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今年第二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在“全球贸易失衡、中国出口模式”这个核心议题上，出现了相当明显的“19比1”局面，可以说，中国在这个议题上受到罕见的孤立。
中方出席本次会议的主要是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这次没有亲自出席，而是由副部长廖岷率团。相比之下，今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蓝佛安本人是出席了的，廖岷当时陪同参加。
廖岷在会议期间与美国、英国、欧盟、印度、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沙特等代表都进行了双边会见或交流。
本次G20会议的主席是东道国财长贝森特。
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宣言或联合公报，只是由贝森特发表了一份《20国集团主席声明》。《声明》内容共17段，没有点名中国，但在文件的最后脚注中称：“除中国外，出席会议的所有二十国集团成员均同意该声明，中国反对第 4、10、11 和 13 段。”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前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他认为，中国经济国内需求不足，却拥有大约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美国提高关税以后，中国商品更多转向欧洲、拉美等其他市场，因此其他G20国家也必须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会议最后出现了非常罕见的局面：其他19个成员基本接受美国提出的关于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则，而中国成为唯一的反对者。
贝森特会后明确说，19位财长认同有关原则，中国是“唯一异议者”。争议措辞包括：要减少导致全球失衡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反对长期依靠大量廉价出口维持增长，关注巨额经常账户和贸易顺差，关注关键矿产和供应链，要求顺差国和逆差国共同采取措施纠正失衡。
中国不同意，因此G20最终没有形成20国共同公报，美国只能以主席国身份发表“主席声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正式主席声明也证实会议未能形成通常意义上的共同公报。
过去美国抱怨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欧洲未必愿意完全跟随美国。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用高关税筑起贸易壁垒，一部分中国出口转向欧洲和其他市场，如欧洲、拉美以及其他制造业国家开始直接承受中国出口竞争压力。
所以贝森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论点：美国市场已经加强保护，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不会因此消失，而会转向其他国家。因此美国与欧洲在“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上的利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路透社在会前报道，各国对于全球失衡的具体措辞仍有分歧，但许多G20成员确实认同中国对全球失衡具有重要影响。
9月2日，中国外交部作出了正式回应。中方承认各方存在明显分歧，并对会议没有发表共同公报表示遗憾，但强调G20应该遵循“协商一致、平等参与”原则，客观、公正和平衡地讨论全球经济问题，而不能把全球失衡简单归咎于中国。
真正值得中国警惕的是，美国第一次比较成功地把“中国经济失衡”从中美双边争端变成了一个多边议题。连德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等与美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国家，也愿意在“中国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上站到美国一边。这可能是这次G20会议最值得中国警惕的信号。
欧洲，尤其德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很现实：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机械、化工、光伏、电池等产品不仅进入欧洲，而且越来越多地与欧洲自己的优势制造业直接竞争。
2025年中国对欧盟商品贸易顺差已经达到约3606亿欧元，同比增加15%;今年压力还在上升。路透社特别指出，中国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23.9%，而美国提高关税以后，中国商品向其他市场转移的压力更加明显。
这意味着德国面对的不再只是“中国商品便宜，德国消费者受益。” 而越来越变成：“中国商品便宜，但德国汽车、机械、化工企业怎么办?”
美国财长贝森特抓住的正是这个变化。他说，美国提高关税以后，中国过剩商品会流向其他市场。现在看来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
因此，德国支持要求中国扩大内需、减少出口依赖，并不等于德国接受特朗普的整个对华战略。事实上德国财长同时公开批评美国的关税政策，认为美国制造的贸易冲突本身也在破坏信心、拖累增长。英国也明确表示仍将保持与中国务实的贸易关系。
所以欧洲的立场实际上是：既反对中国过剩产能冲击欧洲，也反对特朗普无限制使用关税。
日本的情况更加特殊。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在G20会议上专门提出，中国对关键矿产实施任意出口限制正在伤害全球经济。
结果，这个观点进入了最终的G20主席声明：各国应避免不必要的出口限制，以确保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
如果中国利用稀土、关键矿产出口许可作为对美国的反制工具，那么日本、韩国和欧洲企业即使不是美国企业，也可能受到波及。于是出现一个对中国不利的副作用：中国本来用稀土制约美国，第三国企业也受到影响，它们开始支持美国要求限制这种做法。因此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并不奇怪。
韩国面临的问题与德国很相似，但可能更加严重。
过去中韩产业关系有相当强的互补性：韩国提供高端零部件、设备、材料，中国加工制造，出口世界。现在越来越变成：中国自己生产电池、汽车、显示器、造船、钢铁、化工、半导体，与韩国直接竞争。所以“中国制造业升级”对韩国而言既是市场机会，也是越来越强的产业竞争压力。
这意味着韩国并不需要完全认同特朗普的“中国威胁论”，也有自身理由要求中国减少补贴造成的产能失衡。
印度希望自己成为“中国+1”供应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果大量中国廉价工业品进入印度，印度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就业增长、“印度制造”、产业升级等，都会受到压力。因此印度与中国的利益结构非常复杂：印度需要中国的机器、零部件和资本品，却又不希望印度制造业永远被中国制造业压制。
所以要求中国减少“非市场政策”和过度依靠出口，对印度并没有明显坏处。
如果只有美国、日本、德国支持这一说法，中国完全可以解释为：西方发达国家联合遏制中国。但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等也没有跟中国一起反对，这个政治意义就不同了。
原因还是产业竞争。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长期建立在中国是投资者，是基础设施建设者和最大商品购买者之一。但是随着中国制造能力不断扩大，关系中又增加了另外一个角色：中国是本国产业的竞争者。
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大的战略优势之一是：中国和美国发生贸易摩擦时，欧洲和全球南方未必站在美国一边。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把问题重新定义成：不是美国要阻止中国发展，而是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制造能力正在影响所有工业国家。
如果这个叙事最终被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甚至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接受，那么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就会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从“美国单独筑墙”转变为“主要市场分别筑墙”。这比美国单独对中国加100%关税，对中国出口型制造业的长期影响可能大得多。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一次如此清楚地面临“多国共同要求再平衡”的压力。这恐怕比“19比1”这个标题本身更加值得关注。
(原创首发，作者系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供稿并修订：肖志夫;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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