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6日，双佰论坛在京举办了题为“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战略——对一球两制新格局的思考”的研讨会，在京30多位学者参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朝龙教授做主题发言，还有多位学者也做了重点发言(这些重点发言本公众号近期也将刊发)。
宋朝龙教授的报告围绕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展开，核心观点可概括如下：
(一)金融资本的形成。金融资本并非单纯的银行资本、借贷资本或虚拟资本，而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以银行为枢纽相互融合而成的总资本的具体形式、自为形式。它从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生产、价值关系、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中生长起来，从商品、货币、资本、资本形式的分化和融合中产生，是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又反过来支配市场经济的总资本形式。
金融资本不仅控制生产、流通和信用，还支配不动产、公共信用(国债)、货币发行、公共部门、暴力机器以及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生产。金融资本是控制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实体、主体、本体。
(二)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包含三个方面：生产性积累、剥夺性积累以及剥夺性积累日益支配生产性积累的趋势。金融资本具有生产性积累与剥夺性积累的二重逻辑，其通过"实体资本虚拟化、虚拟资本实体化"制造庞大泡沫，以剥夺性积累支配生产性积累。金融资本在局部上达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但在整体上又通过局部的组织性加剧了整个体系的无政府性。
(三)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发生机制。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使制造业成本增加、工薪阶层贫困化、底层民众赤贫化、所谓无用阶级日益膨胀，使公共权力沦为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从而导致福利体系的危机、公共财政危机以及主权信用危机等等危机。
(四)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因争夺原料、市场、资本输出和转嫁危机的内在需求，必然走向帝国主义与战争。二战后，美日欧建立新型金融资本帝国，以"主权平等"和"普世价值"为幌子，以执行世界警察权、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名义推行霸权统治。随着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所造成的内外危机日益深化，金融资本帝国正日益与极右翼结合，与种族主义、纳粹势力、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走向赤裸裸的军事殖民。
(五)社会主义的产生、制度优势与应对策略。打破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需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推进革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与民主革命、民族独立运动相结合，需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破除金融资本作为总资本的主导地位，需要实现土地国有化、银行国有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国有化，需要民主集中制，需要以单一制、集中制、民主制政权取代自由主义宪政国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遏制资本的野蛮生长，把资本规范在生产性积累的轨道内，避免资本向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积累方向的发展，避免资本从具体的职能资本向总资本的方向发展，避免资本向形成有能力控制政权的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金融资本帝国日益向极右翼种族主义、新纳粹帝国发展的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坚持、发挥和巩固其制度优势，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应当以其制度优势，在推动产业链革新上引领人类发展前景;应在全球南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应与金融资本帝国内部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宋老师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金融资本的形成
要理解当今时代的帝国主义，最核心的概念是金融资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理论致力于揭示金融资本这一有机整体的形成机制。
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为分析金融资本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资本主义建立在工厂劳动之上。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劳动发展史从分工的形式来看有三个阶段：
一是由私人组织的私人劳动，二是由私人组织的社会劳动，三是由社会组织的社会劳动。
在第一个阶段，血缘共同体同时是生产共同体。无论是氏族，还是从氏族部落转化而来的农村公社等，都既完成生命的生产，又完成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经济解体之后，工厂劳动取代血缘共同体的劳动、取代家庭劳动是所谓"现代化"的社会根基。血缘共同体不再组织生产，工厂劳动成为由私人为社会而组织的劳动。家庭劳动生产的产品是多样而少量的，工厂劳动生产的产品则是单一而大量的。生产不是个体自足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对自身无用，必须找到消费者。可见，商品经济蕴含着劳动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每个工厂都必须完成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飞跃。
为了解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商品必须向货币转化。在商品向货币的转化中，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其中，商品代表劳动的私人性，代表特殊财富，货币则成为专门代表劳动社会性的一般财富，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变成社会财富的一般符号。
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是"中介飞跃为主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运用这一思想，描述了货币从交换媒介飞跃为主体的过程。货币自身也具有矛盾，货币在质上具有无限性(可转化为任何东西)，在量上却有限，这一矛盾推动人们不断积累、追逐货币。当货币被投入流通以获取更多货币时，它就转化为资本。
为了完成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职能，即生产、流通和信用调节，资本自身也要分化为三种资本形式：
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
这三种资本形式不是并列的，而是顺次提升的关系：产业资本行使的流通环节集中起来产生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需完成的货币业务(货币的收发、储存、兑换等)集中起来形成货币经营业;货币经营业与信用制度结合，便产生了银行。信用包括消费信用、流动资本信用、固定资本信用等，后来还发展出股票发行业务，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买卖，推动了信用向更远离生产的领域发展。除了私人信用，围绕着国债制度的公共信用也发展起来了。
在历史发展中，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这三种资本形式都会从自由竞争走向集中、垄断，形成产业垄断、商业垄断和银行垄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银行资本如何在形式上确立对其他资本的统治地位。在垄断基础上，各资本形式进一步以大银行资本为纽带互相融合，形成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概念最先由希法亭提出。
列宁在描述银行由信用中介者变成统治者时，再次使用中介飞跃为主体的思想，制定了科学的金融资本概念。金融资本既不是单纯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或银行资本，又同时是这三者，它是以银行为枢纽主动组织起来的总资本，是总资本的独特形式、自为形式、实体形式。
二、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
在自发的制度环境中，金融资本必然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商品和货币的对立、货币和资本的对立、一般中小职能资本和总资本的对立中产生。金融资本一旦从社会中产生，就反过来成为控制社会、支配政治国家和全球化的主体、实体。马克思的政论文章(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清晰揭示了金融贵族作为金融资本的人格化，与土地贵族一起，成为英法社会的真正支配者。
金融资本能够支配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还能够有组织地控制不动产，支配公共信用。金融资本融合土地贵族，将对地产的控制变为经济权力。不动产包括商业地产、港口、码头、矿山、航道乃至太空，只有大金融资本才有能力经营这些不动产，试图分割控制地球。金融资本还能够经营和操控国债，通过国债制度使国家成为其债务人，使政府越来越依赖国债，进而控制财政税收和国家政权。马克思曾多次指出，在自由主义的共和国中，政府会让渡给金融资本，真正属于公民的只有国债。
金融资本还支配货币发行权。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英格兰银行，今天的美联储表面上是公共部门，实际上是私有的中央银行，独立于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之外，按照金融资本的总体利益决定货币政策。在自由主义"小政府"理念下，金融资本逐步控制公共部门，实质性的公共职能，包括医疗、教育、军工、知识生产等领域，都被让渡给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还控制着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生产。金融资本在上升时期生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知识体系本身也不是中性的，而是金融资本的法权体现，掩盖了金融资本的运行逻辑和积累方式。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度危机时期，金融资本会脱去自由主义的外衣，转而和极右翼保守主义相结合。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些历史学家(如布罗代尔、阿瑞基)描述了早期金融资本支配下世界经济的演化史。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资本主义的起源即金融资本的起源，意大利中世纪末期城市国家的大货币垄断资本已经控制了制造业、商业、银行信用、财政税收和暴力机器，形成了总资本的形态。中世纪后期，西方的贵族共和制、城市国家等分散的政治共同体为金融资本的崛起提供了制度环境。
三、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金融资本是支配世界体系的本体、主体、实体，帝国主义则是金融资本的必然统治形式。帝国主义不是金融资本主义采取的偶然的、可以调整的政策，帝国主义也不是金融资本的一个阶段，而是必然长在金融资本身上的外壳，就像龟必然长出龟壳一样。
金融资本具有发动战争的内在动因：控制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借贷与货币发行、财政税收;防止对手建立霸权;转嫁危机、安抚底层民众。
金融资本与战争的关系使其必然走向帝国主义。考茨基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工业国力图兼并农业国以获取原料的政策取向，认为自由贸易可以取代战争。卢森堡认为金融资本需要战争主要是因为需要市场来出卖商品。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把资本主义推进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阶段，并从中引出改良主义。
列宁批判了这些观点，指出金融资本兼并的对象不只是农业国，也包括弱小的工业国;其兴趣不限于原料，还包括他国的工厂、地产、财政等;金融资本的“组织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寄生和腐朽。金融资本使用战争手段绝非偶然，而是其生命基因所决定的必然。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必然走向战争，局部的战争必然走向总体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列宁的科学论断。
二战后，金融资本帝国经历了形式变迁。二战前，金融资本帝国表现为英、法、德等国的殖民主义。美国则一直主张建立新型金融资本帝国，即消除旧殖民主义，在形式上的民族平等、国际法和主权国家体系基础上，实现金融资本的实际统治。一战时威尔逊也提出民族自决权，但未实现;二战后罗斯福有条件地建立了这一体系，杜鲁门时期则将社会主义国家排挤出去，建立了美日欧联合的、全球规模的新型金融资本帝国。
这一帝国的特点是：在法律上承认国家主权平等，但要求金融资本的触角能自由进入各国经济;若被阻挡，便以武力进行干预。战后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协调了美日欧之间的关系，避免了旧殖民帝国时期因分割地球导致的频繁战争，从而能更有力地对付第三世界国家，也降低了第三世界国家反抗的烈度。金融资本帝国还引领了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催生大量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进行变革。在这一背景下，金融资本帝国推动和诱发了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一度一统天下。金融资本帝国以自由主义、普世主义价值观为意识形态旗帜，宣称自身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的灯塔，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颜色革命。
四、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发生机制
金融资本帝国曾经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标志着战后金融资本帝国的新阶段的到来。要理解金融资本帝国的危机，必须回到金融资本的二重性上：一方面，资本具有生产性积累的逻辑，在资本积累的私人利益中包含着其推动分工发展、劳动社会化、科技进步、流通革命、信用革命和全球化的一面;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具有剥夺性积累的逻辑。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隐藏在所谓公平竞争和价格机制之中。马克思指出，"在价格中隐含着社会关系的一切秘密"。金融资本看似以等价交换实现交易，实际通过价格机制控制社会，将垄断利润、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科技寻租等加入价格。
在攫取垄断利润基础上，金融资本还创造了独有的积累形式：实体资本的虚拟化和虚拟资本的实体化。金融资本将现实资本转化为股票、证券等虚拟资本，又把虚拟资本转化为其坚实的财富所有权。虚拟资本的价格等于预期收益除以利息率(即用以分红的垄断利润乘以利息率的倒数)，从而金融资本的财富就以指数方式膨胀。
虚拟资本真正的持有者、支配者是金融贵族，虚拟资本对生产阶级而言是虚拟的，而对金融贵族集团而言是实在的，虚拟资本的价格是金融贵族的财富、地位、信用能力的保障，它可以以一定的涨落来进行投机，但从总体上不能崩溃，因为金融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系于此。虚拟资本的价格不能陷入正反馈的崩溃机制，而要像“实体”一样维持住，这就是金融贵族支配下虚拟资本实体化的逻辑。
为维持虚拟资本实体化的积累逻辑，金融资本一方面推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以新的资源开发、新的投资部门建立等方式推动股价上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收割财富：制造战争或危机促使资本回流，通过房贷、学贷、车贷转移中产阶级财富、印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等。
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无法克服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逻辑，他们认可大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前提，只能在涓滴理论基础上搞改良，结果税负压在中产阶级上层，福利体系难以为继，艰难罢工取得的些许成果很容易就被通货膨胀卷走。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财富在一极集中、贫困在另一极集中，产生日益庞大的寄生阶层和为之服务的新仆役阶级，造成底层流氓无产阶级和革命无产阶级的分化。当科技进步无法提供新的利润来源，可供剥夺的对象(中产阶级、第三世界国家)已被榨尽，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各种手段都用尽时，金融资本便求助于更反动的手段。
上层的流氓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与底层的流氓无产阶级在危机中可以结合，以种族主义口号实现内病外治，既蛊惑底层民众，同时保护社会上层利益。今天极右势力是西方最活跃的势力，它推动金融资本帝国向新纳粹帝国转移和转化，重新暴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暴力的赤裸裸的结合。当下的危机不是一般的金融危机、商业危机、周期性危机，而是从金融资本的制度本体中产生的危机。特朗普现象并非与其个人素质相关，而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特朗普主义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导向同一方向——金融资本帝国向更反动的方向演化。
五、社会主义的应对与制度优势
在帝国主义体系下，革命中心转移到后发国家。金融资本的主导性积累逻辑是剥夺性积累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剥夺剥夺者"，但金融资本在核心国家相对强大，在发达国家内部很难实施剥夺，列宁提出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率先革命。帝国主义体系是阻碍后发国家历史进步的重要障碍。后发国家的革命只有与民主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建立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国家机器，才能确立和巩固政权。
在所有制结构上，社会主义要求实行银行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战略产业国有化，使金融资本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根基不复存在，在公有制基础上推动现代化。斯大林模式未充分利用中小资本及大资本的生产性积累的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商品、货币和独立经营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存在，甚至小银行也可以存在，但绝不能允许产业、商业、银行资本自由地实现垄断融合，不能允许资本上升为支配一切的总资本。社会主义制度的意义就在于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守住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的底线，通过公有的金融机构、土地制度、战略产业、公共事业、教育机构等，使大货币资本不能自由地生成作为总资本的金融资本，从而避免剥夺性积累支配市场经济，这样才能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在政权结构上，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是实行单一制、集中制、民主制的政权，以取代自由主义宪政国家。自由主义宪政国家名为所有公民之间的共和，实为金融贵族之间的共和、分权。自由主义宪政国家的制度设计，最方便金融贵族操纵公共权力和暴力机器;其"最小国家"理念实质是压制社会“公意”，防止“公意”与政权的结合，限制民主。西方历史传统缺乏单一制、集中制政权，而中国古代便有这一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基础上再造了单一制、集中制的政权，并用民主制改造和巩固了这一政权。单一制、集中制、民主制政权最明显的成就是民族融合。中国不需要提民族自决权，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古代郡县制、改土归流等就能实现各民族成员向国家成员的平等转化，因而成为推动民族融合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的反腐败也不靠西方司法独立，而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主权统一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行政、监察的分工制约来推动自我革命;这一点也和中国古代集中制、单一制国家的自我治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一球两制"的博弈，可以做更久远的历史追溯。在帝国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也走向新阶段，具有新的制度使命。如果接受西方知识体系，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是落后之物，那是极其危险的。西方制度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从更进一步的发展看已显落后。西方自由主义宪政之下走向剥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的金融资本帝国，其真正焦虑的是共产党领导下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对西方的诊断，经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并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相结合，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是新型现代化模式，而且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能引领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来支撑。
应对西方金融资本帝国的挑战，有许多战略和策略层面的问题可以讨论，但最根本的是要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正是从对金融贵族、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的批判否定中诞生出来的先进思想体系和先进制度体系。
*作者宋朝龙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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