这道难关，伟人也未能闯过去。
这个改革故事结果却不妙。仍以我为例。苦学技术一年后，经过培训厂考核，各方面成绩满分，评为三级工。同时培训的另一位师兄弟因为贪玩，不好好学习，考核不及格，评为一级工。不料，咱俩回本厂后，领导宣布，最近上级指示，考核不算数，学习了一年，都定为二级工。
原来，升级新规遇到了麻烦，由于之前缺乏经验，考非所学。如有人是某种机械操作工，讲究工作产品质量，却考机械修理;而修理工又考的是如何操作机械。两者当然考得都不理想，未达到各自工种的三级，于是要求调整项目重考。此类问题很多，领导不胜其烦，便重新规定不考了，一年后都是二级工。
但已考上或有把握考上三级的人不满了，坚决要求兑现一年前的承诺，不答应要求便闹了起来。如我厂机修车间就有十多人去上级机关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交涉，在局办公室里睡了一夜，誓言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1957年春，有些地区部分工人闹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偏巧当年时值右派鸣放，有政治敏感人士便将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之事联系了起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严重了。
后来，事件终于平息。习惯于懒政的官僚领导感到，还是统一按年限升级的旧方法好，筒单易行，不会产生矛盾，有利于稳定，从此固定下来，再没有人敢在工资升级方面改革了。
我因势孤力单没有闹事，但降了一级，心里很不舒服，再无动力去钻研技术了。当时，我这种心态行为，可能代表了大多数青年工人。
几十年后，恶果逐渐显现。曾见报载，有位老工人，人称“车工大王”。他将自己工作中的高招绝活编写成书，却苦于未能出版。后在一位领导同志帮助下，才得以发行。出版社为什么不愿接手?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此类科技书籍长期无人问津也。
同时又有记者报道，我国高级技工在总技工中占比仅5%左右。我甚至怀疑这百分之五的准确性。例如，我后来是最高八级工，完全是凭熬年头混上去的，可能是将我这个滥芋也充数于其中了。
总之，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目的和手段两者关系未能处理好。因噎废食，皆因习惯传统观念作祟之故也。
其三，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
主席为了提高经济建设与国有企业效率，又高瞻远瞩地主张，坚持政治挂帅。经济效率与政治挂帅有什么关系?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还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理论，其中都无论述，是他的独创。所以有西化派经济学家称毛泽东是“经济外行”，如同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毛委员那套钻山沟的游击战法，被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洋顾问李德视为“军事外行。”但是，“军事外行”尽打胜仗，“军事内行”却打败仗。
主席倡导的政治挂帅在建国初期是怎样产生了提高效率的作用?人们大概都莫名其妙，但我略知一二。
欲使政治挂帅产生高效作用，有个前提条件，须从培养劳动者的企业主人翁意识入手。也就是说，要使劳动者具体地感受和体会到，自己就是企业主人翁。这是一项复杂的思想观念上的系统工程。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当时，咱们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是最受敬仰的人。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劳动者普遍地欲奋发有为，报效党和国家。这时，就需要领导者加以引导了。具体怎样进行?
解放初期，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开那么多会干吗?要求你发挥企业主人翁作用。
我于1956年进厂，随即被派往汉口宗关水厂培训技术。我是小学肄业，该厂有的师傅却称我为“小秀才”，因为我能在小组会上作纪录员。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得当时师傅们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1年，曾在街头报栏上看到中共中央一份公开文件，题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通知》，从此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曾听到一位师傅笑着说，“过去我们工人经常被国民党官僚训斥，现有反过来了，共产党领导干部要我们对他多提宝贵意见，不提还不行。”
更因1952年有个一次“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了防止有人故态复萌，需要有一种手段制约，这种手段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时代，全国除了被枪决的刘青山与张子善两人，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没有听说过又出现了大贪污分子。那时，可谓无一人未做到不敢腐，不想腐和不能腐，因为有着群众性常态化的批评监督，起到了反腐的防微杜渐作用。小组会就是一个批评场所。
二是讨论如何使企业降本增效。
该厂工人原来的工作态度是“混点”，怎样省心省力就怎样干，毫无成本核算观念。自从有了企业主人翁感觉后，学打算盘了。
这是家自来水厂，供应汉口全市几百万人的生活生产用水，需使用大量净水剂原料。以前只要保证水质，不惜大量浪费原料，以便抽出空闲时间休息。
将浑浊的江水泵送进厂后，第一道工序是粗加工澄清，再进行细加工沙虑。他们在实践中发现，澄清后水浑浊度控制在25--40之间比较理想，既保证了细加工沙虑的质量要求，也最大限度节约了矾耗。但如此一来，大大地加强了工作强度，必须不断地在各个水池部位巡回观察水纹变化，随时调整投矾量，再难有空闲了。若无高度的企业主人翁责任感，会这样做吗?
听说，工人们自从在小组会上相互交流生产经验和探讨改进方法，制定出了巡回检查法及其水质标准规则后，该厂原料消耗成本比前降低了一半以上。
这在当时并非孤例，而是普遍现象。主席的以虚(政治挂帅)带实(降本增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方法大获成功。
下班后还要开会，劳动者有意见吗?不仅没有，还乐此不疲，因为能空前地享受到当家作主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活福利方面的改革也相应地日新月异，好事频频。
例如，工作时间从十二小时缩短为八小时，减时不减薪;成立工会，会员职业有保障，“铁饭碗”由此产生;病休不扣薪，药费还能企业报销;年老离职，开始可领退休金。。。。。。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长期严重通货膨胀，还在抗美援朝军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竟被彻底地遏止住了。
工资收入方面，以我为例。1956年当学徒，工资二十四元，我很满意，因为物价很低。油条三分钱一根，电影票价一角，去医院拔牙，手术费五角，还能回厂报销，个人只花了挂号费五分。曾见到旧社会和解放初，私营工厂学徒起早摸黑，缺衣少食，而我现在衣食无虞，还有余钱零用。当年第一次工资改革，涨到了三十元，从进厂之日补起。第二年升为三十八元，我反而不满意了，因为同时进厂的师兄弟们大多已是三级工四十多元。他们一年后工资几乎倍增，这只有在当时生产力异乎寻常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后来主席主动要求退居二线，新的一线领导人遇到了一道思想观念上的难关过不去，被阻关下。
原来，中国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历来认为上智下愚，应当以上驭下。古代有一种官职曰“牧”，如荆州牧，视老百姓为羊群而牧之。毛泽东雄才大略，唯其一人敢于破除这牢不可破的传统思想观念，革封建文化之命，改为以下督上。
新领导人与毛泽东在治国理政上反向而行另搞一套。其中详情，一言难尽。简而言之，首先就是废止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对领导干部提意见了，政治挂帅从形式到内容也都完全变了样，开大会，喊口号，贴标语，表决心，后来人们认为的所谓“政治挂帅”，大慨就是这些。小组会上，先传达上级指示，每人都要表态拥护与支持，照着去做。不再讨论如何降本增效了，那是错误的“业务挂帅”，重点转为加强教育，填鸭式灌输，要你“思想革命化”。
劳动者逐渐失去了企业主人翁感觉，“混点”的人相应地也多了起来，企业效率还能提高吗?其结果是，除了1963年每人加了几元钱，工资冻结了二十多年。企业经营从良性循环变为恶性循环。
其四，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志，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
前文己述，武汉印染厂资产利润率高居全国榜首。我曾以为，只要将我厂在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中，独一无二的两种经营机制予以推广，便能将中国国企的效率问题彻底解决。但是，又一次遇到了思想观念上的难关。人们认为，这两种机制，一种不合理，另一种不合法。也就是说，表现为高效率的企业经营机制，削足适履，要统一于表现为低效率的企业经营机制中去，不可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这就需要介绍我厂两种在全国绝无仅有的企业经营机制了。
一种是工资分配机制。我厂原为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社会主义改造后内迁武汉，改为公私合营，实为国营武汉印染厂。工资分配一厂两制，全国独有。原上海职工保留私营时的工资，同样技术操作和工龄，约为武汉职工的三倍。同工不同酬，显然，人们认为不合理。
另一种是劳动组织机制。我厂保留着一种名亡实存的机制，即工头制。1952年，全国开展过一次民主改革运动，打击对象是企业中欺压工人的工头。从此，工头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消失。但唯独在本厂继续存在，旧工头反被吸收入党，并被提拔为企业中层干部。因而，人们认为这不合法。
但我在工作实践中长期观察，深入研究，反复琢磨，认为这两种机制，其实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原则。企业效率与其经营机制密切相关。两种观念，谁是谁非，应以什么标准评判，客观效果，还是主观意志?结果，当时上级官僚的主观意志占了上风。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官僚们制定了自废武功的政策，并实行之。一失误成千古恨!
1961年，为了缩小工资差距，减轻沪汉两地职工矛盾，全国唯独我厂一家搞起了工资改革。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市场上计划外物资高涨，不是加薪，反而减薪。先要上海职工中的42名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一般减半，最惨的一位，上海来汉总工程师，原薪560元，减为198元，几乎少了三分之二。这次减薪试点，引起上海其他职工恐慌，生产直线下降，被迫中止。
1964年，四清运动，将我厂那位“混进党内的旧工头”清理出来，打成“封建把头”。此人名叫陈沛霖，漂炼车间主任。他在那个年代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主持和带领工人们大搞技术革新。中国自近代洋务运动机器生产以来，他是第一个吃螃蟹者。天一厂关键生产设备丝光机，进出布由单头改为双头，产量利润倍增，从而有财力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前线。
二是内迁后，在我厂独创了“满负荷工作法”。为保持此法长期正常运行，与众不同，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车间巡回检查，现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他是我厂首屈一指的功臣。
第三点更令人惊奇。旧中国和解放初，在体力劳动者中，如果单靠工资收入，全国绝无一人能成为“万元户”(当时指家庭财产总值)。但是本厂，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却有一个人数达数百人的“万元户”群体，大多是他属下工人。共同富裕，其实早有先例可循。
所幸那两种机制只是部分被破坏损伤，整体保存下来。否则，此后武汉印染厂资产利润率不可能高居全国榜首二十多年。
陈的冤案，后来平反。可笑我不识时务，还希望将我厂那两种“反动”的机制向全国推广，逆领导的主观意志而行。
但是，领导的“好心”意图未能得到好报。仅举正反两例证明。本厂1957年内迁，第二年便投入正常生产，大赚其钱，根本原因在于有那两种机制存在;1980年代初，本市新建武汉第二印染厂，复制先前成功的经验，由本厂抽调熟练工人去支援，但因领取的都是全国统一八级工资制的散兵游勇，该厂生产一直不正常，多年亏损。
其五，产权体制与经营机制，两者的认识矛盾问题。
由于前四种思想观念上的失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当时的领导人不思纠正自己制定和实行的错误企业经营机制政策，反而讳疾忌医，将国企低效的原因归咎于其产权体制，搞私有化改革。张冠李戴，“国企病”的根源搞错了。
有人会说，私有化以来，工资解冻，甚至增加了上百倍，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不是很好吗?有什么必要恢复以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制度?问题在于，这种改善再难持续了，而且副作用危害巨大，甚至可能动摇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本。
如果有一种方法，能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企业的效率，以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企业还要快的速度提高，在生产力不受阻碍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将会永续不断地改善，并且没有副作用，你对这种方法感兴趣吗?
人们可能认为，古今中外，从未见有此奇迹出现，天方夜谭，你是在无根据地凭空瞎吹吧?稍安勿躁，且让我摆事实，讲道理，举出一件实例证明。
二、介绍国有企业改革第一人
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某些人陷入了一个误区，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不相信更不认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企业可能实行市场化运作，因为前所未有。既然，国内无此改革先例可循，便求教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结果驴唇不对马嘴，后果大家都看到了。不知闭目塞听，还是别有用心，眼睛向外，舍近求远，却责难于国内土生土长的市场化企业改革成功经验，并废弃之。这是一种成效非常显著，保留原产权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专注于在企业经营机制上，公有制经济范围内自我完善的改革横式，也是一种不会产生贫富差距悬殊副作用和埋下社会消费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后果的改革模式。失之交臂，令人叹息。
我是个在经济学领域学识浅薄，见闻狭窄的普通工人，有什么资格批评广闻博见的专家学者眼睛向外而不向内，竟然不知道国内先前已有国有企业进行过自我完善经营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
原来，武汉印染厂曾是全国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市场化改革第一厂。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就近在工作实践中知道本厂改革的成功经验，因此有资格反向宣传。
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为上海天一印染厂。私营时代，当时全国工人普遍收入微薄，生活贫困，唯独天一厂有一个人数达几百人的“万元户”富裕职工群体。他们是怎样做到的？与该厂杰出的企业家唐永昌先生独特的经营机制和理念相关。仅举一例。旧社会较大规模的工厂，劳动组织实行的是工头制，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造，都改为生产小组组长制。为什么要改？因为工头欺压工人。本厂工头却与众不同，毫无欺压行为，反而与其属下工人利益与共，亲如一家。这也是私营天一印染厂特别高效的一个主要原因。
武汉印染厂首任老厂长张佩英同志，我认为他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时代，杰出的无产阶级企业家。本厂计划经济时代，长达二十多年资产利润率百分之百以上，高居全国榜首。这与那个时期，张佩英厂长(后又兼任厂党委书记)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原则有关。萧规曹随，似乎容易做到，其实不然。如果张厂长没有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和品德，决不可能抵御得了传统习惯思想观念的影响。举例说明。
在当时名义上公私合营时期，他月薪一百几十元，而上海来汉的非党员财务科长则是四百元。科长是他的顶头上司厂长工资的三倍。更有一位代表私方的平姓副厂长，有职无权，闲得发慌，却是代表公方整天忙得精疲力竭的厂长工资的约五倍六百元。世界上绝对没有第二家企业的工资分配如此奇特离谱。
上海职工相对的高工资，个别性地产生于过去的市场经济社会，武汉职工的低工资则是现在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这是一对矛盾，怎样统一解决?有两种方法，一是削高就低，另一是以高带低。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至少不能使矛盾加剧而降低效率。
1961年采用过前一种方法试点，结果失败而中止。后一种方法，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法单独实行。于是就只能维持现状了。
但是，对于张厂长来说，维持现状压力很大，因为他是领导，武汉职工都希望首先从他身上打破突破口，随后跟着提高工资沾光。但他不为所动，反而竭力平息低工资职工的躁动。
我有位同事，有天在他面前抱怨沪汉两地职工工资不公平，被他厉声训斥：“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哪像领导阶级工人的样子!”
本厂有个民兵武装部，部长是部队老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后转业进入本厂，与那位财务科长同一级别，工资却只有其四分之一，非常不满，多次在厂长面前发牢骚，提出意见，不被接受，便到市局机关反映情况。上级指示本厂，要求工资进行削高就低改革。
张厂长不得己遵令而行。但他要求先在上海职工不足十分之一的党员干部中试行，结果生产直线下降，因此又要求上级停止薪改。
过了几年，上级官僚又来折腾，派工作组进驻本厂搞“四清”运动。张厂长也受到牵连，因为他在过去的工作中，非但未搞阶级斗争，反倚重于那个被揪出来的“封建把头”，是他的下级车间主任。对此倚重行为，也被人们批评为“右倾”。
计划经济时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好坏参半。例如，四清运动在我厂搞，起的是破坏作用，因为制造了冤案;但在他厂，也有好作用。
我经过长期观察思考，认为外行领导乃是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效率低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而这原因又与路线有关，包括用人路线及其是否择优采用经营机制方法。
我是个经济学外行，只知实践，不懂理论，所以，经济内行们可能不懂我的外行话，文字表达难免词不达意，敬请费点精力琢磨。
我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经济领域实现高效率的领导者，只有两人。一是被今天西化派“经济内行”称为“经济外行”的毛泽东。确实，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外行，但他是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内行，而且是开创新路的内行。怎样区别内行还是外行?应当以其领导下的经济和企业取得的效果为准。
宏观上看，建国初期，国内外社会条件极其严峻恶劣，“一五”计划却提前超额圆满完成。当时的一线领导者主席采取了哪些措施?前文已述，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让他们空前地发挥了当家作主的创新工作精神。但仅有这点还不够，另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措施，即礼贤下士，不拘一格聘任内行人士。例如，请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担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因为他是这方面的内行。这么重要的职位，当时如果没有主席同意，总理会一而再地登门请他就职吗?
微观上看，国民党留下来的官办企事业单位，其领导人大多是靠有后台上位。新领导人的标准，一是要求思想进步，其二，必须内行。例如，我被派去的那家培训厂，即汉口宗关水厂，原厂长是个后台很硬的大流氓，不务正业，企业搞得一团糟。解放后厂长换上该厂一位老职员，加上他走群众路线，厂貌焕然一新。我当时读小学，校长也换了人，是本校一位老师，中共地下党员。
当时，重视内行的一个客观效果，社会秩序在经过长期战乱的基础上迅速恢复正常，为国家开始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
遗憾的是，后来新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忽视了内行对于企业效率的相关重要性，在选拔与任命企业领导人的问题上，另搞一套。
公私合营以后，原私方老板聘用的厂长，有的保留副职，也是有职无权。新的正职人选，大多为部队复员，或是其他部门改行者，共同特点，企业经营管理门外汉。学习苏联老大哥现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先进经验，依样画葫芦，凡是下达计划，统一实行。例如工资分配，搞八级工资制。还有，原材料上级安排计划调配，成品统购统销等。对于新的外行领导者来说，简便易行，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但是以牺牲企业效率为代价。因而，当时国家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我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才知道的。
计划经济时代，政治运动频繁，增产节约运动更是接二连三。这些运动背后动因，反映了当时一线领导者的焦虑心情。经济效率上不去，没有条件改善民众生活，影响到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效率更上不去了，形成恶性循环。
领导者面对集中表现为“国企病”的顽疾，欲靠运动将其治愈，主观愿望无可厚非，但因不得其法，吃力不讨好，甚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革命导师列宁有句名言，大意是说，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因为前者比后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在一线领导时期，学者们在其文章中经常引用此言;换了一线领导，后来就逐渐少人引用了，直到全都避而不提。前后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
你知道主席是用什么方法领导经济工作的吗?非常简单，纲举目张。什么“纲”?一是实行群众路线。这一个纲尽人皆知，不必多说。二是不拘一格，重用内行人才，任命民主人士黄炎培为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可见一斑。
1958年，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出版。主席在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他在文中引用了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表达了他对人才出现的渴望，可能是对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外行们在“大跃进”中因缺乏经验而瞎折腾，有感而发。
在计划经济时代，领会了主席“纲举目张”经济领导方法之真缔者，只有一人，就是资产利润率长期高居全国榜首，武汉印染厂首任老厂长张佩英同志。为什么其他人不效仿?因为有政治风险，容易被人扣上“右倾”大帽子。但他公而忘私，不顾风险，坚持我行我素。
张佩英原是战争时期南下干部，也是一个外行，勉为其难当上了厂长。但他遵循主席教导，很快变成了经营管理企业的内行。这一外行变内行的速成方法，我了解部分情况。
企业效率的构成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即增产和节约。张厂长在增产方面，倚重于车间陈主任，因陈是“满负荷工作法”的创建者，并使之连年正常进行。虽然64年陈被撤职，但他以前按排的劳动组织模式，即担任生产小组组长、轮班长和新的车间主任人选，张厂长仍然保留，都是上海内行工人。
老张在节约和其它企业经管方面，则倚重于财务科长(忘记其名)。我是怎么知道这一情况的?
四清运动迸入“清思想”阶段，驻厂工作组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我是小组代表，与会参加。驻厂工作组组长，是位劳动局局长。他在会开始时发言，认为我厂领导犯了两个严重的右倾错误，一是热衷于搞“唯生产力论”，二是用人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局长比厂长官大，但张厂长的革命资历比局长老。可能会前批评厂长时，老张拒不接受，公然顶撞犯上。于是局长另走曲线，按排我厂那位民兵武装部长在会上发言，举例为证。
厂长办公室、民兵武装部和财务科等部门同在一栋楼里。部长有时向厂长汇报工作，经常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欢而散。厂长则喜爱往财务科跑，同科长交谈甚欢。两人经历不同，方言各异，有什么可谈的?科长是什么人?一个以前被私方厂长笼络结拜为兄弟的旧职员。
更荒唐的是，兼任厂党委书记的张佩英有次交谈后，竟然动员旧职员科长申请入党。科长因怕入党后像本厂其他上海党员干部一样，工资减半，脸都吓白了，婉言谢绝。很多代表听了部长揭发，忍不住笑了，这是多好的事啊，一般人求之不得。
因而，有人私下里称张厂长是“右倾分子”。他之所以没被撤职，我的猜测，可能是顾忌武汉印染厂这株大摇钱树，失去护树人后倒下。
我当时想，一个账房先生，向他有什么可讨教的?百思不得其解。二十年后，有一件事启发了我。
八十年代中期，传闻我厂机修车间，工人和设备闲余，开始对外揽活。例如，加工一件设备，综合成本七万元，对外要价十万元，可赚三万元。这本是一件好事，能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但是，双方经手人私下勾结，对方给我方经手人贿赂两万元，我方便只要价五万元，双方损公肥私，企业反亏了本。此事你知我知，他人不知。因而这种腐败现象逐渐蔓延开来，后来成为我厂倒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时财务科长已退休。如果他还在工作，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因为他能从财务账面上，发现问题所在而予以制止和纠正。
计划经济时代大搞节约运动，大轰大闹，一阵风吹过就算了。国有企业有哪一家像武汉印染厂讲究成本核算，常备不懈地挖掘企业潜力?有的厂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没有内行人才参与其中。
其实，我对张厂长开始并无好感。前述我的一个小组同事曾被他训斥，官腔十足。进厂十年，避而远之，怕一言不合也挨训。
文革爆发，张是当权派，也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冲击。造反派胡闹，给他戴上纸糊高帽，游行示众，并被解除了职务，下放生产车间同工人们一起三班倒劳动。
有次一位同事搬家，我去帮忙。不料，落难厂长不请自来。同事家离厂较远，当时公交不顺路，也无的士，路上需走一、两个小时。
这时，我觉得与他是平等的，已无挨训之虞，便同他谈了起来。他也坦率地与我谈心。文革初期，即“资反”时期，他曾差点把我整死。咱俩交谈后，一笑泯恩仇。
各级当权派受到冲击，对文革莫不怨气冲天，耿耿于怀。他则是例外，反省自己。他说，四清运动将陈主任这个“封建把头”揪出来，工作组一再动员知情人揭发他在旧社会欺压工人的罪行，但无一人落井下石。这次部分群众造了他的反，则是自发的。
反省自己，当年参加革命，与当地群众亲如家人，关系十分融洽。进厂当了领导后，不知不觉沾染了官气，部分群众因而有气，这次运动趁机出了气，从此干群无气一身轻。
“主席伟大啊!”动情之时，我发觉他眼眶里含有泪水。
他以前对待下级，板着个脸，严肃得很，后来笑脸相迎了。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造反精神。造什么反?造一切违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压制公有制经济生产力发展的传统观念和错误政策的反。
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升任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书记。在他职责范围内，开始改革，以武汉印染厂为试点单位。老马识途，成效显著。
首先，造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反。计划经济时代，不论各企业效率高低，工资平均，按年限升级，福利待遇也“公平”对待。例如，当时福利分房，苦乐一样。我厂甚至比本行业其他厂更紧张。多次申请新建楼房，均被上级局领导拒绝。张书记调局升任后，立即指示抽取本厂利税一小部分大兴土木。那两三年，新建的楼房建筑面积超过了过去二十多年的总和。
但是，虽然只是一小部分，还是比过去减少了上交给国家的利税，不可持续，怎么办呢?张书记遇到了一个机会。
1980年代初，国家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在武汉市，我厂是重中之重。同时，官方舆论开始强调企业自主权。
那时，我厂上下忙得不亦乐乎，加班加点是常态，节假日也不休息。人们却少有怨言，反而兴高采烈。
原来，物质刺激起了作用。经常发“几个五”，如五斤油，五斤糖，五斤水果------当时横向此较，他厂职工非常羡慕。后又升级，干脆发钱。隔几天就发奖金十元，或者二十，总额超过每月正式工资。再后来，甚至突破禁区，分批组织职工公费旅游。我就去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人们会问，如此滥发钱物不会降低企业效率吗?恰恰相反，由于文革动乱后遗症的影响，当时其他企业效率普遍有所降低，唯独我厂逆势上扬，更上一层楼。
我曾听财务科一位干部说，80和81两年，我厂一家二千余人的中型工厂，年利税竟然占到武汉这座全国特大中心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
“九州生气恃风雷”。中国国有企业必须改变“万马齐喑”，大多数劳动者在工作中“混点”而处于不思进取拚搏精神状态的沉闷局面。关键症结在于权与利未能向劳动群众倾斜。张佩英在武汉印染厂的改革，是第一声“风雷”。
当年，全厂热气腾腾，特别是厂里人数占大多数的武汉职工。有人在想，如此发展下去，不也能像上海职工那样成为“万元户”了吗?
但是，与1957年工资改革一样，因为影响了稳定局面，缺乏“社会公平”而遭否定。武汉纺织系统大小几十家工厂，眼红武印厂职工发财。其领导人纷纷前去局里兴师问罪。都是国有企业，为何厚此薄彼?一碗水要端平!
张书记则向他们讲明，武印厂搞特殊化，是建立在高效率基础上。你们只要把效率搞上去，局领导一视同仁。作为厂长，你如果没有能力提高效率，那就换人!后文补叙结果。
张书记改革第二招，提高产品质量。
计划经济时代，主要解决旧中国一穷二白遗留下来的物质短缺问题，重点当然是提高产量，难免忽视质量。因而，国际市场上，外国人对中国商品的印象是质次价廉，那时效益无从谈起。但经过多年努力，产量大大提高，质量问题便突出了。国家解决质量问题，改革开放后，采用的是市场经济方法，同类商品，不再统一定价，而是优质优价。在工业品中，首先从与人民群众接触面最广泛的印花布开始。
1980年代初，上海每年举办一次“上海花布之春”展销会。全国各地印染厂都送自产花布样品赴会，我厂也去跑龙套。那时，上海师傅已逐渐退休，武汉中年工人成为印花机操作工主力，质量因而下降。
有一年突然发生大变化。当时的中央纺织工业部为多个印花布品种颁发了银质奖(没有金质奖)被我厂“天雁翎”等品牌独家囊括。中国自近代以来，武汉除了一杆“汉阳造”步枪，再无另一件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名冠全国。我厂印花布从此破了天荒。
这得益于张书记的改革高招。此前，他有天回厂，召集印花机武汉操作工开会，向他们承诺，若能提高产品质量，卖个好价钱，他将设法倍增他们的工资。
这一下子，调动了武汉印花机操作工们的工作创新精神，决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仿照以前上海工人群体创建和保持“满负荷工作法”的高产经验，走群众路线，各人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一技之长倾囊而出，相互切磋，群策群益，集思广益，从而共同提高了技艺水平。改革立竿见影，创了名牌，也提高了企业效率。
张书记改革的第三招更重要，权力倾向于企业职工群众。
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其领导人素质高低优劣至关重要。武汉印染厂的高效率，离不开张厂长的正确领导，继任者也须萧规曹随，并有他那样的品德，才能使企业长期保持高效。
但是，张佩英这样的公有制企业家，其产生极其偶然和稀缺，万人中难有其一。将这种偶然性和稀缺性变成必然性和普遍性，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其厂长选拔机制追求的目标。
遗憾的是，张书记欲改革开创的厂长选拔新机制，不被传统习惯势力认可，遭到反对和否定。其后果是，资产利润率冠绝全国的一棵大摇钱树，仅十年后，变成一支冰棍消失了。
让我将本厂破产事件从头说起。
劳动人事科有位干部以权谋私。那时，人事调动许多人有求于他，便送些礼物如烟酒水果之类，希望事情早点办成。一个愿送，一个接受，人情事故，无伤大雅。但他得寸进尺，你若不送，他就卡着不办，引起人们不满。
有一位中年工人“反潮流”，称那个干部是“人贩子”，上纲上线，写大字报狠揭猛批。不正之风而已，值得小题大作吗?其实，他是在指桑骂槐，暗指本厂更高权位者已经显露的贪腐现象。
那位中年工人何许人也?他高中毕业后进入本厂，随即参军，在部队锻练十年，听说已是副营级，文革后复员又回到本厂。
这时，另一位厂长即将退休换人。局里传来张书记指示，新厂长不再上级任命，改革为由群众民主选举。全厂轰动。有人在生产大车间作“民意调查”，一一询问：“你将选谁”?几乎全都表示，将选那位复员返厂的中年工人。此人脸黑，敢于碰硬。
但是，有人慌了，向市里反映，此人文革时若非在部队，肯定是个造反动乱分子，不可重用。于是，借口“知识化”，参选厂长须有大学学历，另选两个有当时电视大学毕业文凭的青年工人。也不直选，而是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走一个过场。我当时投了弃权票。
选出的青年新厂长没有威信，干不多久调往他厂。最后，还是由市领导上级任命。张书记这一改革厂长选拔新机制未能实行。
我厂也须改革。但改革有两种不同的路线方法。一种是权利倾向于企业劳动群众，使摇钱树继续壮大，进而推广成功经验，在高效率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另一种是权利向少数个别精英倾斜，致使国有企业变成“冰棍”，逐渐消化。现在的问题是，私有化的结果，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消费力将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这个问题西方国家几百年都未能解决。中国鼓吹所谓“国退民进”的西化派经济学家们，你们哪位能解决?
全国唯有武汉印染厂一家改革，曾先后经历过前者的成功经验和后者的失败教训。因此，我希望政学两界上层人士眼睛向内和向下，放下架子，屈尊下到基层，向我厂还健在的退休与下岗知情老年职工采访询问，了解实情。我是挂一漏万，抛砖引玉。我厂职工宿舍区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积玉路和前进路交汇处四清里社区(原名武印二村，厂倒闭后改用现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势在必行!
三、国企兴亡决定于路线差异
主席言简意赅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但是某些领导人像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忽视了此言的重要性。
决定一切，当然也包括决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兴衰存亡。在经济领域，正确与否的是什么路线?一曰精英路线，二曰群众路线。错误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者的主观愿望，应当是欲提高企业效率，但其客观效果，因为路线错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武汉印染厂摇钱树变冰棍的故事，便是一例，具有典型意义。
当年，武汉纺织工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张佩英选任属下企业厂长，是其职权。但他主动实行权力下放的改革，要求民主选举。这种改革，符合毛泽东教导的群众路线方向。
精英路线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英雄史观的产物，群众路线是中国毛泽东思想人民史观的产物。前苏联马钢宪法一长制，则源自于英雄史观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机制上的表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主席退居二线，新的一线领导人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先进经验，也准备和开始推行马钢宪法一长制。重大的原则路线问题不能含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否则后患无穷。
1960年，在此背景下，主席针锋相对，插手干预，倡导鞍钢宪法群众路线。一长制被压制了，暂时销声匿迹。哪知二十年后，反毛逆风劲吹，凡是毛泽东赞成的，就要反对;凡是毛泽东反对的，就要赞成。一长制改头换面，变相登场，大行其道。不过，这次打的是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先进经验的旗号。
舆论先行。那时，官媒连篇累牍报道，一个非凡之人，如何救活一家，甚至几十家频临倒闭工厂的故事。英雄包打天下，典型人物如造纸行业马胜利等。
在这股风潮影响下，领导者挑选各企业厂长，从此开始讲究“知识化”了。武汉印染厂新厂长人选，如果民主选举，肯定是那位中年复员军人，因为群众相信他敢于碰硬反腐，是当时影响企业兴亡的关键。但他学历不高。有人担心如果他日后当选，自己不法财路可能被阻，因而越级上诉，表示反对民主选举。
我厂是全国企业高效率标杆，且对武汉市地方财政收入影响很大。因此，市领导否决了张佩英标新立异，可能影响稳定的群众民主选举改革。慎重其事，精挑细选，任命一位毕业于中国一所最著名高校的高材生，四十多岁，年富力强，现为市纺织研究所所长，具有多年管理经验。总之，各方面条件完美无缺，还封他为“十佳厂长”。全世界大概唯其一人获此殊荣称号。
这位“十佳厂长”到底有何本领?他会玩魔术。武汉印染厂这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在他手下，十年之后，变成一支冰棍消失了。
客观地说，他并不缺乏能力，开始时并未胡作非为，而是勤于职守，努力进取。那又是什么原因?当时错误路线影响之故也。
不同主义性质的企业对其领导人的素质要求也各异。例如，昔日美国电气公司总裁韦尔奇，科班出身，学术底蕴深厚，他使该公司利润超常规增长;中国当年大庆油田会战领导人，独臂将军余秋里出身于行伍，经济理论知识可谓空白，但他为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但若两人互换一下工作岗位将会如何?那位“十佳厂长”被任命为武印厂厂长，犹如韦尔奇被派往大庆油田领导会战，后果可想而知。
这时，张佩英书记因市纺管局撤消，随之年老退休。他领导与支持的权利倾向于企业劳动者的群众路线试点改革也被废止，无疾而终。
群众路线与精神路线，两条路线具体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泾渭分明。一方面，十元，或者二十，我厂效益赖之更上一层楼的奖金不再“滥发”了;另方面，新厂长寸功未立，却经市领导特许，获得了年奖三万元，相当于当时一般职工二、三十年的工资总额。占我厂大多数的武汉职工一、两千人，他们的每月收入突然减半，而新厂长一人则是暴增。可想而知，将会产生什么反应。
上级领导是在为国有企业帮倒忙。这个倒忙，是西化派书呆子为马大哈官僚提供的。他们的特长是东施效颦，讲究“与国际惯例接轨”。外国企业老总工资比一般职工高十倍几十倍，还有股票期权奖励。相比之下，中国厂长们太寒碜了，怎有工作积极性，难怪国企效率低下。
更严重的是，一发而不可收。高收入的精英分子队伍应当尽量扩大，多多益善。于是提倡让一部分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人后富，大家共同富裕。先富应当是达到共富目的的手段，理论上完全正确可行。问题在于实践上搞错了。马大哈官僚没有搞清楚手段与目的两者的关系，将手段当成了目的，为了达到变异了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先富的方法有性质正反两种，一种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种则是损公肥私。可以断言，当初先富者采用的方法多是后者，因为毋须经过努力。比较容易，非常快捷。
改革开放以后，据说，“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致富”，初衷无疑是好的。一声号召，短时期内，全国涌现了成千上万的“万元户”(当时指年收入)。诀窍只有一个字：“包”，“一包就灵”。原公有制集体企业搞私人承包，立竿见影。这不是大好事吗?且慢高兴。与之同时，国有企业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传言：“名牌不敌杂牌”。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正规名牌反而不如价高质次产品俏销。但这种劣质品私人会买吗?售货对象自然盯上了公家。
一种“新事物”，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绝迹的回扣贿赂逐渐死灰复燃了。还有经济学家推波助澜：“回扣是加速市场经济运转的润滑剂。”何不大力推广。
这种危害，我开始是从自己工作实践中感受到的。我是本厂一名制水工，浑浊的源水泵送进厂后，需加一种凝结剂澄清。这种原料进货厂家原是一家乡镇企业，承包之后，原集体性质变成私人的了，成为老板的私人发挥出了空前智慧，回扣开路，所向披靡。
但这种原料增加了我们工作难度。原来每班只需“化矾”一次，现在要多次了，而且还不能保征澄清后的水质要求。
类似性质事件不一而足。一厂之长人选走的是什么路线，群众路线，还是精英路线，对于企业兴衰存亡的决定性作用，这时显现出来了。如果是那位中年复员军人当选，此人脸黑敢于碰硬，而且有群众基础，因是民主选举。这类由不正之风“进化”为腐败现象的事伴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容易纠正，撤消不称职或有腐败嫌疑者，另外换人!
但新厂长是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知识化”高学历派不上用场。外来的孤家寡人，这位精英人士能依靠谁呀?
首先，我厂原第二把手，党委副书记就不买账。欲选举时，也是此人越级上访，向市领导反映其反对改革的意见。老子这么多年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小子一来就获重奖，凭的什么?
所以，市领导奖给新厂长三万元，目的是鼓励他好好干，其实帮的是倒忙。副书记心理不平衡怎么办?便经常拿些私人购买的物品发票，要新厂长签字公费报销。不敢得罪，照签不误，事后又向人怨言，我们才知此事。听说，那位副书记也成为“公费报销专业万元户”了。
上行下效。厂各部门某些有职权的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捞钱，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企业效益从每年上交国家利税两、三千万元，下降到一千多万元。职工代表大会上，新厂长叫苦，市场上原材料价格飙升。言下之意，非我无能，客观因素使然也。
我是小组代表，在厂长报告讨论会上反映我组制水原料质次价高问题，希望厂长督促供销科解决。你知道是怎样解决的吗?令我啼笑皆非，惹上麻烦。原来，为了封住使用者之口，私商将贿赂“惠”及到了我所在的制水小组。
每到岁末，我和另外几位“有影响力”的同事，都会收到几条大鱼，用于腌制。还有五十元慰问金，相当于当时一个青年工人的月薪，并且盛情邀请去他家做客，酒宴之后，四方城下鏖战，人人胜利而归。其他同事不以为耻，但我比较敏感，认为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污点。更严重的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摆脱不了。
我曾想过，并准备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发生在我厂的一些贪腐现象。当时写大字报已被禁止，奈何举报这条路也走不通。
由于经过党的多年教育和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忧国忧民的人大概不少。其实早已有人将举报信像雪片似地飞向有关部门领导人的案桌上。但这显然不利于实现让更多的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悖离这场造富运动的宗旨，也不胜其烦。
于是，有官僚通过官媒发话道：“有的人思想不解放，墨守陈规，不愿搞活经济，反对改革，贴上八分钱邮票，一封信让你查上几个月，结果查无实据。居心叵测!”
板子没有一下子打在贪腐者身上，举报者的屁股却先开了花。
况且，我曾犯有“前科”。因急于将本厂高效率经验推广全国，写过一篇文章，可能很不成熟，并有错误观点，曾经挨过批判。“八分钱邮票事件”一出，我更不敢妄自动作了。
正在我走投无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之时，偶然听说，中央有一个“保密文件”，叫做《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这有什么密可保的?便去问一位厂干部，可有此文件?他说有，并介绍说，建议采纳实施后，经过验证，可获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奖励比例如此之低，估计无人会感兴趣，便未向下传达。
但我如获至宝，可用“曲线救厂”方法了，挽狂澜于既倒。我立即提出第一条建议，改换原料供应商。为此，在外奔走了好几天，找到另一正当经营的供应厂家。该厂原料经过一段时间试用，估计每年可节约数万元，少算为两万元吧。百分之一点五，应得奖金三百元，相当我当时两、三个月工资。
可是，我跑断了腿摧要，新厂长多次“研究研究”后，却只给我三十元。理由是没有确实数据，只能发个鼓励奖。对此，我也认同，吸取教训吧。
这次做的是亏本买卖。一次性三十元，和过去每年五十元，还有几条大鱼和两餐丰盛的酒宴相比，显然吃亏不少。但我精神胜利了，与厂内贪腐分子对着干，旗开得胜!
再接再励，又提了一条建议。我的工作是将清水泵送至车间，用于印染布生产。生产车间化染料池地势较高，需化料时，水压不足。该组就打电话给我们，要求增开水泵加压。但化料用水很小，百分之九十九的增压水都浪费于其它常开不关的用水处了。
我的建议是在化料池附近低处建一个蓄水装置，再按一个微型泵，需用水时即开，停用则关，再也不用通知我们增泵加压了。
水泵电机45千瓦，输水量每小时三百吨。每天三班约需增开十小时，共三千吨。每年三百个工作日计，九十万吨。每吨成本只算二角二分，节约二十万元，百分之一点五，三千元整。
这次我有确实数据了，水泵工作记录表上，建议实施前后记录为证。但新厂长仍然只给我三十元，仅为应得奖金的百分之一!
新厂长在我身上捡了两粒小芝麻，结果丢掉一个大西瓜。
我厂关键主要生产设备之一，有三台双头进出布丝光机。其中一台因年久磨损淘汰，换购一台新机。但新机却是单头进出布，比旧机产量低一半。也就是说，我厂从此产量和利税将相应地减少六分之一。
为什么不买高产的双头丝光机?原来印染厂丝光机都是单头的，我厂以前旧机也是。1951年为捐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技术革新，改为双头。
现在的情况，三台丝光机横向排列，两边是双头高产旧机，中间是单头低产新机。我准备提的第三条建议，将低产单头新机改成高产双头旧机。新改成旧，提高六分之一产量，全厂每年可增加两、三千万元产值和三、四百万元利税。
当年搞技术革新的上海师傅大多还健在，只是退休了。但他们就住在与厂一墙之隔的宿舍区。我与他们经常相遇，并互致问候。他们驾轻就熟，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配件也能在厂内解决。十人左右，半月之内，我这条建议便能实施完成。即使奖金低至百分之一点五，每人也能分到几万元。我若请他们临时返厂发挥余熟，恐怕会争抢得打破脑壳。但是，新厂长三十元惯例，能说动他们吗?我这条建议只好胎死腹中了。
这次造富运动，全国涌现了成千上万的“万元户”，但没有一人是国有企业基层劳动者，产业工人。我们被完全被排除在致富门外了。纵劣压优，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古代有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变法图强，从徙木为信开始;二是王安石认为，为政之首要在于“择术”，乃其深刻的经验之谈。因而，任何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和企业家，必须牢记二字：一曰“信”，二曰“术”，即方法。我厂那位“十佳”新厂长，偏偏忘了这两个字。不听古贤言，吃亏在眼前。
张书记曾向印花机武汉操作工承诺，创名牌后，倍增工资。但他不知因市纺管局撤销，还是退休，或者他的改革遭到否定等原因，总之，他管不着了。那么，这个承诺就该由新厂长兑现。但他新官不理旧账，在工人头上克扣，拒不加薪。接着，报应就来了。
,听知情人说，新厂长为了使我厂效益更上一层楼，还是有开拓精神的。他多次往市有关部门跑，要求领导批准申请，进口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新颖的双面印花机，专门生产高档产品，国内独家，利润可能很高。可是断断续续地试产了几个月，始终生产不出合格品。
我厂武汉印花机操作工的技艺水平，在全国印染行业中首屈一指，能在三十年代老掉了牙的旧机器上，生产出八十年代先进产品，却在新机器上生产不出合格品，原因不言而喻。
据说，这台双面印花机价值几百万元(可能指美元)，比本厂一年上交国家利税还要多。生产不出合格品怎么办?只能弃置成为一堆废铁。新厂长又捡了一次芝麻，但这次丢掉的西瓜更大!
不过，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外因的影响破坏，我厂可能利税大幅度下降，甚至不盈利了，决不至于亏损，破产倒闭。
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混乱，好坏不分，是非难辨。就我眼见耳闻，多为负面事件，但是具有普遍的典型代表意义。
例一。我厂有位技术顶尖人物，人称“中国花布图样设计状元”。论对企业贡献，他显然远胜于我。但我工龄长，工资比他高。福利分房，也是按照工龄长短排队。我分到一套两室一厅新房，他则是单间旧房，厨卫还要与其他人家共用。
不久他不辞而别了，跳糟到一家外资印染厂。对方厂大幅度增加工资，还送给他一套住宅。外商来中国大陆办厂，有资本，没技术，就近从国有企业挖来熟练技术人员。这是后来国企竞争不过外企的一个重要原因。
例二。有天厂办公大楼有人大吵大闹，惊动全厂。怎么回事?原来吵闹之人原是我厂工人，转外厂后，又多次回厂索取技术资料。以前每次满意而归。但这一次，新厂长觉得不妥，没有答应，因而闹了起来。
那人认为，现在开放是国策，应当全力支持引进的外资企业，不答应就是阻止和反对改革，该当何罪?“我要告你!”
新厂长感到自己理屈词穷，不敢出声。今天看来，这是一场笑话。当时此类事件却不罕见。在各级某些官僚的心目中，可能外资企业的利益高于国有企业。
例三。我厂曾有一名青年工人，多年前因在厂寻衅无故重伤他人引起公愤而被送去劳改。释放后在社会上仅混了几年，突然暴富，要结婚了。他特地来厂邀请旧日同事去赴喜宴。新娘年轻貌美，这小子艳富不浅。这些穷宾客回厂后，谈兴盎然，羡慕得很。他是怎样致富的?讳莫如深，不得而知。有人说道，现在发财容易得很，只要你胆子够大。
例四。当年，在武汉闹市街头，有人摆放着进口的化纤布出售。据知情人说，这都是走私货物。京广铁路线上，武汉走私团伙去广州，来回一趟，赚的钱远比你月工资多。有人眼红也想入伙，但其有个条件，必须是“蹲过号子”的人，才有资格。
如此传闻层出不穷，影响所及，越来越多的人消极怠工了，甚至发展到有人公然破坏生产，往机器里丢杂物，造成大批次布。破坏者发现了一条致富捷径：先被开除去蹲“号子”。
例五。上述各例，都是个别事件和现象，可能以偏慨全，不足为训。我另举一例，是全局性的。有两个人，内外暗中勾结，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结果导致数以万计的劳动者下岗失业。他俩使用一种什么样的魔法，竟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危害?让我揭开这个秘密，从头说起。
武汉纺织系统有一、二十家工厂。计有一家万人大广，几家数千人工厂，其他也是几百人的。本市地方财政主要收入，几十年莱，一直来源于这些工厂，为国贡献，功不可没。后来，仅仅一招，就将这些百千万人级的国有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全都被置之死地，没有一家幸存。举一反三，全国轻纺等生活消费品行业，大多皆然。
原来，在“一包就灵”口号蛊惑下，全国商业部门也搞起了私人承包。名义上还是国有，实质上变相私有。与不久前乡镇集体企业私人承包私有化改革异曲同工，从而给贪腐分子以可乘之机。
计划经济时代统购统销，工厂供货给商业部门，后者商品售出后，交货款给前者。几十年来，习以为常。当然，这种供销机制比较呆板，确须改革。但搞私人承包，其指导思想之根源，还是英雄史观下的精英路线。从此，全国商贸活动，要依扉于这些私人精英分子了。
这些国营商业部门负责干部，转瞬之间，变为私人老板。开始，有人是将售出后的货款拖欠下来，不交给工厂，再静观其变。
如在我厂，收不到货款，没有现金发放工资等开销，便向银行贷款，有借无还。为此，我厂空前地新组建多个讨债组，奔赴全国各地，向商业部门讨要货款。
承包的欠款人要么避而不见，或者找各种借口赖账，讨债人空手而归。时间一长，被逼急人，准备打官司，告他贪污，看他还敢不敢拖欠。岂知有关司法部门不受理此类商务纠纷，声称这是改革中发生的问题，需深入进一步改革解决。赖账的承包人更有恃无恐了，公款装进自己私人口袋。
事件继续发酵。我厂也变成赖账人了，因为无钱付给纺织厂坯布货款，只能打白条。纺织厂如法泡制，也向银行贷款发工资。终于，银行拉响了警报。
当时，受到上层领导重视的西化派经济学家们，其理论也与时俱进，“国企低效论”升级为“国企冰棍论”。果然，在此理论指导下，绝大多数中国“冰棍”消化掉了。
王安石所谓“择术”中的“术”，不是玩弄权术的术，指的是讲究方法。制定和执行的方法对路，事半功倍;方法错了，轻则事倍功半，重则可能?忠言逆耳，我不敢说。
毛泽东将方法提升为路线。正确路线下选用的方法，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搞好国有企业;与此相反的精英路线，其方法实行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的经营，则必然失败。
具体地说，计划经济时代被主席以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所取代，而被否定的“一长制”，在市场经济社会上改头换面，粉墨登场了。
武汉印染厂那位“十佳”精英厂长，听说后来移民美国了。搞垮中国资产利润率最高的一家国有企业，撒下烂污，屁股没擦干净，向美国人递上一份投名状。
他初进厂时，可能也曾想干出一番事业，但后来却有贪腐之嫌。仅举两例。
其一，花巨资购进的双面印花机生产不出合格品，按照常规，他应当向外商售货厂家请求派人前来解决质量问题。该厂必然会有人前来，因为事关其商品信誉。显然，他没有去信。
当时，全国各地，我厂内外的经贸活动中，发生了许多贪腐事件，共同特点，外商售货方举报购货方经手人索贿或受贿，因而东窗事发。也就是说，“十佳”有此顾忌而不敢去信冒险。
其二，我近年来才听说，深圳有一位大老板拖欠我厂数千万元货款，几十年了，至今未还。赖账几十万元可以理解，如此巨款则匪夷所思了，这得发送多少批次货物才能积累而成?当然，如果现在举报，“查无实据”了。两人内外勾结，仅在武汉市，结果导致数万人下岗失业。就这样一风吹了?!
四 怎样顺利地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两大目的，即实现国强和民富。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们的主观愿望，一心一意搞建设，但客观上，有外敌不断干扰、威胁与破坏。该怎么办?我们曾经苦口婆心，希望与敌对方“互利共赢”，无疑于对牛弹琴。什么原因?与他们有一种无法调和经济结构上的矛盾。
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初始阶段，依靠对他国侵略和掠夺的财富，先行完成了工业化，占领了高端产业领域，然后与其他产业落后国家的低端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从而使其国民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他们希望这种情况永远保持下去。
不料，社会主义中国异军突起，为了过上好日子，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向高端高附加值产品方向发展。
例如，盾构机。据说，我们以前进口一台需要三亿元，后来能自产了，对方一下子降为一亿元;再后来我们“产能过剩”了，出口几千万元也有钱赚。
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近些年来，被中国“伤害”最严重的一个国家是日本。他的一些利润丰厚的支柱产业，如家用电气，机械设备等，连续地败下阵来，中国取而代之。称雄世界的汽车工业，也正在被中国赶超。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资源贫乏，国土狭窄的岛国，未来日子将越来越难过了。他会坐以待毙吗?
在历史上，日本曾两次打断中国的和平崛起。一次是清末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民国时代，所谓“黄金十年”之后，国民党政府也曾想实现现代化。他会第三次故伎重演吗?对他来说，势在必行。
如果中国没有高端产业“伤害”到他，而是继续以低端品与他经贸交易，那么，看在钱的份上，他会忍辱负重。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好像发生过一次中国货船追击日本军舰的奇闻。这件事引起日本全国哗然，认为是奇耻大辱，痛骂日本舰长。舰长说出秘密，接到上司严令，绝不许向中国货船开火，自卫还击也不行。毛泽东中国是好惹的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忍让一下吧。那时，日本人感到窝囊。
当年，中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学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革命精神。公海上，日本军舰与中国货船发生摩擦纠纷。倭寇又想欺负咱们，老子同你拚了!于是调转船头向其撞去，可惜没有追上。
由于年代久远，我不确定记忆是否有误，这一极其不合常理的事件，可能变成我凭空想象的了。不过，尽管那时中国海上力量薄弱，日本则有强大的美国后盾，他也未敢前来向我挑衅，应当是确定的事实。
时过境迁，日本经济上逐渐处于颓势。中国军力今非昔比，反而被动。2026年4月17日，这一天是131年前签定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国耻日。一艘日舰特意来到台湾海峡耀武扬威，在中国历史伤疤上撒盐。是可忍，孰不可忍?多艘中国战舰为什么不将它撞沉?如此，中国舰长们将完成近代北洋水师军界民族英雄邓世昌未竟之遗愿，青史留名。遗憾的是，他们奉命“跟监控制”，不许开第一枪。可能是顾虑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是中国人感到窝囊了。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美国人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为其最主要的敌人。为了维护其霸权，咄咄逼人，频繁地对华开展关税战，贸易战和科技战，企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今年其军费九千亿美元，占其GDP的3%;明年将暴增至一万五千亿美元，占其GDP的5%。与日本“暴走”一样，他们下一步准备干什么，昭然若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观中国，今年三月“两会”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好像无人提及，我们应当针锋相对，提高军费占GDP的比例，而安于1.3%。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自我麻醉的催眠曲唱得正欢。
敌我各自考虑不同。双方隔着一层窗户纸，均不捅破。美日锲而不舍，试图以压促变;中国被迫忍让，绥靖之风盛行。两者原因都在于中国社会上存在着两大内忧软肋。即贫富悬殊和腐败严重，皆源于私有制企业占经济的主体地位。可能还有其它矛盾问题，正迟滞和阻碍着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全民共同富裕的前景不容乐观。
振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刻不容缓!因为只有解决了提高它的效率这个主要矛盾问题，其它矛盾才会迎刃而解。
为达到此目的，“择术”至关重要!首先要“过五关”，即第一节文中例举，必须在经济建设事业中五道思想观念上拨乱反正。
需要明确，国有企业效率之所以低于私有企业，是因为没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盲人骑瞎马，不辨路线和方向。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几百年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再难有发展空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是新生事物，需要借鉴旧制度中能为我所用的有益部分，不可完全排斥，但也不能照单全收，因为两种经济制度的经营机制，既有相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
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是按资分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是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它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为达到各尽所能目的的手段。劳动群众的工作创新精神和能力充分调动起来了，便能实现公有制企业的高效率。可是，按劳分配又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在制定分配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和群众心理三要素，并与时俱进地加以变动。我们是在这样做的吗?几十年来，这门学问无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因而至今没有可使用的高明手段，怎样实现高效目的?
“国企病”的病源，并非先天不足，而是后天失调。上文已经谈到，我们并不缺乏成功的经验方法，只是遗憾地未被采用和推广。失败乃成功之母。公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将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欲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先要弄清它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点。两者最大的不同特点，前者的产权是统一归属，后者则是分散私有。因而，促使一马领先，带动万马奔腾，前者没有阻碍，后者则办不到。我们只要正确地使用公有制这种独有的优势方法，便能快速地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再搞好分配方法，从而指日可待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我们独有的产权体制是提高公有制企业效益的巨大的积极因素，而非消极因素。全世界经济学家们都将这两种因素的正反作用搞颠倒了。
具体怎样实行，让我举例说明。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建设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因而，国有企业效率是高，还是低，决定我们在实行这一原则时，选择的路线分法是对，还是错。对与错的根据是什么?看哪种路线方法实行后的客观效果，是否将劳动群众的“所能”，“各尽”地发挥出来了。
武汉印染厂计划经济时代，资产利润率长达二十五年高居全国榜首，说明它的按劳分配的路线方法选对了，可是，人们由于受到错误的传统习惯观念影响，主观意识认为它的路线方法是错的。高效方法，削足适履，要统一于低效方法中去。一马领先，反遭鞭打，万马因而畏惧，停滞不前了。这就是国企低效的根本原因。举一个有代表性意义的典型事例。
武印厂的高效，多种因素促成。其中之一，我厂关键设备丝光机，生产效率比同行业厂家高一倍。因为我厂丝光机是双头进出布，其他厂都是单头进出布。他们为什么不“单改双”?这就涉及到按劳分配的方法问题了。
我从实践中感受和体会到，按劳分配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人们却将它简单化了。复杂之处在于，它是一涉及多方面的综合学问。领导者在制定分配政策时，欲要取得良好效果，不但需要综合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和群众心理，还得懂一点中国历史。主席的路线方法之所以经常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与他熟悉中国历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例如，他的第一篇传世之作，是青年求学时，在湖南一师的一篇作文，题为《商君徙木为信论》，围绕一个“信”字展开论述。学以致用。所以，建国初期，他在一线亲自领导经济工作时，将维护劳动群众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取信于民，从而使“一五”计划，在当时那么严峻困难的情况下，圆满完成。
世界上各行各业的各种机器品种数以万计，截止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厂破产倒闭，其中只有一种机器在生产效率方面，中国武汉印染厂的双头进出布丝光机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
武汉印染厂的前身是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老板名叫唐永昌。我认为他是中国那个年代最杰出的企业家。他与众不同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字当先，善于放长线，钓大鱼。
建国初期，主席对经济工作提出了八字方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当时，就私营企业而言，劳资双方能做到两利者，可谓凤毛麟角。因为，资方处于绝对强势地位，首先顾全自己的利益，酒足饭饱之后，才会给予劳方一点剩菜。唯独唐老板与众不同，十分认真地遵守两利原则，甚至对劳方先予后取。因而相互信任，形成良性循环。
上文已述，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上海天一厂工人搞技术革新，丝光机进出布从单头改为双头，使之生产效率倍增，开创了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天下第一新的途径。
上海当时有多家印染厂，同行们闻讯，纷纷前来取经，但都知难而退。仿制远比创新容易，前者怎么反不如后者?两者成败进退差异决定于一个“信”字上。
由于天一厂工人信任老板，自己超量地劳动付出，确信能够得到回报，所以，经常聚集一起琢磨提高效率的方法。印染市生产有许多道工序，其中丝光工序是个短版，影响到前后其它工序的机器因连结不上而停顿。他们之前经过长期观察研究，终于“七次量衣，一次裁衣”成功。其他印染厂则不然，劳资间缺乏信任。工人们干得再好，增加的效益能否与己有利，存在着不确定性。“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能行吗?人心也不齐，算了吧。
再次强调，按劳分配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综合性学问。领导人在制定分配政策的时候，还须懂得经济力学。我是受到地质力学的启发，希望人们重视经济力学。
传统地质学认为，大油田只生成于海相沉积地质构造中，中国是陆相沉积地质构造则不可能。但地质学家李四光创建了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地质力学。根据他的学说理论，发现了陆相沉积地质构造的大庆油田。
传统经济学认为，高效率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的产权体制中，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则不可能。所以，我们也需要创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经济力学。根据这种学说理论，才可能使公有制企业实践高效化。
何谓经济力学?就是企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职位高低，能力强弱，技术难易，工龄长短，年纪大小，不是在一种动力，就是在一种压力下工作，激发活力，形成合力，然后共同挖掘企业潜力，在市场经济中增强竞争力。
武汉印染厂计划经济时代的高效率，主要依靠上海部分先富起来的职工群体。他们的工资三倍于当时全国其他企业人群，既有动力，也有压力，这不难理解吧?因而，在全国数以万计的企业中，独创了“满负荷工作法”，并且坚持二十五年长期实行，直至这这两种“力”在他们身上逐渐减弱和消失。
印染布生产有许多道工序，如缝头、烧毛、煮炼、开轧、丝光、水洗和再烘干，然后分别印花和染色。一环紧扣一环，任何一道工序因故停顿，前后工序都将受到影响，降低产量。
每周六天，每天三班二十四小时，几十台机器在生产大车间连续不断地运转轰鸣，蔚为壮观。这些机器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货，为什么少有故障?这得益于严格的维护保养。
我于1961年至64年，曾调任漂炼车间开轧烘机台档车工。每次接班前，须往烘房内上十个运转着的烘筒轴承盒添加机油。烘房四周用木板密封，里面像个蒸笼，进去加油，虽然只有约十分钟，即使冬天，也会热出一身汗。
有年炎夏，我实在怕进去，想少受一次罪。但被组长，我的上海师傅发现了。他正盯着我呢，问我为什么不加油。我支吾其词。他二话没说，拿起油壶钻进“蒸笼”里去了。我以后不敢马虎了。
上海师傅们原是个工人群体，都是同乡，江苏泰兴人，我们称其为“泰兴帮”。他们来武汉后，化整为零，分别担任车间主任、轮班长和各生产小组组长，领导与督促我们武汉工人工作。所谓“满负荷工作法”(我起的名)，其实简单得很，就是抓住机器加油这一关键环节。但要严格实行，则非既无动力，也无压力，缺乏高度工作责任心的一般工人所能不懈地长期坚持。
我记待很清楚，四年工作期间，开轧烘机台只小修过两次，每次停顿了两、三个小时。进入八十年代后，武汉工人多次加薪，上海工人则被冻结，两者工资逐渐扯平。上海师傅陆续退休，组长换人。我有时“旧地重游”，发现机台隔不多久停下大修。于是，本厂也同其他厂一样，效率变为低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公平”了。
综上所述，可知国有企业低效率与其产权体制因素毫无关系，原因在于经营机制中按劳分配机制在实行中发生了偏差，不适应企业实现高效率的需要。摸清病源，对症下药，将分配机制中的路线方法纠正过来就行了。学习武汉印染厂成功经验，全国其他印染厂，只需要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做好两件事，短时期内，便都能从低效率变为高效率。
一是搞好技术革新。丝光机进出布单改双，可年增产值二千多万元。《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中规定奖金比例百分之一点五，能否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百多万元，不足一年新增的利税。也就是说，如同一次性投资二百多万元，以后可连续每年新增利税三百多万元，等于新增资产利润率百分之百以上。这笔账难道不会算吗?也是遵循毛主席“公私兼顾”的教导，可能取得的具体成果，但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信”字，必须使人相信，保证兑现。
其二，实行“满负荷工作法”。为此，首先要改革劳动组织，不能像现在这样，由上级指派，搞“拉郎配”。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有个马恒昌小组，团结协作，搞得有声有色，但始终未能推广其经验。据我长期观察研究，认为推广不了的原因，在于未能做到人们利益与共。我厂原上海工人群体组成，参加的成员间利益与共，容易做到团结协作。其次，工资分配收入要与企业效率直接挂钩，根据效率高低拉开各厂差距，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内部也是如此。第三，制定操作规范和业绩标准，探索科学的提高效率的方法，不断改进，收入随之可能增加，形成良性循环。
让我另举一个行业为例，具体说明，该怎么干。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下面是几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
据《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3月9日报道，“种粮大户吐槽八成设备依赖进口，这些年，挣的利润基本上都给了国外农机企业。”国产农机主要问题一是效率低，以小麦收割机为例，国产机16小时最多能收100亩，进口机则能收400多亩;二是质量差，容易坏，会误了农时。
“行业数据显示，我国农机生产企业总数超过8000家，主要产品500万台套，市场规模占全球45%以上。但多位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现代农业机械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国产农机质量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卡脖子’难题。”
这个难题怎样解决?我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统筹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学打新算盘。这种新算盘的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促使一马领先，带动万马奔腾。请看我的新算盘是如何打的。
我估计，中国因进口国外农机，每年外流利润大慨总有几百亿元。国家只需一次性拿出此数最多的十分之一，几十亿元，用以提高国内农机质量，进口替代，便可终止年复一年地向外输出巨额利益。
怎样提高国内农机质量，使之赶超国外同类产品?学习中国古代出榜招贤的方法，在媒体上具体列出某种农机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凡有能力实现者，给予重奖。奖金至少以千万元计，也可上亿。重奖之下，必有勇夫。揭榜应聘者以群体为宜，人数不限，自由组合，但需经过严格的技能等项资格检查，择其可靠者与之签定合同。面向全国包括退休的能工巧匠等各类技术人才，国内招不到，也可向国外。
现在八千多家农机生产企业中，应当还有若干家国有企业吧?选择几家各方面条件较好者，作为“种子”，将国家拨专款聘用的揭榜者群体，派去与该厂职工共同技术攻关。成功的关键是官方要守信义，不但要使派去的人相信，只要实现某种农机质量稳定达标，便能到手兑现奖金，更须给该厂职工可信和可能心动的回报。例如，他们现在月薪四、五千元左右，农机技术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后，将大幅度提高工资，万元以上。将原来送给外国人的利益留给国内企业的职工群众，使他们增加社会消费力。我这个算盘打得怎么样?
新算盘的第一步，国家统筹计划，集中力量，使“种子”厂农机与国外先进产品同质。之后，优质优价，但性价比仍将大大高于进口产品。现在“八成设备依赖进口”，国产农机达标后，进口替代，必然供不应求。
第二步是，扩大产量。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之间，有一种技术传承机制。当时，任何一家国企创造了优质高产降本增效等先进经验，其他同行厂家，只要一封介绍信，便可派人登门求教，无偿获取技术。但后来这种机制无疾而终。因为，这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物质奖励遭到否定，求教方无利可图，不愿费力去学习了。
我们对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中独有的技术传承机制，也即一马领先，能使万马奔腾的机制应当恢复，使之发挥其提高整个公有制企业效率的巨大作用。方法简单，让学习了“种子”厂先进技术的其他厂，农机产品也提高了质量后，该厂职工工资也将大增。如此，其他厂便会争先恐后地去取经。“我国现代农业机械大而不强，专而不精，国产农机质量或成为农业现代化‘卡脖子’难题，”便也迎刃而解了。
第三步。因为私企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力量分散，不可能用上述国企那样的方法，在短期内使其农机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产品质量差效率低的私企，将面临滞销固境。它的出路何在?改私为公。但这次并非行政力量干预所致，而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使然。让掌握了优质高效产品技术的国有企业，兼并劣质低效的私有企业，使之提高。国企也将有条件以较高薪酬吸引私企中的职工，择其高技能者入厂，不断壮大国企，形成良性循环。举一反三，其他行业也可照此上述方法办理，进而逐渐地使公有制企业重新占据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坦率地说，我的所谓新算盘，不过是改良主义最温和的方法，也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法，尽量减轻社会波动的影响。这种方法可能有助于遏制住社会财富分配悬殊危险地继续扩大，免使经济发展因受社会消费力疲弱影响而导致放缓和停滞，让党和政府向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目的地不停顿顺利前进。但是，面对官学两界西化派强大势力，它在实行中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慨率也很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国有企业管理机制中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从上级委任制改为民主选举制。也就是实行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中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企业集体领导。该厂的职工群众肯定比上级官僚更熟悉、更关心自己所在企业的人事情况，那些在工作中作出卓越贡献有能力者，自然会被选中。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行为倾向。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只要正确实行，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政策需要拨乱反正，恢复实行主席在建国初期那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方法，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要将维护劳动群众的权利放在第一位，以此培养劳动群众的企业主人翁思想意识，调动其工作与劳动创新精神，提高效率，复兴国有企业。
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才可能有望根除贫富悬殊和腐败严重等引发民众不满的现象，使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在衷心拥护共产党和支持实行社会主义的亿万人民群众组成的铜墙铁壁面前，美日等外敌能奈我何?没有内忧软肋，对外敌就能硬起来。
经济领导人还须学会打大算盘，能赚大钱。国企武汉印染厂一家上交国家的利税，多少家私企和外企的税收才能实现?所以，我认为引进外资，不如引进外智。引进外资，中国人才为外人所用，大钱被外人赚走了;引进外智，外国人才为中国所用，帮助我们赚大钱。因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才有财力搞好二次分配，提高社会福利，如减免民众医药和学费支出等。当然，应当先立后破，在国有企业振兴之前，引进外资有助于提高就业率，维持社会稳定。
总而言之，解决了提高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效率问题，这是主要矛盾，然后顺势而为，其它次要矛盾都可能迎刃而解。我们的理想，全民共同富裕，便能顺利而快速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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