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罢工是工业行动的传统武器,当资本急剧扩张,劳动力退出生产领域将是对其极为有效的威胁。但当经济下行,工厂面临关闭,对于即将面临裁员的工人来说,则需要变换策略。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威尔逊工党政府推动进行工长制度的改革下,以及“新左派”对于工人控制的关注,政府于1968年成立了工人控制研究所,其核心人物认为工人控制是有组织的工人对管理层特权的“侵犯”。
而如本文所述,70年保守党重新上台,大量企业选择关闭工厂时,大多都遭遇工人占领工厂的情况,迫使希斯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工业法》,这也是本恩为部分工厂提供援助促使占领工厂的工人们成立合作社的主要依靠。
随着英国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企业愈发熟悉如何解决工厂占领的策略,大多数的占领往往无疾而终,8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环境与法律的改变,这种抵抗形式受到更加全面的威胁,工人的行动变得愈发困难。
尽管作者最后认为成立工人合作社是一种有益的替代方案,但总观这十年,合作社作为占领工厂的结果,更像是本恩在那特定的几年利用《工业法》援助而来的“幸运儿”,其他的行动要么在消耗完库存的原材料后停止生产,随后默默结束,要么解散于企业的应对策略之中,使得其整体看上去像是工厂工人在裁员之前的某种例行运动,以期得到更高的裁员补偿。
即使工人成功成立合作社,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通过落后的材料与技术生产足以同其他资本在市场上相竞争的产品?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编者并未找到文中所提的“本恩合作社”后续生存情况。如果我们再往前回顾,1844年德意志西里西亚地区纺织工人占领了当地许多工厂,成立纺织工人委员会,是否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1975年8月,梅里登工人合作社的工人
巴里·布斯为一辆凯旋Bonneville摩托车安装750cc发动机
工人接管工厂之后
1970年代英国的占领运动与经济民主想象
上克莱德之后:1970年代英国的工作场所占领运动
After UCS: Workplace Occupation in Britain in the 1970s
作者:艾伦·塔克曼(Alan Tuckman)
作者单位: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
来源:《劳工史评论》(Labour History Review),2021年,第86卷第1期,第7—35页。
DOI:https://doi.org/10.3828/lhr.2021.2
关键词:工会;20世纪;合作社;劳资纠纷。
摘要:本文追溯工作场所占领这一劳工行动形式在1970年代的发展,以及另一种经济声音的出现。到19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声音最终几乎遭到压制,却留下了一种不时重新浮现的替代方案。首先,本文考察占领运动的背景,以及战后哪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促成了这种抵抗形式。随后讨论“占领”的性质、它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它与罢工和其他有组织冲突形式的区别;这些冲突都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再考察上克莱德事件之后占领行动的发展格局。本文指出,这场运动留下的思想与实践积淀,不仅包括“占领”这种劳工行动形式本身,也包括一种以工人自主管理和有益于社会的生产为基础的替代经济。
01
引言
1971年7月30日,在上克莱德造船公司(Upper Clyde Shipbuilders,简称UCS)的厂门外,联合车间工会代表委员会召集人吉米·里德(Jimmy Reid)向参加群众大会的工人和现场记者宣布:
全世界正在见证工人首次采取一种新战术。我们不是要罢工,甚至不是要举行留厂静坐罢工。我们要接管船厂,因为我们不能接受那些不露面的人、白厅里的任何一群人,或其他任何人,可以肆无忌惮地作出摧毁我们生计的决定……代表工人的车间工会代表们正在掌管这座船厂。没有我们的允许,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能进来,任何东西也不能出去。[1]
吉米·里德,1971年7月30日

1971年9月,UCS工人在格拉斯哥戈万船厂举行大会,举手支持车间代表。图片:TSPL。
不到一年,在人们尚不清楚上克莱德的留厂生产行动(work-in)能否保住任何工作岗位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约一百起以不同方式受其启发的占领行动。随后十年间,可以查到的报道涉及260多起;截至2018年,可能又增加了约70起。[2]
在上克莱德事件之后那动荡不安的十年里,占领工作场所,无论是留守占领(sit-in)还是留厂生产,都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劳工行动形式。这些行动往往与抵制关闭工作场所联系在一起,[3]在运动的鼎盛时期,又与建立工人合作社联系在一起。不过,只有少数占领行动属于这类情况,其他行动则源于围绕工资和劳动条件的纠纷不断升级。尽管如此,占领行动仍然构成了对财产关系的挑战,是提出另一种经济战略的关键,同时也预演着一种以工人自主管理为基础的社会。
本文追溯这一劳工行动形式在1970年代的发展,以及另一种经济声音的出现。到19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声音最终几乎遭到压制,却留下了一种不时重新浮现的替代方案。首先,我们需要考察占领运动的背景,以及战后哪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促成了这种抵抗形式。随后,本文讨论“占领”的性质、它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以及它与罢工和其他有组织冲突形式的区别;这些冲突都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再考察上克莱德事件之后占领行动的发展格局。
02
战后共识的瓦解?
战后的经济增长和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推动了工会发展。随着车间工会代表制度的扩展,基层工人也开始动员起来,挑战管理层。车间代表似乎既与日益高涨的斗争性、那些被称作“英国病”的未经工会正式批准的罢工相联系,也与不断增加的政治异议相联系:围绕共产党成长起来的左翼、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的工党内部的异议,以及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的发展,都属于这一背景。例如,共产党党员在上克莱德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不仅挑战了资方的管理特权,也构成了对工会既有领导层的激进反对。
到了1960年代,英国经济开始显现问题:增长虽然仍在继续,却赶不上竞争对手。作为其“技术革命的白热化”这一现代化方案的一部分,1964年上台的工党政府推动了企业合并。政府通过工业重组公司(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Corporation,简称IRC)组建了一批企业,希望它们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由五家独立船厂合并而成的上克莱德造船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对于1964—1970年威尔逊政府的政策,批评日益增加。其中一些批评凝聚在《五一宣言》和英国新左翼周围,更重要的批评则来自某些工会中新一代的左翼领导人。国有化产业也是他们关切的问题。这个“新左翼”的一项批评是:国有化保留了管理等级体系,却没有理会社会主义传统中要求工人控制的诉求。[4]工人控制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简称IWC)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批评。该研究所着眼于车间基层组织的扩张,认为工会组织扩大自身权力,意味着工人控制逐步侵入资方的管理特权。[5]
1968年,斗争的浪潮从在大学静坐的学生扩展到产业工人,占厂由此成为法国当年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占厂运动兴起时的情景再次上演,[6]法国各地的工人接管了自己的工厂。[7]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虽然承认,一场要求基层控制的国际运动正在发展,却认为在英国,“在近期,工人控制恐怕还不可能意味着‘接管’码头、矿井或工厂”。[8]这本小册子的题名来自1969年的电视电影《大火焰》(The Big Flame)。该片由吉姆·艾伦(Jim Allen)编剧、肯·洛奇(Ken Loach)执导,虚构了利物浦码头被工人接管的故事。人们相当期待工人为反对企业关闭和失业上升而采取重大行动,同时也认识到,作为“撤回劳动”的传统罢工,在这种情况下会适得其反。
1969年,GEC/AEI/EE公司的车间代表提出占厂,以抵制裁员。该公司本身也是在工业重组公司的推动下合并而成的。这一计划最初在工人大会上获得通过,但由于工人没有立即占领工厂,雇主得以动员反对力量,甚至争取到了部分车间代表的支持。人们逐渐对接管工厂的后果产生疑虑,包括占厂期间的安全和保险问题,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抵抗会对失业救济和裁员补偿方案产生什么影响。最终,GEC/AEI/EE车间代表的计划在另一次工人大会上遭到否决。[9]车间代表曾向工人控制研究所寻求建议,这次失败也引发了大量讨论。[10]这一早期案例反映了一种核心张力,后来多数抵制关厂的动员都面临着它:关厂或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一经宣布,接下来的往往是围绕工作岗位展开的讨价还价,把岗位当作商品,以争取更优厚的裁员补偿,而不是动员抵抗。与此同时,雇主也会自行组织起来,确保关厂顺利进行,并防范任何传闻中的抵抗行动。[11]
1960年代与1970年代之交,劳工斗争日趋激烈,初露端倪的占领运动正是其中的一个迹象;英国政治总体上也进入了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1970年代伊始,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政府赢得选举,最初试图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允许那些“跛脚鸭”产业自行倒闭。然而,面对或许堪称英国制造业旗舰的劳斯莱斯公司(Rolls Royce)可能破产,以及上克莱德发生的事件,希思很快作出政策上的“大转弯”,建立起国家干预工业的制度框架。这表明,占领运动既是对政治经济议程和事件的回应或防御,也在影响它们,甚至塑造它们。上克莱德的留厂生产行动不仅动员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其中包括托尼·本恩(Tony Benn)等工党政治人物,也促使政府推出产业援助计划。但它同样激起了希思内阁中正在壮大的“新右翼”,即初生的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反对。这种反对最初来自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来自职位较低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12]1974年,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延续了这种干预主义。新任工业大臣本恩得以运用希思赋予政府的权力,支持建立工人合作社。
1974年上台的威尔逊政府还承诺,就英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资格举行全民公投。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共同市场”,简称EEC,是欧盟的前身。英国在希思倡议下于1971年加入。围绕经济政策不断加深的分歧,加上公投结果,导致了内阁改组、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贷款,以及公共部门削减开支的开始。最初,这些削减被解释为满足贷款要求的临时措施;但在1979年后的撒切尔政府治下,随着“别无选择”的论调,它们越来越成为常态。
〔译者注A:原文作1971年。英国正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日期为1973年1月1日。〕
03
占领行动的性质
1969年GEC/AEI发生的事情,显示出人们对占厂行动仍有种种疑虑。不过,即使在英国,这也不是一种无人知晓的战术。1930年代,矿井里就曾发生过工人留在井下不出的罢工;[13]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14]以及1936—1937年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的法国,也出现过类似行动。[15]英国另有一些占领记录,例如汽车和自行车工业,[16]以及服装业中的行动。[17]虽然当时这种战术最常让人联想到学生占领校园,但里德显然了解留守占领的做法,所以才特意将他们的行动与之区分。短暂的“坐式罢工”或“就地停工”(downers)也曾被采用,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人中尤其常见。[18]1971年1月,也就是上克莱德留厂生产之前,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曾有工人因先前的破坏罢工行为发生争议,连续数个班次留守厂内;[19]曼彻斯特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 Siddeley)的工人也曾因裁员而采取同类行动。[20]
占领是接管工作场所,而不是离开它,因此与罢工有根本区别。它至少隐含着对财产权的挑战,而非停止出售劳动力。占领比罢工更需要组织。在留厂生产行动中,工人对生产资料实行控制并组织生产,因此可以说比留守占领更为激进。被占领的工作场所也可以成为组织活动、动员支持的基地。有时,参与者会讨论:占领是否只应向参加纠纷的工人开放,还是也应该向支持者开放。[21]某些情况下,管理层也获准进入现场。采取留守占领还是留厂生产,是实际需要决定的,并非出于意识形态选择。虽然有人认为,占领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战术,而不是工人控制的一次实验”,[22]但也可以把它视为工人自主管理的预演:工人不仅接管企业,也运用集体掌握的专业知识来经营它。不过,占领行动的差异极大,既可能只是短暂的小规模抗议,也可能是全体工人接管整个企业,继续组织生产,甚至可能组织供应链与产品销售。
占领行动,尤其是极短暂的行动,往往被报道为罢工。许多未经工会正式批准的自发罢工,至少在1980年代的立法限制劳工行动之前,都是以某种形式的占领开始的。这种“坐式罢工”或“就地停工”大多时间很短,具有过渡性质。它们通常能够通过谈判迅速解决,也可能在管理层的威胁下被压制;至少在引入投票程序之前,它们还可能是工人集体离厂罢工的前奏。但这些行动也可能发展成时间更长的占领,参与者甚至会安排轮班,全天候守住现场。[23]
本文所说的“工作场所占领”,是指至少部分参与占领者现在或过去受雇于被占领单位的行动。[24]因此,发生在福利办事处或政府部门等机构的短暂静坐抗议,如果那里并非参与者的工作场所,就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有些占领只接管工作场所的一部分,局限于食堂之类的区域,[25]或某个车间、部门。有些行动把管理层赶出了工作场所;另一些行动中,管理层却能照常履职,或只是因工人的行动感到不便。[26]
04
占领行动的发展格局
官方统计衡量的是“因劳资冲突导致的停工”,因此涵盖罢工和资方闭厂,却无法涵盖全部占领行动。对于什么算作占领、留守占领或留厂生产,也没有官方定义。另有研究者试图计算占领造成的“损失工作日”,[27]但占领可能恰好与撤回劳动相反,因此,这种数字未必有助于理解问题。同样,参与工人的人数也无法反映他们实际投入行动的程度。通常,一家企业只有少数工人积极参加占领;这一人数还可能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在旷日持久的纠纷中尤其如此。[28]这也削弱了为占领行动计算类似“劳工行动损失工作日”指标的意义。

表1:报道所见英国占领行动的发生次数,1971—1981年。左右滑动查看完整表格。
表1列出了在上克莱德留厂生产之后十年间,根据报纸报道识别出的占领行动次数。[29]从1971年至1981年的报道中,我们能够辨认出268次占领。不过,表1的一项重要信息是,抵制关厂所引发的占领只有85次。[30]1972年和1973年大量围绕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占厂,与机械制造业的全国性劳资纠纷有关。只有1975年,在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下,涉及关厂的占领行动才更多。总体来看,1975年达到高峰,此后数量下降;撒切尔政府当选后的1980年代初又有小幅回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与其只问占领如何兴起,不如问,在1980年代,许多工会组织程度很高的传统产业工厂相继关闭,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抵抗?
〔译者注B:表1的1975年分项相加为34,年度合计却印作33;逐年合计相加为267,右下角总计印作268。原文又称1975年达到高峰,但表中占领总数最多的是1972年的77次。这里是否特指反关厂行动,尚不能确定。原表数字与正文年份均照录,未擅自校改。〕
图1显示了这一时期持续超过12周的29次占领,其中包括许多最著名的事件。这些行动在1972年前后形成一次聚集,涉及机械制造业全国性纠纷及其后续影响,以及早期抵制关厂的行动。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行动发生时,上克莱德事件本身的结果尚未明朗。197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批与关厂和工人合作社有关的占领。到了1970年代后期,占领有所减少。戴夫·谢里(Dave Sherry)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数量不断下降,直到寥寥无几,这证明了运动在工党执政时期退却了多少”。[31]工党政府执政中期确实发生了变化,但其他因素也可能促成这一衰退,包括裁员补偿、资方在关厂时采取的策略,以及抵抗方式的转移。这一时期,某些抵制关厂的短暂占领仍在持续,一些围绕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行动也是如此。1970年代后期,反对医院关闭成为占领行动的新焦点。其中一些行动,例如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医院(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 Hospital)的行动,持续时间很长,通常由员工和支持者组成的联盟共同维持。

图1:持续超过12周的占领行动,1971—1982年。
图中文字对照(译者据原图整理):
医院
:E.G.A.为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医院;Hounslow为豪恩斯洛;Etwall为埃特沃尔;St Benedict为圣本笃。
工资/劳动条件
:Ruston Paxman为拉斯顿·帕克斯曼;Bason为贝森;Coles为科尔斯;Gardeners为加德纳;G.E.C.保留公司缩写。
关闭
:U.C.S.为上克莱德造船公司;B.S.C. (River Don)为英国钢铁公司顿河工厂;N.V.T. (Meridan)为NVT梅里登工厂;Sexton (Fakenham)为塞克斯顿费克纳姆工厂;Imperial Typ.为帝国打字机厂;Leadgate为利德盖特;N.V.T. (Wolverhampton)为NVT伍尔弗汉普顿工厂;Briants Col.为布赖恩特彩色印刷厂;Scottish Daily News为《苏格兰每日新闻报》;Drylands为德赖兰兹;Lawrence Scott为劳伦斯·斯科特;C.A.V. (Fazakerley)为CAV法扎克利工厂;Rolls Royce (Blantyre)为劳斯莱斯布兰太尔工厂;Meccano为麦卡诺;Robb Caledon为罗布·卡利登;Plessey (Alex)为普莱西亚历山德里亚工厂;Mc Laren Controls为麦克拉伦控制公司;Reinforced Steel Services为钢筋服务公司;Lee Jeans为李牌牛仔裤厂。
横轴
:71至82依次表示1971—1982年。
进入1980年代后,尤其是在本来可能预期会出现抵制关厂行动的撒切尔政府执政初期,占领行动的数量只略有增长,其中却有一些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32]考虑到传统产业衰退的程度,以及政府对有组织劳工更为广泛的攻势,我们或许原本会预期出现更多抵抗。但到1980年代中期,占领行动逐渐减少,罢工次数也显著下降。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占领这种行动本身受到的特定限制。
05
兴起
上克莱德的留厂生产与后来的占领行动并不相同,尽管许多行动从中获得了启发,一些工人还曾向他们咨询如何组织自己的行动。[33]上克莱德的车间代表委员会接手的是被裁工人的雇用,而非接管船厂并自行组织造船。破产接管人仍然负责上克莱德的管理,与由车间代表和白领工会代表组成的留厂生产委员会共同掌握权力。[34]上克莱德工人的主要力量,是控制船厂里那些价值可观、尚在建造中的船舶的进出。但留厂生产最重要的资源,或许还是那看似已由工人掌握的船厂控制权——它为克莱德车间代表以及更广泛的反关厂运动带来了公众关注。
10月,面对大规模裁员,伯明翰BSA摩托车厂的车间代表最初计划采取“上克莱德造船公司式的留厂生产”,[35]并向上克莱德的车间代表征询意见。工会专职干部反对这一计划,理由是“在一家完全依靠外部不断供应零部件的工厂里,很难维持留厂生产。他们指出,上克莱德船厂开始示威行动时,厂内储存着大量厚钢板和其他物料”。[36]
第一批真正受到上克莱德启发而采取行动的,是同样位于克莱德河畔、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的普莱西公司(Plessey)鱼雷厂工人。工厂开业仅一年就宣布关闭,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员工队伍被逐步裁减。最后留下的200人决定抵抗。她们占领了工厂五个月,直到厂址出售给一家开发商,对方承诺在新的工业园区提供约70个工作岗位。[37]在英国钢铁公司的顿河工厂(British Steel River Don works),占领成功扭转了人员缩减、工厂可能关闭的局面。有些占领未必继续生产,却通过阻止库存和机器运出工厂获得了力量,布里真德(Bridgend)的J.恩格尔公司(J. Engl)就是一例。[38]
占领运动初期便出现了争论:面对关厂威胁,企业要如何才能继续存在?在1972年“光辉夏日”的劳资纠纷期间,伦敦东部布赖恩特彩色印刷厂(Briant Colour Printing)继续运转印刷机,为劳工运动供应材料;[39]同时寻找新的业主,并拒绝成立工人合作社。新业主接手了一半员工,承诺业务增加后再给其余工人提供岗位。但找到新业主仅14周,工厂便再次关闭。这一次,工人无法再以占领回应。他们收到邮寄来的裁员通知,赶到工厂时,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并有保安把守。[40]
在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费希尔—本迪克斯公司(Fisher Bendix),董事会提出关厂后,工人冲进董事会会议,将董事们赶出工厂。时任工党反对派领袖、同时也是当地议员的威尔逊出面干预,安排国际房地产开发公司(International Property Development,简称IPD)收购企业,为期一个月的占厂由此结束。两年后,新业主再次关闭工厂,工人便凭借先前的经验重新占领了它。[41]
在另一次早期占厂行动中,一群工人则是在实践中逐渐走向了工人合作社。当塞克斯顿父子与埃弗拉德公司(Sexton Son and Everard)决定通过关闭费克纳姆(Fakenham)的一家小厂,来对制鞋业务进行合理化重组时,厂里的女工遭到工会的抛弃,工会转而争取裁员补偿条件。她们决定利用现有边角料制作皮包,拿到当地市场出售,以此维持生计。随后,她们向已有合作社经验的斯科特·巴德公司(Scott Bader Co.)寻求帮助,最终在附近一家工厂以合作社的形式继续生产。[42]
利兹唐卡斯特·蒙克布里奇公司(Doncaster Monkbridge)的一场工资纠纷持续了很久。其间,电工拒绝服从一名管理人员的指令,因为这名管理人员在主管人员争取加薪的罢工中当过“工贼”;电工随后进行了短暂的留守占厂。这次占领似乎只覆盖了很小一部分厂区,未能维持,很快转变为资方闭厂。[43]随着上克莱德留厂生产受到关注,这些也许原本就很常见的“就地停工”或短暂坐式罢工,也开始和较长时间的占领一起进入公众视野。
不过,占厂很快就进入了机械制造业劳资关系的主流。1971年,代表该行业各工会进行谈判的机械制造业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Unions,简称Confed),与机械制造业雇主联合会(Engineering Employers Federation,简称EEF)围绕一份“长期协议”展开谈判,最终破裂。这份协议原本要确定该行业三个工人类别——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女工——未来三年的基本工资,同时确定每周工时和休假权利。工会要求延长假期、缩短每周工时,并“向着”女性同工同酬“迈进”。1972年1月,谈判破裂:雇主联合会拒绝在每周加薪1英镑的出价上继续让步,也不肯改善其他条件。全国谈判陷入僵局后,工会联合会决定转到地方层面谈判。曼彻斯特约700名车间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在本地区各厂分别提出全国性的诉求。如果到3月27日仍得不到满足,他们便拟禁止加班、拒绝计件生产,并按章工作。一些代表提出,如果雇主以闭厂威胁来升级冲突,工人就以占厂还击。[44]此后几个月,西北地区30多家工厂发生了占领,又扩展到全国另外约20家工厂。每一起事件中,全国诉求往往与当地的不满交织在一起,继而引发闭厂威胁,而工人立即以占厂回应。
占厂的扩散曾被归因于车间代表积极推进斗争。[45]许多行动确实有以激进和左翼政治立场著称的车间代表参与,但具体的发展格局,是由南兰开夏与北威尔士机械制造业雇主协会(South Lancashire and North Wales Engineering Employers Association,简称EEA)的雇主决定的:他们实际上选择了如何逐厂应对。[46]在那些以斗争性强著称的企业,他们威胁闭厂、升级纠纷,从而激起占厂,再把责任推到激进车间代表身上。对于另一些他们认为工人可能接受条件的工厂,雇主则只提供加薪方案,有时甚至高于工会要求,却不改善工时和假期。雇主协会试图孤立激进车间代表,同时奖赏他们眼中愿意合作的人,以此分化纠纷中的工会一方。全国协议达成之后占厂重新出现的情况,为这一解释提供了证据:新的纠纷和占厂围绕对部分参与者的打击报复而起,尤其针对前一年某些持续时间最长的占领行动。牛顿勒威洛斯(Newton le Willows)的拉斯顿·帕克斯曼公司(Ruston Paxman)出现了六周的占厂,埃克尔斯(Eccles)的L.加德纳公司(L. Gardner)则出现了13周的占厂,两者都是为反对打击报复车间代表。后者在1972年未发生占厂,但此后将发挥重要作用。在贝森—帕斯科公司(Bason-Pasco),占厂一周后,执达员将工人驱离,行动转为罢工。纠纷涉及11人被裁,其他工人也认为这属于对激进分子的打击报复。[47]
06
鼎盛时期
上克莱德留厂生产不仅鼓舞了处于劳资冲突中的工人,也促使希思政府的基本政策发生变化。政府通过《1971年工业法》废除了此前推动合并的那套机构,而上克莱德、诺顿—维利尔斯—凯旋公司(Norton Villiers Triumph,简称NVT)及其他企业集团,正是借助这套机构组建的。撤回政府支持使上克莱德陷入困境,再加上劳斯莱斯的破产,构成了当时的局势。与此同时,通胀越来越被归咎于激进工会,希思遂推出工资政策加以应对。政策第一阶段先冻结工资,第二阶段允许增加1英镑加4%,一年后进入第三阶段,允许增加7%,并在通胀继续上升时发放与通胀触发点挂钩的补偿。工人和工会在初期阶段大体默许了这一政策,但通胀涨幅持续远超工资,反对也日趋强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旗下麦克拉伦控制公司(Maclaren Controls)的工人,提出的加薪要求低于第三阶段的上限,却遭管理层拒绝,于是发动罢工。四周后,他们发现机器被运走,怀疑公司打算关厂,便占领了工厂。13周后,公司终于完全接受加薪要求,但条件是裁减最多一半员工,具体仍待谈判。[48]到第三阶段末期,通胀不断触发补偿条款,管理层试图限制补偿金额,这项政策又在诺丁汉附近比斯顿(Beeston)的普莱西工厂引发占厂。[49]
希思政府政策大转弯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政策。在《1971年工业法》出台仅一年后,政府就推出《1972年工业法》,允许在“可能为任何受援助地区提供、维持或保障就业”的情况下,向产业投入公共资金(第7条)。该法还规定,在援助“符合国家利益”并且“可能有利于经济”的情况下,可在五年半内提供5.5亿英镑(第8条)。
英国摩托车工业曾居世界制造业前列,但自1960年代起,在日本的竞争下迅速衰退。剩下的三家英国公司为求生存,经历了一连串合并。[51]1971年,位于伯明翰斯莫尔希思(Small Heath)的BSA,与位于梅里登(Meriden)的凯旋公司合并。1971年7月,尽管工会有所保留,工人还是同意放弃年度生产率奖金,并接受更大范围的劳动力调动。[52]10月,面对裁员3000人和企业进入破产接管程序的威胁,留厂生产计划被放弃。最终,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扩大了1000万英镑的透支信贷额度,挽救了公司,使斯莫尔希思得以继续生产。[53]但到1973年,BSA—凯旋公司再次濒临破产,股票也已停牌。另一家幸存企业,由诺顿(Norton)和维利尔斯(Villiers)合并而成的公司,同样在进行合理化重组。不久前,它宣布关闭安多弗(Andover)的一家工厂,工人以占厂抵抗;[54]此后该公司只剩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的一家工厂。11月,伍尔弗汉普顿的工人也占领了工厂,以支持加薪要求,挑战政府的工资政策。[55]
十年来,行业内的企业不断宣称,要通过工厂合理化重组、集中生产特定车型来实现“奇迹般”的复苏;但截至1974年,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合并,已把诺顿、维利尔斯和凯旋整合在一起。按照1973年3月议定的一项政府救助计划,已经合为一家企业的NVT将关闭梅里登工厂,扩大斯莫尔希思的生产,并依据《1972年工业法》获得480万英镑。9月14日,NVT向梅里登的工会代表宣布,生产将转移到斯莫尔希思或伍尔弗汉普顿。梅里登定于1974年2月关闭,1750名工人将被裁撤。其他两家工厂也同时获知了这一计划。[56]梅里登工人立即禁止设备和摩托车外运。10月,关厂的详细计划最终公布后,工人驱逐了高级管理人员,继续生产摩托车,直到零部件耗尽、保险保障被撤销。留厂生产由此转变为持续一年多的留守占厂。

MACE档案网站的页面截图,所载为1974年1月21日播出的ATV新闻片段。画面中可见梅里登厂门前的工人、凯旋横幅和标语;右侧列出影片的年代、时长与载体信息。
画面:ATV/MACE Archive。
建立工人合作社的想法,最初由议员莱斯利·哈克菲尔德(Leslie Huckfield)和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GWU)的比尔·拉普沃思(Bill Lapworth)提出。在更早的两次占厂中,费克纳姆以及达勒姆利德盖特工程公司(Leadgate Engineering)的工人,已出于实际需要采取过这种解决办法。梅里登合作社最初计划以工人的裁员补偿金筹集约100万英镑,其余由全国募款补足。NVT“欣然”同意,因为它认为这是一种处置土地、建筑物和多余设备的办法。[57]NVT也希望结束占厂,或用它自己的说法,结束“封锁”,因为这妨碍了成品摩托车、零件、图纸和机床外运。四周后,谈判破裂:NVT不愿出现一家与斯莫尔希思竞争的工厂。11月,裁员通知发出。起初,公司告诉工业部,准备申请法院命令,收回被梅里登工人控制的资产。此时担任大臣的克里斯托弗·查塔韦(Christopher Chataway)劝阻了这一做法,双方转而拟定一项妥协方案。[58]梅里登将恢复生产,持续到1974年7月,实质上继续逐步收缩业务。同时,工人获得了须在4月之前行使的购买选择权。在这个阶段,政府援助原本要流向NVT,以斯莫尔希思和伍尔弗汉普顿两厂为中心,重组摩托车生产。梅里登工人的反对延缓了NVT落实既定计划,斯莫尔希思工人则处于缩短工时的状态。两厂工人之间的部分敌意,还源于1971年BSA裁员、斯莫尔希思工人提出留厂生产时,梅里登没有给予支持。
1974年1月,面对石油危机和矿工罢工的威胁,政府实行每周工作三天制。这本身也引起了一些“占领”:部分工人拒绝接受他们眼中的每周停工两天,照常到岗工作。原本或许已经商定,要动用NVT的部分资源,为梅里登的妥协方案提供资金,但形势变化使之终止。援助梅里登和NVT的谈判都被搁置。3月4日,工党带着设立全国企业委员会(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和扩大工业民主的政策上台。本恩将成为产业政策的设计者;他转而支持扩大工业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上克莱德经验的影响。本恩来到工业部时,梅里登合作社的方案已经放在案头。随着最新协议的有效期也即将届满,公司又威胁要申请收回资产占有权的令状。
本恩此时鼓励梅里登工人把工人合作社计划正式化,并依据《1972年工业法》提交一份独立于NVT的援助申请。此前,方案是以两家工厂为中心重组摩托车工业,第三家工厂则反对这一安排;如今,这变成了试图救助全部三家工厂的行动,招致工人怀疑,并进一步加深了工厂之间的分歧。
本恩推动迅速援助梅里登工人,为他们设立独立实体,使其能够依据《1972年工业法》获得496万英镑,独立于此前NVT得到的援助。这不仅使梅里登合作社得以成立,也使NVT能够取回机床和图纸。NVT还因此为自己的工厂和多余设备找到了现成买家,并得到一家为其生产摩托车的分包企业。

1975年3月6日,英国工业大臣托尼·本恩(中)与梅里登工人合作社、NVT的代表在伦敦贸易与工业部。图片:PA Images/Getty Images。
本恩到斯莫尔希思的NVT工厂讲话,宣布支持梅里登时,对这一计划遭遇的反对感到意外。此前,管理层一直告诉那里的工人,除了两厂方案别无选择。梅里登在大量宣传、工会和劳工运动的支持下获救,其他工人却觉得自己的工作岗位正受到威胁。NVT其他工厂的工人,尤其是斯莫尔希思工人,一直反对援助梅里登,并把工厂即将关闭归咎于它。两厂工人都曾到合作社设置纠察线。[59]伍尔弗汉普顿工人这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筹划占厂。他们的发言人说:“梅里登可以继续存在,我们这些弟兄却面临工时缩短、甚至可能被裁,在我们看来,这简直荒唐。”[60]9月初,伍尔弗汉普顿工厂关闭,工人实行了先前威胁要采取的占厂行动。在留守占厂的最初几天,他们着手实施一项“革命性”新摩托车的计划,并将希望寄托其上。尽管制造速度创下纪录,它与公司过去宣称能够带来“奇迹般”复苏的尝试一样,仍然是用现有零部件拼装而成的。[61]10月,斯莫尔希思工厂关闭,没有发生抵抗。
梅里登和NVT的经验深刻影响了本恩的看法。工人合作社让人想起工党激进主义的根源;发现这一形式,似乎也让他找到了扩大经济“社会化”的民主钥匙。[62]梅里登工人提出的工人合作社,仿佛就是答案。后来,克尔克比(Kirkby)的IPD工人也来找他,他们正在占厂抵制关厂。IPD原是费希尔—本迪克斯占厂后,在威尔逊协助下成立的。本恩建议起初持怀疑态度的车间代表也提交类似的合作社方案,以便依据《1972年工业法》获得援助。[63]
7月11日,IPD进入破产接管程序;接管人不愿留用所有员工,占厂随之开始。本恩热心支持工人的事业,并认为,鉴于威尔逊在IPD收购过程中发挥过的作用,内阁其他成员不会有太大反对。到9月2日,接管人宣布,工人坚持全部留用,因此他无法找到工厂的买家。本恩随即提供临时援助,等待工人提交具体的合作社计划。最终,本恩提交了一项依据《1972年工业法》第7条、提供略低于400万英镑拨款的方案。
第三家“本恩合作社”由比弗布鲁克报业集团(Beaverbrook newspapers)在格拉斯哥关厂后的工人建立。1974年3月18日,企业宣布将在仅12天后关闭。消息发出数小时后,各印刷工会基层分会组成的联合组织(Federated Chapels)就成立了一个人数较少的行动委员会。[64]起初,行动委员会试图吸引其他潜在业主收购工厂,尽管这里资金不足、印刷机也已过时。距离报纸停刊还有三天,比弗布鲁克宣布,工人可享有优先购买权。集团知道,这项让步可能带来正面宣传,但与其说它出于对工人的善意,不如说更主要是因为那些陈旧设备难以处置。一段时间里,部分工人留守占厂;随后,厂房大门一直锁闭了一年。[65]
合作社计划越来越成为运动的核心,贸易与工业部同意委托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一份报告认定这份报纸无法维持经营,行动委员会便将报告连同自己的批评公开,作为向工业部申请170万英镑援助的依据。为了取得政府175万英镑的贷款,即所需资金的一半,合作社必须筹集50万英镑股本或无抵押贷款,并在已经承诺的47.5万英镑之外,再筹77.5万英镑有抵押贷款。[66]筹款又花了近一年,也让他们与前工党议员、意欲跻身报业巨头行列的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产生了联系。[67]
1975年1月,在本恩援助反关厂工人的做法争议最激烈时,利顿工业公司(Litton Industries)宣布,关闭其位于英国莱斯特(Leicester)和赫尔(Hull)的帝国打字机厂(Imperial Typewriters)。消息公布后的那个周末,工会干部和当地议员,与赫尔大学的工会教育导师、工人控制研究所创办人之一托尼·托法姆(Tony Topham)共同提出一份报告,反驳公司的理由,并动员反关厂运动。[68]相比之下,莱斯特工人在一场激烈罢工后陷入分裂。一些工人攻击以亚裔为主的罢工者,因此被指责存在种族主义;当地工会也受到同样指责。[69]赫尔工人把争取支持的重点放在本恩身上。关厂前,本恩曾告诉工人要“团结在一起”,他们将其理解为占厂。公司来信通知工人,不要在2月21日关厂当天到岗。然而,当天早晨仍有一些工人聚集在厂门口,翻过围栏,打开大门。其他工人随后加入,一场持续六个月的占厂就此开始。
工人推动建立合作社,也拟定过一些方案,但挽救赫尔工厂的策略日益陷入绝境。打字机已是陈旧技术,围绕它提出的任何方案都前景渺茫;其他可能的产品也被证明不可行。厂址是向赫尔码头公司(Hull Dock Company)租用的,所有商标和知识产权也仍归利顿工业公司所有。被占领工厂外的标语牌宣称“托尼和我们在一起”,但本恩本人却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他在致托法姆的信中告诉工会:“整个官僚机器百分之百地反对你们。”[70]到头来,占厂者没有掌握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围绕是否留在欧共体的公投,也逐渐主导了政治生活,本恩是反对欧共体成员资格的主要演说者之一。当投票结果以明显多数支持英国留在共同市场后,威尔逊改组内阁,将本恩从工业部调往能源部,由埃里克·瓦利(Eric Varley)接任工业大臣。
瓦利远不如本恩那样同情占厂工人。他不断劝告任内接手处理的各处占厂者离开工厂,好让破产接管人履行职责。帝国打字机厂工人放弃了日益无望的占厂,于8月离开厂区。NVT伍尔弗汉普顿工人则继续占厂十个月,获救希望越来越小。最终,他们与NVT达成协议,完成厂内尚余的工作。针对留在伍尔弗汉普顿的1万台发动机和1100辆摩托车,NVT自己向清算人报出了20万英镑的最高收购价。
动用公共资金建立工人合作社,并没有让本恩赢得许多媒体和右翼的好感,反而把他塑造成支持违法侵害资本行为的左翼极端主义者。梅里登和《苏格兰每日新闻报》(Scottish Daily News)的计划于7月向议会公布,同时还宣布,IPD也可能采取类似行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因此接连两天发表社论。[71]与其他劳资纠纷不同,这次无法把责任推到工人自己身上。如果他们的愿望是保住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的行动甚至值得赞扬;经营工人合作社的经验,或许还会让他们体会资本主义管理者面临的困难。《电讯报》对奖励那些采取激进行动的工人持保留意见,但主要还是将此归咎于政府,尤其是从工业部拨款援助工人的本恩。1974年7月27日的社论将这一点说得更加清楚:
这类方案,总的来说似乎是在滥用纳税人的钱;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项严重而具体的反对理由。其一,它必然会鼓励工人相信,未经授权占领厂房……就是获得本恩先生聚宝盆的一张稳妥入场券……他无需诉诸议会就能做这些事的权力,来自上届保守党政府的《工业法》。[72]
《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27日
这显然是在谴责希思政府,正是它提供了开展此类政府干预的手段。这种论调把上届政府的失败,以及产生《工业法》的政策大转弯,归咎于希思。反对力量正在围绕这些“新自由主义”信念发展另一套战略:不论国家干预最初出于何种动机,都将其谴责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73]
07
新的方向
许多占厂行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往往受到政府干预支持的企业合并与合理化重组。上克莱德、NVT和GEC—EE当然如此,普莱西等公司也是如此;普莱西在不同厂址发生过多次占领。1977年3月,默西塞德郡三家工厂和诺丁汉比斯顿工厂的工人,因可能发生的裁员和关厂而占厂。[74]管理层对这场“闭厂”行动提出异议,声称它会影响裁员补偿的支付。一些工人再次占厂,[75]甚至传出消息,说有人将向工业部提交工人合作社计划。[76]
摆在公众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选择:国家干预或市场。随着干预主义越来越被指责为失败,作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追随者的撒切尔,便可以宣称,除了市场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外“别无选择”。然而,工人在抵抗关厂、裁员和合理化重组的过程中,开始提出另一种选择,其中就包括把工人合作社作为保住工作的一条途径。诚然,三家本恩合作社存在深刻问题。这些企业资金不足,本已面临关闭,处境近乎绝望,成功机会很小。某些占厂行动曾试图开发新产品,但无论NVT的新摩托车,还是帝国打字机厂的新打字机,采用的仍是英国传统的做法:重新利用现有零部件。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Lucas Aerospace)的车间代表跨厂联合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bine Committee),在反对合理化重组的运动中提出了一种更扎实的办法。这同样受到一次会面的推动:本恩还在工业部任职时,曾与联合委员会会面,建议车间代表为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拟定自己的企业计划,以挑战公司的方案。公司当时围绕军备生产进行重组,伴随着更多裁员。[77]

1970年代,卢卡斯航空航天车间代表跨厂联合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在南约克郡沃特利庄园。图片:Lucas Aerospace Combine网站。
卢卡斯长期垄断着英国汽车工业许多零部件的供应,并在1960年代进入欧洲市场。它的柴油零部件部门CAV尤其如此。1970年,CAV宣布了一项1350万英镑的扩张计划,声称将使产量提高50%,创造1100个工作岗位。[78]然而不到一年,计划就被逆转了,取而代之的是裁员,默西塞德郡法扎克利(Fazakerley)工厂尤为严重。[79]该厂与卢卡斯的一家工业设备厂共用厂址。CAV被占领后,卢卡斯工人也被迫停工。
航空航天部门的发展与柴油部门相似,只是工人之间形成了更强的协调。与劳斯莱斯一样,航空航天部门也参与了为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开发RB211发动机的项目。它原本已经计划裁员,项目取消又让它得以加速推进,在六个月内将员工人数削减19%;与此同时,通过提高生产率,产量仍得以维持。[80]
卢卡斯航空航天的裁员波及所有工厂,但其中一家被指定全部关闭,即曾经作为公司总部的威尔斯登(Willesden)工厂。当时,航空航天工人的跨厂联合委员会正在组建,尚无能力采取统一行动,抵抗只能由威尔斯登工人自行组织。经过六个月的斗争,其中可能包括占厂,管理层最终得以移走机器,把生产转移到附近一家更小的工厂。[81]
卢卡斯航空航天跨厂联合委员会第一次被动员起来,是围绕1972年机械制造业全国性纠纷中伯恩利(Burnley)的一场罢工和占厂。[82]工人提出全国诉求后,管理层只肯每周加薪50便士。工会施压一周后,管理层切断电力;联合委员会通过提供资金,支撑了一场长达五周的罢工。工人最终获得每周1.50英镑的加薪。联合委员会把巴恩斯利(Barnsley)纠纷视为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事件。此后几年,它越来越能够围绕公司战略动员行动,试图避免合理化重组使各厂彼此对立。卢卡斯、NVT及其他工人群体都曾深受这种对立之苦。委员会在这方面虽然颇有效果,却也开始质疑:在航空航天业已融入军备生产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就业究竟意味着什么?联合委员会通过调查各厂的生产能力和产品来反对裁员,考察自己能够开展哪些有价值的工作。答案在随后几年逐步成形,“替代计划”于1976年正式推出。顺着抵抗本身的逻辑走下去,正如联合委员会发言人所说,道理十分清楚:“如果一家工厂生产的东西没有需求,占领它又有什么意义?”[83]但这并不是在呼吁市场复苏,要求国家增加军备开支,以避免卢卡斯13家工厂仍面临的13500人裁员。工人转而评估自己作为生产者的技能,以及卢卡斯航空航天生产“有益于社会”的替代产品的能力。
这一计划挑战了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中导致劳动技能退化的根本机制,[84]提出了一系列对1970年代而言可谓革命性的产品,其中一些恰恰正被卢卡斯削减生产。肾脏透析机就是一例。工人还提议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混合动力车辆,以及公铁两用车;后一种车辆被实际制造出来,并在英国各地巡回展示。联合委员会不仅受到公司和政府反对,也因被视为“未经工会正式认可的组织”而遭到所属工会的反对。它的计划最终停留在未获整体实施的构想阶段。[85]

1976年7月28日,卢卡斯航空航天工人和当地组织代表在帕迪厄姆市政厅听取替代生产计划的介绍。图片:Burnley Express档案/Burnley Civic Trust。
1976年,工党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并以削减公共开支为条件获得批准。[86]那年夏天,在布莱克浦(Blackpool)举行的工党大会上,接替威尔逊出任首相的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发表了著名讲话,宣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终结,称充分就业那个“安逸的世界”已经结束。[87]
医疗服务工作者开始抵抗公共开支削减的影响。到1978年,这发展成了对工资限制的抵抗。早在1976年,针对一些被归因于政府政策的具体削减措施,抵抗就已发生。这些削减又加重了国民保健制度(NHS)自身合理化重组计划带来的问题:NHS成立时接收的一批小型地方医院和专科医院,正逐渐被地区综合医院集中提供的服务所取代。
1976年11月,伦敦尤斯顿路(Euston Road)的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医院,简称EGA,员工开始留院继续服务,以抵制医院关闭。这家由首位在英国取得资格的女医生创办的医院,全部员工都是女性,为女性提供广泛的内外科服务。这场占领掀起了留院占领和留院服务运动,到1981年至少扩展到另外九家医院;随后十年,可能又扩展到23家。[88]
制造业的占领行动无论数量还是持续时间都在下降,医院中却有两次占领——EGA和豪恩斯洛(Hounslow)的行动——持续了一年以上。不过,后者在医院关闭之后,是由当地支持者继续维持的。医院占领有一项区别于制造业的重要特点:参与者虽然要求维持或改善医疗服务,却并不直接面对裁员,因为大多数员工会被调往本地区其他地方工作。EGA与上克莱德的持续作业式占领,在几个方面具有可比性。首先,也是最主要的一点,两者的多数参与者在整个行动期间持续受雇,因此都能够维持相对较长的时间。在留院服务行动中,不涉及裁员;只要仍有病人需要照料,员工就必须继续受雇。而且,这些行动并没有真正挑战“管理权”。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它们的对抗程度不及其他占领。在留院服务中,医务人员和其他员工组织医院运转,照料病人。
EGA的留院服务形成了一种力量平衡:一方是决心抵制关闭的员工;另一方则是执意关闭医院的院方管理层、地区卫生局(area health authority,简称AHA)和卫生与社会保障部(DHSS)。一本由参加留院服务的医院员工编写的小册子解释道:
〔医院里的〕留院服务,并不是要夺走地区卫生局和卫生与社会保障部依法对医院病人、员工及医疗服务设施所承担的责任。不过,反对当局关闭医院的企图,意味着一部分控制权已经从当局手中转移到了员工手中。[89]
《让医院继续开放》
留院服务越来越成为一场更广泛运动的焦点,这场运动既反对医疗服务削减,也反对医疗照护总体上日趋非人格化。[90]运动早期获得了妇女运动的支持,也动员了工会成员和当地政治活动者;他们在医院外维持纠察线,员工则在院内继续照顾病人。

《Camerawork》第13期(1979年3月)第6页整页。上方照片记录了1978年夏发生在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医院外尤斯顿路上的静坐,画面中可见“豪恩斯洛医院占领”横幅;下方照片为伦敦布里克斯顿一场关于Villa Road占屋行动的展览。原刊页:Half Moon Photography Workshop/Four Corners Archive。
1979年5月,撒切尔出任首相。前一年,EGA最后的关闭期限将近,运动曾争取保守党的支持。保守党妇女大会通过决议,支持医院继续开放。撒切尔曾在给一名该院前病人的信中支持这场运动,称自己是“伊丽莎白·安德森医院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让医院继续开放”。[91]5月23日,政府宣布不再关院,而是拨出200万英镑,将医院“升级”为拥有40张病床的妇科单位。[92]这并未让留院服务者完全释然,他们不满的是,医院原本广泛的综合服务将缩减为狭窄的专科服务。但这一方案分化了员工和支持者,仍然足以结束持续两年多的留院服务。[93]
EGA的留院服务,是其他反对医院关闭和医疗削减运动的催化剂与范本。资源集中化政策意味着“社区医院”或“小型地方医院”服务的消失。1977年3月,当地地区卫生局宣布,将关闭豪恩斯洛的社区医院,把病人和服务转移到两英里外的西米德尔塞克斯医院(West Middlesex Hospital)。员工决定效仿EGA,开展留院服务。外部组织,尤其是当地工会理事会和各工会的支持,被整合到一个保卫委员会中。它起初的职责,只是支持正在院内留守工作的员工。行动延续到原定8月底的关闭日期之后,但与EGA不同,这次没有促使地区卫生局长期推迟关院。在后来被称为“突袭”的行动中,[94]留在医院里的21名病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转移。[95]员工被调往其他医院后,占领仍又持续了一年多。此前支持员工留院服务的保卫委员会成员,继续占据医院,直到1978年11月,把这里变成当地工会、社区和政治团体的聚会场所。13个月后,医院近期又遭遇了一场火灾;当地区卫生局承诺“资金允许时”将兴建一所新的社区医院后,占领者决定离开。[96]
在同样面临关闭威胁的另一所社区医院贝斯纳尔格林医院(Bethnal Green),支撑留院服务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压力。行动参与者曾争取当地所有全科医生的支持,请他们继续转诊;[97]而在急诊科原定关闭的那天,他们迎来了当地居民的“自发举动”:[98]二三百人前来“就诊”,实际上占据了这个科室。[99]
有些留院服务并不直接针对关院,而是抵制医疗设施更普遍的衰败。这类行动在长期住院机构尤其常见,因为员工与病人之间可能形成紧密关系。在沃金(Woking)的布鲁克伍德精神病院(Brookwood Mental Hospital),员工抱怨医院长期以来的衰落。编制人数略超过800人,实际在岗的却只有420人。[100]医院管理委员会违反了涨价之前先行协商的约定,将员工托儿所的收费从75便士提高到1.05英镑。[101]员工于是成立了由各工会代表组成的“工人委员会”,并开展留院服务。[102]
布鲁克伍德员工的部分不满,源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界限模糊。类似情况也促成了占领在另一个领域的发展:渡轮和商船队。1979年9月及1981年,当弗雷德·奥尔森航运公司(Fred. Olsen Lines)试图用成本更低的海外船员替换原船员时,“布伦海姆”号轮船(SS Blenheim)的船员占领了船只。[103]一年后,“冠达伯爵夫人”号(Cunard Countess)船员在巴巴多斯控制了轮船,以阻止船舶在方便旗下改由工资更低的船员接替操作。[104]1981年,铁行公司(P&O)的船员接管了渡轮,并威胁采取更广泛行动,反对取消利物浦—贝尔法斯特航线。最终,贝尔法斯特渡轮公司(Belfast Ferries)接手这些航线,行动才告结束。[105]
08
1970年代占领运动的意义
占领行动在1970年代普遍的经济政治动荡中兴起,以日渐强大的车间基层组织为基础。人们记得最多的,往往是工人接管工作场所、反对关闭的行动,而其主要代表,恰恰是并不典型的上克莱德留厂生产。这类行动实际上只占那个十年占领总数的少数。面对关厂,传统罢工式的“撤回劳动”会适得其反,占领是一种合理回应;它也挑战了围绕裁员补偿展开的谈判所体现的岗位商品化。不过,在冲突升级过程中,工人也广泛使用占领,往往是为了反对围绕工资和劳动条件的纠纷中,资方闭厂或扩大裁员的威胁。在曼彻斯特机械制造业纠纷中,这种升级体现了雇主驯服车间代表组织的企图。但从长远看,或许最重要的是,在企业收购合并浪潮之后,工人用占厂来反对工厂合理化重组。重组和裁员促使工人自己拟定计划;这种自主行动,成为另一种替代方案的一部分,抵抗撒切尔主义市场理性日益壮大的霸权。
占领看似是为了抵御资方、保卫工人利益,但这种防御本身就要求提出替代方案。在早期以占领反对关闭的行动中,工人必须决定所追求的结果:寻找新的雇主,还是建立由工人经营的企业。虽然只有少数案例最终建立了工人合作社,占领运动仍然与合作社的创立联系起来。塞克斯顿—埃弗拉德工人已选择了这一方案,布赖恩特彩色印刷工人则拒绝了它;而经历上克莱德之后转向支持“工人控制”的本恩,在担任工业大臣时又推动了这一方案。然而,工人发现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所有权的性质。他们往往还尝试研发,尽管通常仍围绕已经过时的产品,例如NVT最初尝试开发的新摩托车,以及帝国打字机厂工人的便携式打字机样机。卢卡斯航空航天的车间代表将这一方面推进得更远:他们把自身技能与社会需要相联系,提出了生产有益于社会的产品的计划。
因此,1970年代工作场所占领运动的核心意义,在于随着英国进一步陷入经济危机,工人试图亲自塑造政治动荡的方向和结果。这场动荡的结局虽然是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但撒切尔宣称“别无选择”,是在挑战劳工运动中正在形成的替代方案,而非陈述某种客观事实。此前反对关厂和管理特权的抵抗,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工人合作社的兴趣,并催生了替代计划。这种替代方案作为另一种霸权中的思想积淀保留下来,其中包括这样的设想:生产由集体所有、由参与生产的人自主管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则有益于社会。

1984年1月19日,正在拆除的凯旋梅里登工厂,门口仍可见Triumph字样。
摄影:ROWLAND TURNER/Geograph 1182972/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2.0。
注释
1. 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查尔斯·伍尔夫森(Charles Woolfson):《上克莱德留厂生产的政治:阶级联盟与劳动权》(The Politics of the UCS Work-In: Class Alliances and the Right to Work),伦敦,1986年,第199—200页;其他关于上克莱德的记述中也能找到这段引文。
2. 见下文表1,以及本期塔克曼的《英国的工作场所占领:1971—2019年》(“Workplace occup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71 to 2019”)。
3. 格雷戈尔·高尔(Gregor Gall):《当代英国的工作场所占领:动机、诱因、动力与结果》(“Contemporary workplace occupations in Britain: Motivations, stimuli, dynamics and outcomes”),《雇员关系》(Employee Relations),第33卷第6期,2011年,第607—623页;高尔:《占领工作场所,而非“占领运动”!》(“Occupations, not occupy!”),《资本与阶级》(Capital & Class),第42卷第3期,2018年,第393—401页。
4. 见肯·科茨(Ken Coates)、托尼·托法姆编:《工人控制:有关工人控制的文献与证言选集》(Workers’ Control: A Book of Readings and Witnesses for Workers’ Control),伦敦,1970年,第III部分。
5. 关于这一立场的阐述,见科茨、托法姆:《新工会主义:为工人控制辩护》(The New Unionism: The Case for Workers’ Control),哈蒙兹沃思,1972年。
6. 雅克·达诺斯(Jacques Danos)、马塞尔·吉布兰(Marcel Gibelin):《1936年六月:法国的阶级斗争与人民阵线》(June ’36: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彼得·马斯登(Peter Marsden)、彼得·菲什(Peter Fysh)、C.布里(C. Bourry)译,伦敦,1986年。
7. 见安德烈·霍伊尔斯(Andrée Hoyles):《想象力掌权:1968年法国的工厂占领》(Imagination in Power: The Occupation of Factories in France in 1968),诺丁汉,1973年;另见雅克·佩斯凯(Jacques Pesquet):《萨克雷的苏维埃?》(Soviets at Saclay?),伦敦,1976年。
8. 迈克尔·巴拉特·布朗、科茨:《“大火焰”与工人控制研究所是什么?》(The ‘Big Flame’ and What Is the IWC?),诺丁汉,未注明日期,原文链接,访问日期:2021年1月20日。
9. 工人控制研究所:《GEC—EE工人的接管行动》(GEC–EE Workers’ Takeover),工人控制研究所小册子系列,第17号,诺丁汉,1969年。
10. 工人控制研究所:《关于占厂问题致GEC/EE行动委员会的备忘录》,赫尔历史中心DTO档案,托尼·托法姆文书,档号DTO/6/84,1969年;团结组织(Solidarity):《利物浦GEC:失败的占厂》,《团结:争取工人控制》,第1期,1969年,访问日期:2021年1月20日。
11. 例如,见工人控制研究所:《留守占厂:雇主的反击》,《工人控制公报》,1976年,第14—16页。
12. 例如,见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自由经济与强国家:撒切尔主义的政治》(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豪恩德米尔斯,1988年。
13. 文学化的记述可见蒙塔古·斯莱特(Montagu Slater):《矿工,留在井下》(Stay Down Miner),伦敦,1936年。此类留井行动在1940年代至1990年代间仍有发生。
14. 西德尼·法恩(Sidney Fine):《坐式罢工:1936—1937年的通用汽车罢工》(Sit-Down: The General Motors Strike of 1936–1937),安娜堡,1969年。
15. 达诺斯、吉布兰:《1936年六月》。
16. 《自行车工人举行坐式罢工》,《泰晤士报》(The Times),1961年2月4日;肯·韦勒(Ken Weller):《BMC的留守占厂》,《团结:争取工人权力》,第2卷第2期,1962年,访问日期:2021年1月20日。
17. 见马克·福尔(Mark Fore):《产业斗争的策略》(Strategy for Industrial Struggle),团结组织小册子第37号,肯特郡布罗姆利。
18. 戴维·威杰里(David Widgery):《英国左翼:1956—1968年》(The Left in Britain: 1956–68),哈蒙兹沃思,1976年,第476页,提到1968年12月福特达格纳姆工厂发生过一次未见报道、持续一小时的留守占厂。他还提到,1968年8月,注塑公司(Injection Moulders)工人的留守占厂被警察驱散。同上,第474页。
19. 《“私设法庭”工厂发生留厂静坐罢工》,《泰晤士报》,1971年1月29日。
20. 《劳工研究》(Labour Research),1971年3月,第52页。
21. 关于向支持者“开放”还是“封闭”这两种不同的占领策略,见塔克曼、赫尔曼·克努森(Herman Knudsen):《1970年代英国留厂生产与留守占厂的成败:布赖恩特彩色印刷厂与帝国打字机厂》,《劳资关系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第37期,2016年,第113—139页。
22. 谢里:《占领!工人占领行动简史》(Occupy! A Short History of Workers’ Occupations),伦敦,2010年,第126页。
23. 例如,在较近的佳美航空食品公司(Gate Gourmet)事件中,行动常被称为留守占厂;但工人是在抗议性的“就地停工”之后,被锁在食堂里的。见S.阿妮塔(S. Anitha)、R.皮尔逊(R. Pearson):《罢工的女性:从格伦威克到佳美航空食品公司的南亚女工斗争与策略》(Striking Women: Struggles & Strategies of South Asian Women Workers from Grunwick to Gate Gourmet),伦敦,2018年。
24. 这包括一些由员工发起、之后由支持者继续维持的医院占领,见下文。但本文排除了学生占领,尽管其中或许也有部分教职员工参与。
25. 高尔:《抵抗衰退与裁员:当代英国工人的占领行动》,《劳动美国》(Working USA),第13卷,2010年,第112页,也指出这一点,并记述了邮政工人短暂占领单位食堂的行动。
26. 一项早期占领研究排除了上克莱德,因为管理层和破产接管人继续工作,被认为情况特殊。见梅特拉咨询公司(Metra Consulting):《留守占领分析》(An Analysis of Sit-Ins),伦敦,1972年。
27. A.J.米尔斯(A.J. Mills):《工人占领,1971—1975年:英国留守占领、留厂生产与工人合作社发展扩散的社会历史分析》,博士学位论文,达勒姆大学,1982年。
28. 下一节的数据,在持续时间已知的情况下,计入持续超过一天的占领,或许也包括持续时间超过一次换班的占领。
29. 此表依据报纸与期刊检索编制。关于研究方法的更完整说明,见本期塔克曼《英国的工作场所占领:1971—2019年》一文的引言。
30. 米尔斯关于1971—1975年的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使排除1972年机械制造业的占厂,“稍有些出人意料的结果〔仍是〕,多数占领其实起因于工资纠纷,而非裁员或关厂”。米尔斯:《工人占领,1971—1975年》,第186页。
31. 谢里:《占领!》,第127页。
32. 例如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李牌牛仔裤厂(Lee Jeans)的行动。见本期各篇文章。
33. 梅特拉的一项早期占领研究排除了上克莱德,因为“虽然上克莱德为其他一些留守占厂提供了启发和指导,但仍不应将其计入,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梅特拉咨询公司:《留守占领分析》,第2页。
34. 关于上克莱德留厂生产,见福斯特、伍尔夫森:《上克莱德留厂生产的政治》;杰克·麦吉尔(Jack McGill):《克莱德危机》(Crisis on the Clyde),伦敦,1972年;威利·汤普森(Willie Thompson)、芬利·哈特(Finlay Hart):《上克莱德留厂生产》(The UCS Work-In),伦敦,1972年;伍尔夫森:《工人阶级文化:上克莱德造船公司的留厂生产》,博士学位论文,格拉斯哥大学,1982年。
35. 《泰晤士报》,1971年10月11日。
36. 《泰晤士报》,1971年10月29日。
37. 《劳工研究》,1971年11月、1972年3月;《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1972年2月5日;《泰晤士报》,1972年1月29日。
38. 《劳工研究》,1971年12月;《社会主义工人报》,1971年11月13日。
39. 拉尔夫·达林顿(Ralph Darlington)、戴夫·利登(Dave Lyddon):《光辉夏日:1972年英国的阶级斗争》(Glorious Summer: Class Struggle in Britain, 1972),伦敦,2001年。
40. 《劳工研究》,1973年1月;科茨:《留厂生产、留守占厂与工业民主》(Work-Ins, Sit-Ins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诺丁汉,1981年;《社会主义工人报》,1973年11月24日;《布赖恩特的颜色有多红?》,《内幕》(Inside Story),第10期,1973年;另见塔克曼、克努森:《1970年代英国留厂生产与留守占厂的成败》。
41. 汤姆·克拉克(Tom Clarke):《费希尔—本迪克斯的留守占厂》(Sit-In at Fisher-Bendix),工人控制研究所小册子第42号,诺丁汉,1974年;《新的管理层?费希尔—本迪克斯占厂》(Under New Management? The Fisher Bendix Occupation),团结组织小册子第39号,伦敦,1972年;马尔科姆·马克斯(Malcolm Marks):《费希尔—本迪克斯之战》,《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73期,1974年,访问日期:2021年1月20日。
42. 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女性掌权:工人合作社的困境》(Women in Control: Dilemmas of a Workers’ Co-operative),米尔顿凯恩斯,1983年。
43. 《社会主义工人报》,1971年10月30日。
44. 格雷厄姆·查德威克(Graham Chadwick):《1972年曼彻斯特机械制造业的留守占厂》,载科茨、托法姆、巴拉特·布朗编:《工会纪事》(Trade Union Register),伦敦,1973年;塔克曼:《劳工行动与霸权:1971—1981年英国的工作场所占领》,博士学位论文,赫尔大学,1985年;格林·卡弗(Glyn Carver):《曼彻斯特:胜利还是失败?》,《社会主义工人报》,1972年;J.G.W.:《曼彻斯特的留守占厂》,《团结》(Solidarity),第7期,1972年,第8—10页;罗杰·罗斯韦尔(Roger Rosewell):《工程工人联合工会:1972年的工资斗争与左翼》,《国际社会主义》,第57期,1973年,访问日期:2021年1月20日;R.W.莎士比亚(R.W. Shakespeare)、罗纳德·克肖(Ronald Kershaw)、克利福德·韦布(Clifford Webb):《留守占厂:转向工厂谈判之后工会的新战术》,《泰晤士报》,1972年6月12日。
45. 达林顿、利登:《光辉夏日》;谢里:《占领!》。
46. 曼彻斯特机械制造业雇主协会(Manchester Engineering Employers’ Association):《机械制造业纠纷:事实》,《曼彻斯特晚报》(Manchester Evening News),1972年5月3日。
47. 《社会主义工人报》,1973年5月12日、19日。
48. 《社会主义工人报》,1973年3月23日;《工人控制公报》,1973年3月23日。
49. 《社会主义工人报》,1974年6月22日。
50. 《议会辩论记录》(Parliamentary Debates,下议院),第837卷,1972年5月22日,第1027—1036栏。
51. 芭芭拉·M.D.史密斯(Barbara M.D. Smith):《英国摩托车工业史,1945—1975年》(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otorcycle Industry 1945–1975),伯明翰,1981年。
52. 《泰晤士报》,1971年7月22日、23日。
53. 《泰晤士报》,1971年10月11日、22日、23日、28日、29日,11月2日;《社会主义工人报》,1971年11月6日。
54. 《劳工研究》,1973年6月。
55. 《社会主义工人报》,1973年11月10日、17日。
56. NVT有限公司:《梅里登:1972—1974年历史概要》(Meriden: Historical Summary 1972–1974),1974年,曾分发给议会议员,并成为乔克·布鲁斯—加迪恩(Jock Bruce-Gardyne)《梅里登:一只跛脚鸭的奥德赛——政府干预摩托车工业研究……钱是怎么花的》的基础;肯·弗利特(Ken Fleet):《凯旋梅里登》,载K.科茨编:《新工人合作社》(The New Worker Co-operatives),诺丁汉,1976年,第88—108页。
57. NVT有限公司:《梅里登》,第10页。
58. NVT有限公司:《梅里登》,第15页。
59. 《卫报》(Guardian),1975年7月17日。
60. 《泰晤士报》,1975年7月17日。
61. 《论坛报》(Tribune),1975年9月12日。
62. 见本恩:《工党的产业纲领》,载克里斯·马林(Chris Mullin)编:《为社会主义辩护》(Arguments for Socialism),哈蒙兹沃思,1979年,第47—73页。
63. 罗恩·麦凯(Ron McKay)、布赖恩·巴尔(Brian Barr):《〈苏格兰每日新闻报〉的故事》,爱丁堡,1976年;托尼·埃克尔斯(Tony Eccles):《新的管理层:英国最大工人合作社的故事及其成败》(Under New Management: The Story of Britain’s Largest Worker Co-operative. Its Successes and Failures),伦敦,1981年。
64. A.麦基(A. Mackie):《苏格兰每日新闻报》,载科茨:《新工人合作社》,第110页。
65. 麦基在第128页暗示,留守占厂贯穿了整个纠纷期间;但他也说,在合作社能够取得占有权之前,“进入厂房的事宜经过了谈判”。行动委员会似乎占据着厂门旁一间木屋,能够从那里阻止设备外运,并在那里开会。《劳工研究》1974年9月号则称,占领厂房一直持续到政府于7月宣布贷款。
66. 麦基:《苏格兰每日新闻报》,第122页。
67. 关于这一关系,见阿利斯特·布莱思(Alister Blyth)、弗雷德·西利托(Fred Sillitto):《苏格兰每日新闻报:工人仍然掌握控制权》,《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1975年9月28日;阿利斯特·麦基(Allister Mackie):《来信:麦克斯韦先生与苏格兰每日新闻报》,《星期日泰晤士报》,1975年10月5日。
68. 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赫尔帝国打字机厂面临关闭:争取政府援助以维持生产,及/或建立合作社取得工厂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理由——初步声明》,赫尔历史中心DTO档案,托尼·托法姆文书,1975年1月20日;后由工人控制研究所以《帝国打字机厂为何不能关闭:工会行动委员会的初步社会审计》(Why Imperial Typewriters Must Not Close)为题出版,诺丁汉,1975年。
69. 马拉·敦迪(Mala Dhondy):《帝国打字机厂的罢工》,《今日种族》(Race Today),1974年7月。随后,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第5区〔中部地区〕关于该纠纷的调查报告也谴责了工会内部的种族主义。见《莱斯特帝国打字机有限公司所发生纠纷之情况及原因调查报告》,伯明翰,1974年。
70. 本恩致托法姆的信,赫尔历史中心DTO档案,托尼·托法姆文书,1975年3月17日。
71. 《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26日、27日。
72. 《每日电讯报》,1974年7月27日。
73. 当然,这植根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经典论述《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伦敦,1944年。另见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没有政治的参与:市场性质及作用分析》,霍巴特特别论文第62号,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5年4月,第30页。
74. 《泰晤士报》,1977年3月3日、11日、15日;《卫报》,1977年3月10日。
75. 《卫报》,1977年5月26日。
76. 《劳工研究》,1977年5月。
77. 该计划的节本以《卢卡斯:一份替代计划》(Lucas: An Alternative Plan)为题出版,工人控制研究所小册子第54号,诺丁汉,1978年;另见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戴夫·埃利奥特(Dave Elliott):《卢卡斯计划: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工会主义?》(The Lucas Plan: A New Trade Unionism in the Making?),伦敦,1982年;亦可参见较近的影片《计划》(The Plan),影片网站,访问日期:2021年1月20日。
78. CIS:《卢卡斯走向何方?》,反报告第12号,未注明日期,第3页。
79. CIS:《卢卡斯》,第26页;《泰晤士报》1972年10月4日称,实施了150人的裁员。
80. CIS:《卢卡斯》,第42页;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第24次工厂年度调查,截至1971年7月31日的财政年度》(Twenty Fourth Annual Survey of Factories, Financial Year to 31 July 1971),引自温赖特、埃利奥特:《卢卡斯计划》,第22页。
81. 温赖特、埃利奥特:《卢卡斯计划》,第52页。在该页,事件只被称为“抵抗”,但后文第75页则称之为“威尔斯登占厂”。在所查阅的报纸中,没有找到占厂报道。不过,当时担任厂内TASS工会组织召集人的迈克·库利(Mike Cooley),后来在追溯卢卡斯计划的起源时谈到过占厂。见其《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与可能性:设计与生产的关系》,《建成环境的生产:第一届巴特莱特暑期学校论文集》,1979年,第1卷,第94页。
82. 温赖特、埃利奥特:《卢卡斯计划》,第64—69页;《泰晤士报》,1972年8月14日、8月22日、9月9日。
83. 库利语,引自《卫报》,1976年1月23日。
84. 见库利:《建筑师还是蜜蜂?人与技术的关系》(Architect or Bee? The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斯劳,1980年。
85. 卢卡斯航空航天车间代表跨厂联合委员会:《背叛日记:联合委员会争取实施替代计划的详细记录》(Diary of Betrayal: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ombine’s Efforts to Get the Alternative Plan Implemented),伦敦,1982年;同一委员会:《民主对抗推诺衷门》(Democracy versus the Circumlocution Office),工人控制研究所小册子第65号,诺丁汉,1979年。
73. 当然,这植根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经典论述《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伦敦,1944年。另见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没有政治的参与:市场性质及作用分析》,霍巴特特别论文第62号,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5年4月,第30页。
74. 《泰晤士报》,1977年3月3日、11日、15日;《卫报》,1977年3月10日。
75. 《卫报》,1977年5月26日。
76. 《劳工研究》,1977年5月。
77. 该计划的节本以《卢卡斯:一份替代计划》(Lucas: An Alternative Plan)为题出版,工人控制研究所小册子第54号,诺丁汉,1978年;另见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戴夫·埃利奥特(Dave Elliott):《卢卡斯计划: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工会主义?》(The Lucas Plan: A New Trade Unionism in the Making?),伦敦,1982年;亦可参见较近的影片《计划》(The Plan),影片网站,访问日期:2021年1月20日。
78. CIS:《卢卡斯走向何方?》,反报告第12号,未注明日期,第3页。
79. CIS:《卢卡斯》,第26页;《泰晤士报》1972年10月4日称,实施了150人的裁员。
80. CIS:《卢卡斯》,第42页;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第24次工厂年度调查,截至1971年7月31日的财政年度》(Twenty Fourth Annual Survey of Factories, Financial Year to 31 July 1971),引自温赖特、埃利奥特:《卢卡斯计划》,第22页。
81. 温赖特、埃利奥特:《卢卡斯计划》,第52页。在该页,事件只被称为“抵抗”,但后文第75页则称之为“威尔斯登占厂”。在所查阅的报纸中,没有找到占厂报道。不过,当时担任厂内TASS工会组织召集人的迈克·库利(Mike Cooley),后来在追溯卢卡斯计划的起源时谈到过占厂。见其《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与可能性:设计与生产的关系》,《建成环境的生产:第一届巴特莱特暑期学校论文集》,1979年,第1卷,第94页。
82. 温赖特、埃利奥特:《卢卡斯计划》,第64—69页;《泰晤士报》,1972年8月14日、8月22日、9月9日。
83. 库利语,引自《卫报》,1976年1月23日。
84. 见库利:《建筑师还是蜜蜂?人与技术的关系》(Architect or Bee? The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斯劳,1980年。
85. 卢卡斯航空航天车间代表跨厂联合委员会:《背叛日记:联合委员会争取实施替代计划的详细记录》(Diary of Betrayal: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ombine’s Efforts to Get the Alternative Plan Implemented),伦敦,1982年;同一委员会:《民主对抗推诺衷门》(Democracy versus the Circumlocution Office),工人控制研究所小册子第65号,诺丁汉,1979年。
来源:引風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